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是时候直面香港现实了
2015-06-20 21:20:25
香港2017年政改方案表决结果出炉：33名建制派议员集体离席， 28票反对，8票赞成，立法会主席依循惯例不投票，方案被否决。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但也是符合《基本法》规定和“一国两制”框架的正当结果。根据《基本法》规定，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特区议会本来就有权否决全国人大通过的政改方案。一些官员碍于责任或习惯，在方案被否决后做出强烈谴责，连“千古罪人”的指控都摆出来了，将结果说成是不能忍受，并贬斥对方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这只能说是没有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对别人说“不”适应不了，没有掌握好特区议会本来就被赋予这项权力；在这个根据《基本法》规定实施另一制的多元法治社会，这一次否决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本来就是在预料之中、情理之内的合法行为。
然而尽管如此，政改方案遭否决仍然让人痛心。因为如果通过方案，香港在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它将是自1949年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首次有一个数百万人口的行政区域实施“一人一票”的民选行政首长制度。这不仅是香港民主发展的重要一步，符合香港市民的殷切期待，更是中国政治实践和制度探索的崭新尝试。对中共而言，如果在其建党100年内，在香港能够实现普选特首将会极具积极意义，既能充分展现这个执政党的政治成熟度和自信，也加强了中共对选举机制的认识，甚至在国内的政治改革进程中考虑在某些环节加入选举的机制。对民主派而言，既然知道合法利用《基本法》否决方案，又为何不能用更高品质的政治在这次方案的谈判中将香港民主成分扩大，站在更高的台阶上为香港的发展继续努力。但这样的事情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以各方皆输的方式尴尬收尾。这意味着香港民主政治制度失去了一个向前推动的机会，香港市民还要继续干熬苦等，也意味着对中国和其执政党而言，本来可以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尝试，就这样胎死腹中。
尤其令人尴尬的是，政改方案居然是以如此大的票数差异被否决，又出现了正常思维根本无法解释的建制派议员的集体离场，无法投票。这不仅凸显处理香港事务团队的笨拙，也必将进一步加深北京和香港间的互不信任，加剧香港社会对中央在港代言人的鄙视，强化港府与市民及民主派的对立，继续撕裂已经伤痕累累的香港社会，使得本来已经复杂激化的矛盾更加尖锐对立。这决非关心香港发展的人们所乐见，也不应该是香港回归十八年后应有的场景，更不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充满政治智慧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政治主张所预见的。
在这次立法会表决过程中，建制派的表现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次纯粹的“乌龙”，更无法排除在建制派背后提线操控机构的滑稽无能。这样的诡异，让很多人不得不从“阴谋论”的角度提出质疑，到底是不是全部或部分建制派议员的一次集体“背叛”？而如果这种“阴谋论”成立，那么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将当之无愧必须把自己归入最近内地流行的“吃饭砸锅党”论。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将建制派当“自己人”，倾力扶助，要钱给钱，要名给名，就是寄望他们能为中央在香港发挥积极影响力，成为关键时候靠得住的群体，然而这一次的“乌龙”让中央无法不怀疑这种关系的可靠性。即便“阴谋论”不成立，透过这次“乌龙”折射的混乱无能，也应该促使中央政府认识到，以后不能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中央政府必须认识到，香港是个政治多元社会，所以才需要一国两制。香港不可能只有建制派一股力量，将鸡蛋都放在建制派这个篮子里，不仅会“惯坏”他们，还会将其它政治力量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香港民众排斥在外。这既不符合中共联系群众的政策主张，也不是一种聪明的统战方法。民主派就是因为被不当的排斥到合作范围之外，长期当作是不受信任的力量并遭强硬对待，诉求得不到中央积极回应，才选择联手对抗中央，并催生出一支令香港社会不稳的激进力量。北京方面应该反思，正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行为，一步一步将当年支持回归、爱国爱港的积极力量，从潜在的合作对象变成了反对派，又从反对派推到了在自己眼里处处作对的“反动派”位置上——尽管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他们只不过是依照自己所理解的“一国两制”成功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便如此，“侥幸”成功的反对派也必须认识到，香港社会并不需要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激进的政治力量，任何试图推动香港独立或激化矛盾的对立行为，都不会得到香港市民认同，它既撼动不了北京行使主权，更会在选举中被市民所抛弃。不管任何势力，被自己的意识形态绑架，被激进势力或既得利益骑劫，做不到理性分析、不敢妥协、不能妥协，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支持而支持的怪圈，这都不符合在民主精神下坚持独立思考、有建设性的积极态度，也不是对香港市民和香港未来负责任的态度。
