1999年，我交了北京大学“培养费“？还是被讹诈勒索了？

1999年，我交了北京大学“培养费“？还是被讹诈勒索了？
王利民
2016年1月17日

2014年，因为家庭的悲痛事，我在网上提到了1999年我要交北京大学两万二千元人民币
作为四年本科（每年2500元）、三年研究生（每年4000元）“培养费”的事。此时，才
突然意识到，我很可能当年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几个老师讹诈勒索了。

1999年春夏，我接到了美国伦斯勒工学院的录取和全额奖学金通知。在随后的出国手续
办理时，先好像是听同学说（抑或是在实验室里偶尔听说）要交培养费才能出国。到管
理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成绩单的彭燕（女，当年50来岁的样子，体型较高偏瘦）桌边，
我第一次正式被直接告知，需要交如上所述的培养费才能办理最终的成绩单和开启出国
手续。当时，管理本科生成绩单的孟玉平（女，当年也是50来岁的样子，体型稍矮较胖
，与彭燕是在同一个办公室，位于老生物楼的二楼楼梯口）似乎也在旁声明是这么回事
。我在与要出国的同班同学偶尔交谈中，问到交培养费的事，他们却说没有交培养费一
事，我当时还以为同学是在涮我呢。到1999年的6、7月份的某天午饭时，反正天气比较
热了，我在46楼的宿舍，接到46楼值班室的喊话，要我到值班室接电话。电话里，彭燕
叫我赶紧去交培养费，地点是在未名湖岸边的那“德、才、均、备”四斋里的一个，但
却称没有必要告知我具体办公机构或房间号，只称对方正在等着我，去了就是。具体是
哪个斋，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是依稀记得是靠近博雅塔那一端的两个斋中的一个，面
对着未名湖的尾巴。我就匆忙骑自行车过去，进去楼里，冷清清的。来回在一楼二楼转
两圈，只见到一楼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人。这个小房间是在楼道往里走的那一侧，
紧挨第一排楼梯，只有一个办工桌，非常狭小，并且门处没有任何机构牌匾，里面也没
见有频繁办公的文书迹样。当时，这个男的还站在办公桌旁，扭头向窗，窗外没啥动静
，我瞧不见他脸。我就问，请问这是交培养费的办公室吗？他转过头来，说是。他当年
年纪看似四十来岁，约一米七的个头，体型看似健实。我就掏出两万二千元现金，他数
了之后，仅说数目对了。我说，没有收据吗？他说，不用收据，他会告诉彭燕的。我不
行，他就给我写了个那种一式几联的那种小纸条收据。我就这样交了这两万二千元的所
谓“培养费”。

我其后办理的最终成绩单，研究生阶段的，中、英文本在同一个信封，两头盖的公章为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教务专用章”，个人章为“彭燕”；本科生阶段的，中
、英文本在各自的信封，中文本盖的章是“北京大学教务处”、“签封人：曹惠荣印”
，英文本盖的章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务专用章”，个人章为“孟玉平”。这些
成绩单，全部是在老生物楼的那个二楼楼梯口办公室办理的，我不记得有“曹惠荣”这
样一个人，我倒依稀记得，孟玉平用不同的章盖本科生阶段的两种成绩单。现在，在网
上搜索不到“北京大学”的“曹惠荣”，但是能搜索到本文中提到的其他人。

如今，网上搜索的结果显示，好像北京大学后来真地对自费出国留学的人索取“培养费
”。但是，我现在认为，1999年我所交的两万二千元人民币，是被这些老师（可能还有
其他同伙，比如管理学生工作的沈扬，女）讹诈勒索了。如果是被讹诈勒索了，我要求
北京大学当年涉事的那些人，不带息、不管通货膨胀、全额退回赃款，汇总转寄给我在
国内的老母亲。我老家的地址，特色共产党们是有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