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毛泽东:拆牌楼哭鼻子,是政治问题

毛泽东:拆牌楼哭鼻子,是政治问题

 

 

　　毛泽东：“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向我回忆起当时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被令操刀，他生前向我回忆道：“19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用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也是随便一说。”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的周永源，生前向我作了这样的说明。

　　1954年，

　　毛泽东曾“三登宫墙不入宫”

　　其实，关于古城拆与否的斗争早就开始了。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早在1948年12月18日在北平围城之时，带着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备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首都规划随即展开。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应放在古城的中心地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梁思成、张奚若曾极力表示反对。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即现在的东四西大街和五四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又引发激烈争论。对古城的拆除行动越来越多，终导致张奚若1957年5月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就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191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之后对故宫的印象：“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

　　“为什么近20年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翻古’时，如此深情地谈到北京美丽的早春呢?原来此时此地，他得到了晚来的青春幸福――同老师的掌上明珠产生了恋爱关系。”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四日之内三登故宫城墙――4月18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面走走?

　　改建需150多亿，周恩来说“这是抗美援朝的花费”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文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1957年1月8日，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视察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之后提出：“故宫保持有五百多年历史，必须保存其完整性，确定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对不得拆建或开修马路。”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对此答复：“在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上已考虑到保留故宫。”

　　1957年4月16日，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答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机关除城内原有的，应当注意分布到城外”的意见时称：“关于机关办公楼的分布问题，在规划中考虑：中南海及其东面和西面的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

　　位于中南海东面的故宫是否涉及“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的范围?答复未予说明。

　　对旧城从整体上应该建成什么样的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一书中，印出9张这一时期完成的北京城区规划方案图，显示旧城之内，基本没有保留胡同系统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层和高层建筑；从天安门到故宫，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董光器回忆道，在旧城详细规划研究过程中，市委和党中央都没有对此进行正式讨论，唯有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总体规划上报前，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规划方案在中南海西侧副轴终端放了一组大型公共建筑，准备建国务院大楼，周恩来明确表态，在他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

　　董光器的感受是：“周总理在当时对加快旧城改建持保留态度。”

　　(摘自《采访本上的城市》，三联书店2008年6月出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