这次政改争论的各方都必须认识到，香港的实质政治议题是经济资源分配而非权力重构，是贫富差距而不是选举机制，是内部撕裂而不是陆港矛盾。香港问题的源头在内部，政改方案成为主要的冲突是因为内部问题正在借题发挥，政改争议是很好的替罪羊。对民主派来说，它并没有抓到社会争论的重点，对于中央来说，它是否应该在政改方案上大费周章、强硬应对，这都是双方需要检讨的。香港社会弥漫的怨气，与经济低迷、贫富差距、年轻人缺少机会等民生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政改之所以能够成为香港市民的图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港人希望通过政治权力的重构来处理经济民生问题。陆港矛盾之所以在近年频繁爆发，并不是因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出了问题，而是各方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着不同理解，当大家都抓不住重心，问题就被提升到了政治层面。当然，管治者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教条僵化、缺乏对港人爱港和治港能力的信任，也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机构错误地将香港繁荣捆绑在一些财团、富商身上，甚至普遍地介入到香港的社会冲突中，也顺理成章地使香港人把中央政府和它的香港政策当成出气筒。
香港回归十八年来，已经先后经历了三位完全不同背景和领导手法的特首，但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冲突越来越激烈，甚至在近年开始出现“港独”声音和激进暴力倾向，这就不可能不让人们重新评价中央的治港思维，重新评价负责执行中央政策的港府和治港团队的管治能力、掌握香港政情的能力、和市民沟通的能力。特别是2012年梁振英当选特首后，香港内部及陆港矛盾冲突不断向临界点加速推逼。如果不是梁振英放手让矛盾激化以自重，谋求连任下届特首，就只能说明他的执政能力不足以解决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如果确实如此，中央政府依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要“坚决支持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施政措施”，这或许只能够说是维护政治伦理，绝不应该是中央彻底自闭于香港的政治现实之外，置香港人的利益于不顾的反映。
三十多年前中英谈判时，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主张来解决“一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十八年前香港回归，中央政府也在世界面前再次承诺会把这些主张落到实处，五十年不动摇，会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十八年来，中央政府的诚意和政策不容置疑，它尊重了《基本法》的宪制地位，这次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效落实的正当结果。但是，大家必须认识到，在这十八年的磨合过程中，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识及据此而制定的方针政策确实出现了问题，双方的争拗和矛盾不断激化，作为“港人治港”基础的互相信任，就是在这样的争拗和矛盾中被一点点消磨殆尽。
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派中不少人利用香港市民面对的民生困难，无知地积极推动民粹政治，客观造成社会宽容度下降；另一方面，一些机构和个人以“太上皇”姿态自居，在那里依仗过时的斗争思维，傲慢地站在港府和建制派背后发号施令，不断插手香港社会事务，引发市民极大反感。更为重要的是“左”的意识形态遮蔽了正常讨论，面对香港这个多元的法治社会，却试图用一元化的高压专制手段去驯服控制，容不得不同诉求，听不得不同声音，故意夸大“西方敌对势力”以掩盖自己的拙劣无能，使决策层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终于将矛盾推向极致，出现了今天政改方案被公开否决的难堪结局。然而遗憾的是，即便如此，一些机构和个人，还依旧将大多数民主派成员统统扣上“港独”帽子，这样的鸵鸟主义、这样的掩耳盗铃，难道不正是香港问题所以爆发、政改方案所以被否决的深层次原因吗？
香港立法会否决人大常委的决议并不可怕，这本来就是“一国两制”的正当结果；香港社会有矛盾冲突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承认问题、正视问题，在认真检讨反思的基础上，回归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本质上，以建设性态度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能找到有效解决方案。可怕的是不去面对问题，不敢承认问题，认识不到既往思维和政策的误区，继续围绕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现象纠缠蒙混下去；这样的话，香港的矛盾冲突将继续激化，经济社会将继续衰败下去，民主政治进程将继续停滞，“一国两制”沦落到这样的结局，只能让世界徒增笑话，只能让台湾的统一遥遥无期。
(多*维社论)
2015-06-20 21:20:25
