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调整人口政策的经济刺激难有成效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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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调整人口政策的经济刺激难有成效
2015年05月20日 10:27 来源于 财新网
必须对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加以调整,才能在基础上配合中长期的战略和措施,以及短期财政和货币等政策,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景气
  周天勇|文
  进入2015年以来,经济继续下行,一季度GDP增长7%;1到 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6.0%。4月份,出口负增长6.2%。经济刺激采取了地方债转换、提高赤字率、发行专项债和降息降准等财政及货币政策。但是,如果不调整人口政策加以配合,这些政策措施可能难有预想和持久的成效。
  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以人为基础的消费、投资、出口等活动,人口数量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经济涨落的重要变量因素。我们最近在做中国人口增长、结构和流动与国民经济变化数量关系的课题研究,回归了2013年全球20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趋势是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越高,GDP增长速度越高;反之,越低。像中国这样2014年人口生育率在1.4左右,自然增长率为5.21‰的,回归的GDP增长率应当在3%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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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调整人口政策的经济刺激难有成效
  从中国人口增长看,1987到1994年是一个较陡的下行曲线,在20年后必然陆续造成新劳动力、新进入工作岗位有收入人口的增缓和减少,结婚成家租赁购置房屋的人口也相应增缓和下降。其结果,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地上升,劳动密集性产业利润率下降甚至亏损;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住宅、装修和家电等需求放缓萎缩。
  而0到14岁人口从1999年的31950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22259万人,规模萎缩接近1个亿。也就是说,从入小学起的2005年开始,到2017年小学和初中教育规模,年平均在校生将减少881万人之巨。这也意味着这个阶段年龄消费人群的负增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消费的负增长。
  1979到1987年,由于农村联产承包改革、家庭自然经济生育和下乡知识青年大量回城结婚成家生子等因素,成为中国人口的又一高增长期,给20年以后1999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制造,推动加工产品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奠定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基础。但是,从1987到2010年,由于受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市场化等生育的市场机制和生育行政性计划双重调节,人口生育和增长呈现快速下降趋势。这形成了20年后,2007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的后果。我们回归了这两组数据,竟然高度相关。
  2007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缓,甚至减少,工资及捆绑的社保等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逐渐丧失优势。实际上,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内在的开始下行的人口变动后果,被当时外在的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掩盖和迷惑。2009年M2和贷款都放量扩张,财政也实行了极为宽松的政策,但是, 2010和2011年高增长后,增长势头持续下行至今。当年,美国也实行了财政和货币强刺激的政策,其制造业、就业、股市、房地产等逐步恢复,经济上行到现在。而从人口生育和增长看,美国近些年生育率为2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7‰以上,均高于中国目前水平,各年龄段人口较为均衡。日本在美国次贷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也陷入低迷。安倍也用扩张的财政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然而,其人口生育率为1.4,增长为负。2014年,其GDP增长率实际为零。日本有学者对此评价道,央行可以印出钱来,但印不出消费钱的人。
  就中国的人口增长图示看,1994到2006年,仍然是一个较陡的下行曲线。2014年人口增长率在5‰的低水平上;目前的生育率也只有1.4左右;人口结构将快速老龄化,意味着国民经济中养老的成本将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将进一步恶化。
  另外,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动力。从中国目前的名义和实际的城市化水平看,分别为54.77%和30%。推进到70%,按照世界一般经验,还应当有10到15年的国民经济高增长时期。但是,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不同。从数据看,近两年2.7亿农民工,加上其进城家属3亿人口左右,在务工地购买住宅的不到1%,在家乡附近县城等买房的14%左右;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房价收入比,全国平均10以上,大中城市和都市则更高。而从2015年城镇中的住宅存量看,在3到3.3亿套,除去农民工人口在城镇购买的住宅,1.4亿左右的城镇居民家庭,每户平均有2套住房,供给已经严重过剩。2015年起结婚需求住宅的人口数量下降;随着老龄化加速,人口死亡率上升,独生子女继承住宅增加;以后城镇住宅过剩问题将更加严峻。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农村人口,青年时从老家出来,到城镇中去务工;他们只是在力壮时,到城镇务了几十年工,老年时,85%还是要回流农村。农民建设的城镇中的住宅,实际上被城镇居民除了居住外,当作他们的投资财产。也就是说,85%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中断,如不进行调整,不可能再有所谓的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了。
  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人口增长和流动基础格局下的国民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一下,略升一下;刺激过后,仍会继续下行,最低很有可能跌入3%—5%的范围,而且陷入长期低迷的区间。
  当然,应对上述国民经济的下行,我们可以用发挥知识和人才作用,促进海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鼓励国内居民创业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以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争取增长的外部市场,甚至发展机器人进入工作领域,延长劳动年龄等加以支撑。但是,我认为,必须对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加以调整,才能在基础上配合这些中长期的战略和措施,以及短期财政和货币等政策,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景气。
  首先,2016年尽快取消行政性计划生育,停止社会抚养费征收。实行所谓的单独二孩调整后,原来预计2014年生育200万人口,但申报的只有100万对夫妇,真正生育的仅有47万。笔者认为,生育即使全面放开,由于中国很多家庭收入有限不能应付较高的生育抚养成本,加上8%左右的妇女不孕不育,以及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鼓励生育的困难程度看,中国新出生人口的增加,可能并不乐观。
  社会抚养费,实际上是对没有按规定生一胎,超一胎或二胎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对农民征收的一种税收,年规模在200亿到300亿元之间。改革开放前中期,许多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是农民创办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大部分经费供养了计划生育部门和基层政府,成为国民经济的负担;而收缩了农民送子女上学等方面的消费能力,也大大缩减了农民的创业资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创办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增长速度下降,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取消社会抚养费征收,本身就是降低税负和刺激消费及投资创业的一项财政政策。
  调整人口政策,逐步将人口生育率恢复到2。从近期看,婴儿增加,会逐步地增加孕育、妇产、婴儿、幼童等消费;奶粉、玩具、童装、幼教等支出会增加,这些消费的供给品生产会扩张;保姆和其他家政服务需求会加大;小家庭生活便利和老年人安静需要,住房需求也会因新增人口而有所增加。从中长期看,小学、中学教育逐步会恢复,并在大学过剩一段时间后,增加其入校学生。而且,这一阶段的消费会形成从小到多的累积性增长,抗击国民经济过度下行。从远期看,20年后的2016年开始,劳动力人口逐步得到恢复,避免中国经济一定程度的复兴后,出现持续衰退和二次衰落。
  其次,调整人口流动政策,不是户籍放开适应于有关改革优柔寡断的进程,而是彻底开放户籍,倒逼改革,使教育、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等体制适应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需要;改革农村土地体制,确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能够交易,无论什么样的方案,结果需要使农民得到合理的财产性收益;改革建设土地,从农村和城郊征用为国有,由政府行政寡头垄断卖地的方式,集体建设用地,只要符合规划,就可通过非政府而由政府监管的市场交易直接进入建设市场;集体土地也可通过入股、出租等方式,进入建设领域。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农村人口像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有创业的资本能力,有到城镇购买住宅的能力,进入城镇后获得政府同等的教育、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才能将土地和住宅的价格控制住,使农民在务工地买得房屋;才能使基本中断的城市化进程恢复起来,使国民经济重新增长获得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动力。
  这次的经济下行,是一个长期性的难题。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和人口政策调整相配合,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措施相协调,加以治理,有希望将国民经济保持在6%到7%的中高增长区间;否则,根据人口走势,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持续下行,降低到3%到5%的低迷水平上。■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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