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根据两年来在审判过程中收集的日军暴行证据，坚持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判决死刑。
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等7名罪行累累的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1945年东京审判期间，梅汝璈身着法袍留影。
1946年，韦伯和梅汝璈（右）在东京审判现场。
1950年，梅汝璈和女儿梅小侃。
1959年，梅汝璈一家在十三陵合影。审判结束后，由于美国的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
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因此，1948年12月以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只得纷纷回国。
1949年6月，梅汝璈设法由东京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了联系，
乔装打扮后又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介绍：
“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
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回到祖国怀抱的梅汝璈心头激起了层层热浪。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
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此后，梅汝璈还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为新中国的外交与法律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文革中 其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 被抄家歹徒搜出作为罪证，梅据理说明 使该法袍得以保存，
1973年10月17日，梅汝璈逝世，享年69岁。
1976年底，梅汝璈的家人遵其遗嘱，将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其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
无偿捐赠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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