香港2017年政改方案表决结果出炉：33名建制派议员集体离席， 28票反对，8票赞成，立法会主席依循惯例不投票，方案被否决。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但也是符合《基本法》规定和“一国两制”框架的正当结果。根据《基本法》规定，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特区议会本来就有权否决全国人大通过的政改方案。一些官员碍于责任或习惯，在方案被否决后做出强烈谴责，连“千古罪人”的指控都摆出来了，将结果说成是不能忍受，并贬斥对方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这只能说是没有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对别人说“不”适应不了，没有掌握好特区议会本来就被赋予这项权力；在这个根据《基本法》规定实施另一制的多元法治社会，这一次否决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本来就是在预料之中、情理之内的合法行为。
然而尽管如此，政改方案遭否决仍然让人痛心。因为如果通过方案，香港在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它将是自1949年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首次有一个数百万人口的行政区域实施“一人一票”的民选行政首长制度。这不仅是香港民主发展的重要一步，符合香港市民的殷切期待，更是中国政治实践和制度探索的崭新尝试。对中共而言，如果在其建党100年内，在香港能够实现普选特首将会极具积极意义，既能充分展现这个执政党的政治成熟度和自信，也加强了中共对选举机制的认识，甚至在国内的政治改革进程中考虑在某些环节加入选举的机制。对民主派而言，既然知道合法利用《基本法》否决方案，又为何不能用更高品质的政治在这次方案的谈判中将香港民主成分扩大，站在更高的台阶上为香港的发展继续努力。但这样的事情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以各方皆输的方式尴尬收尾。这意味着香港民主政治制度失去了一个向前推动的机会，香港市民还要继续干熬苦等，也意味着对中国和其执政党而言，本来可以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尝试，就这样胎死腹中。
尤其令人尴尬的是，政改方案居然是以如此大的票数差异被否决，又出现了正常思维根本无法解释的建制派议员的集体离场，无法投票。这不仅凸显处理香港事务团队的笨拙，也必将进一步加深北京和香港间的互不信任，加剧香港社会对中央在港代言人的鄙视，强化港府与市民及民主派的对立，继续撕裂已经伤痕累累的香港社会，使得本来已经复杂激化的矛盾更加尖锐对立。这决非关心香港发展的人们所乐见，也不应该是香港回归十八年后应有的场景，更不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充满政治智慧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政治主张所预见的。
在这次立法会表决过程中，建制派的表现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次纯粹的“乌龙”，更无法排除在建制派背后提线操控机构的滑稽无能。这样的诡异，让很多人不得不从“阴谋论”的角度提出质疑，到底是不是全部或部分建制派议员的一次集体“背叛”？而如果这种“阴谋论”成立，那么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将当之无愧必须把自己归入最近内地流行的“吃饭砸锅党”论。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将建制派当“自己人”，倾力扶助，要钱给钱，要名给名，就是寄望他们能为中央在香港发挥积极影响力，成为关键时候靠得住的群体，然而这一次的“乌龙”让中央无法不怀疑这种关系的可靠性。即便“阴谋论”不成立，透过这次“乌龙”折射的混乱无能，也应该促使中央政府认识到，以后不能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中央政府必须认识到，香港是个政治多元社会，所以才需要一国两制。香港不可能只有建制派一股力量，将鸡蛋都放在建制派这个篮子里，不仅会“惯坏”他们，还会将其它政治力量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香港民众排斥在外。这既不符合中共联系群众的政策主张，也不是一种聪明的统战方法。民主派就是因为被不当的排斥到合作范围之外，长期当作是不受信任的力量并遭强硬对待，诉求得不到中央积极回应，才选择联手对抗中央，并催生出一支令香港社会不稳的激进力量。北京方面应该反思，正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行为，一步一步将当年支持回归、爱国爱港的积极力量，从潜在的合作对象变成了反对派，又从反对派推到了在自己眼里处处作对的“反动派”位置上——尽管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他们只不过是依照自己所理解的“一国两制”成功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便如此，“侥幸”成功的反对派也必须认识到，香港社会并不需要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激进的政治力量，任何试图推动香港独立或激化矛盾的对立行为，都不会得到香港市民认同，它既撼动不了北京行使主权，更会在选举中被市民所抛弃。不管任何势力，被自己的意识形态绑架，被激进势力或既得利益骑劫，做不到理性分析、不敢妥协、不能妥协，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支持而支持的怪圈，这都不符合在民主精神下坚持独立思考、有建设性的积极态度，也不是对香港市民和香港未来负责任的态度。
这次政改争论的各方都必须认识到，香港的实质政治议题是经济资源分配而非权力重构，是贫富差距而不是选举机制，是内部撕裂而不是陆港矛盾。香港问题的源头在内部，政改方案成为主要的冲突是因为内部问题正在借题发挥，政改争议是很好的替罪羊。对民主派来说，它并没有抓到社会争论的重点，对于中央来说，它是否应该在政改方案上大费周章、强硬应对，这都是双方需要检讨的。香港社会弥漫的怨气，与经济低迷、贫富差距、年轻人缺少机会等民生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政改之所以能够成为香港市民的图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港人希望通过政治权力的重构来处理经济民生问题。陆港矛盾之所以在近年频繁爆发，并不是因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出了问题，而是各方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着不同理解，当大家都抓不住重心，问题就被提升到了政治层面。当然，管治者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教条僵化、缺乏对港人爱港和治港能力的信任，也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机构错误地将香港繁荣捆绑在一些财团、富商身上，甚至普遍地介入到香港的社会冲突中，也顺理成章地使香港人把中央政府和它的香港政策当成出气筒。
香港回归十八年来，已经先后经历了三位完全不同背景和领导手法的特首，但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冲突越来越激烈，甚至在近年开始出现“港独”声音和激进暴力倾向，这就不可能不让人们重新评价中央的治港思维，重新评价负责执行中央政策的港府和治港团队的管治能力、掌握香港政情的能力、和市民沟通的能力。特别是2012年梁振英当选特首后，香港内部及陆港矛盾冲突不断向临界点加速推逼。如果不是梁振英放手让矛盾激化以自重，谋求连任下届特首，就只能说明他的执政能力不足以解决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如果确实如此，中央政府依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要“坚决支持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施政措施”，这或许只能够说是维护政治伦理，绝不应该是中央彻底自闭于香港的政治现实之外，置香港人的利益于不顾的反映。
三十多年前中英谈判时，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主张来解决“一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十八年前香港回归，中央政府也在世界面前再次承诺会把这些主张落到实处，五十年不动摇，会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十八年来，中央政府的诚意和政策不容置疑，它尊重了《基本法》的宪制地位，这次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效落实的正当结果。但是，大家必须认识到，在这十八年的磨合过程中，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识及据此而制定的方针政策确实出现了问题，双方的争拗和矛盾不断激化，作为“港人治港”基础的互相信任，就是在这样的争拗和矛盾中被一点点消磨殆尽。
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派中不少人利用香港市民面对的民生困难，无知地积极推动民粹政治，客观造成社会宽容度下降；另一方面，一些机构和个人以“太上皇”姿态自居，在那里依仗过时的斗争思维，傲慢地站在港府和建制派背后发号施令，不断插手香港社会事务，引发市民极大反感。更为重要的是“左”的意识形态遮蔽了正常讨论，面对香港这个多元的法治社会，却试图用一元化的高压专制手段去驯服控制，容不得不同诉求，听不得不同声音，故意夸大“西方敌对势力”以掩盖自己的拙劣无能，使决策层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终于将矛盾推向极致，出现了今天政改方案被公开否决的难堪结局。然而遗憾的是，即便如此，一些机构和个人，还依旧将大多数民主派成员统统扣上“港独”帽子，这样的鸵鸟主义、这样的掩耳盗铃，难道不正是香港问题所以爆发、政改方案所以被否决的深层次原因吗？
香港立法会否决人大常委的决议并不可怕，这本来就是“一国两制”的正当结果；香港社会有矛盾冲突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承认问题、正视问题，在认真检讨反思的基础上，回归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本质上，以建设性态度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能找到有效解决方案。可怕的是不去面对问题，不敢承认问题，认识不到既往思维和政策的误区，继续围绕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现象纠缠蒙混下去；这样的话，香港的矛盾冲突将继续激化，经济社会将继续衰败下去，民主政治进程将继续停滞，“一国两制”沦落到这样的结局，只能让世界徒增笑话，只能让台湾的统一遥遥无期。
(多*维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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