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二战罪责的追究及其他（一）

日本：罪责的追究

——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思辨之一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年。

  当年作为二战轴心国的德、意、日三国中，德国和意大利整个民族和国家已经从那段历史沉痛教训中彻底脱胎换骨获得新生，得到全世界普遍认同。唯有日本，因为战后特殊的原因成为一个怪胎，至今还和二战时未曾消散的阴魂勾勾搭搭、拉扯不断、明通款曲、暗送秋波，仍然年年招魂拜鬼，年年阴阳勾联。

  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发起的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罪责，诚如众所共识，固然首先应该追究日本天皇、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高层的责任，这是毫无疑义的。二战结束后，之所以没有追讨日本天皇的罪责，并非日本天皇无罪可究，而是有人出于一己私利，欲借助日本天皇在日本社会的传统权威达到统治日本社会，进而包揽利用日本的综合资源、战略地位和地缘政治为自己的全球战略谋取私利的目的。与战后德国被美、苏、英、法等战胜国共同占领不同，当时占领日本的只有一家独大的美国，由独沽一味的占领者根据一己的需要随意揉捏决定日本乃至周边本不属于日本领土的那些岛屿的命运，由此衍生的一系列结果就失去了公平、公道、公理和公义，导致许多原本清晰无疑的历史旧账如今盘根错节，令当事国之间产生龃龉、矛盾从而使主事者从中渔利，成为一笔极具争议的糊涂账，难以一一恢复原本应有之义，无法达成相关国家的共识。

  如果将上述所应追究的诸项战争罪责放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进一步深究，这些战争决策者毕竟只占社会总人口的极少数。倘若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的政治能量就极其有限，很难振臂一呼就将整个日本民族成功地捆绑在滚滚开动的战车上。到底什么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社会基础？这是至今未能引起世人深思和重视的严重问题。

  仔细回顾日本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发现日本社会除了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日本共产党曾经有过微弱的反战声音之外（我们在此应当向这些为数不多的反战日本良心表示敬意，尽管他们很快就被政府投入监狱而销声匿迹），几乎没有其他社会政界、党派、军界、知识阶层和社会工农大众在政府开动战争机器时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相反，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到来自民间对于日本天皇、军界和政府决策战争的支持和响应，很容易发现日本军国主义的毒瘤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丰沃的民间土壤。当军国主义战车隆隆启动时，日本社会上下一致的民族战争意志，丝毫不逊于——甚至可以说远远强于侵华战争发动之后我中华民族对于抵御外辱、反对侵略的民族意志。这边厢在我们民族面临着日寇铁蹄蹂躏之际还纠缠于“攘外必先安内”，以及各方军阀划地割据的时候，那边厢日本社会整体却为了开动战争机器而真正实行了全民族的“万众一心”。为什么我中华民族拥有数倍于日本的人口，拥有数十倍于日本的国土，却奈其入侵魔爪于不何？除了当时我们国力确实不济之外，我们的民心不齐当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日本军队在二战中每取得一个战役、战斗的胜利，都和日本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日本军队在被侵略国及其本土每受到一次挫折、失败乃至最后投降，都能够感受到日本整个民族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高层弥漫在焦虑、凝重、沮丧和绝望的氛围之中。

  概言之，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整体意识。这本是很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学习和仿效的地方。但是，当忧患意识和整体意识在被军国主义驾驭之时，就会成为战争的温床。今天，日本国民很少从自身（个人）角度反思日本在二战时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似乎认为那是他们祖上时政府的事，和他们自身的阶层、他们自己作为整体一分子没有什么干系。他们不认为那时开动外侵战车的狂人和他们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认为战争罪责与他们自己相去甚远。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身处与他们地位相同的每一位平民，都竭力尽责支持战争的决策者以期从战争行为中获取国家、社会乃至自身的实在利益，才能够为外侵战车加足马力从而使战争由飘渺的思绪成为严峻的现实。他们甚至认为作为一介平民，他们自己就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战争的加害者。他们至今认为纪念战犯的行为完全合乎他们的民族传统和道德标准，无悖于国际关系准则，而他们在靖国神社的追思慎远只是遵行民族传统而不是承接、延续战犯们的军国主义幽灵进而无形中为下一场战争积聚能量并为其找寻道义理由。

  作为那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我们则为了显示自己的包容大度及和平愿望，仅仅将战争的罪责最小限度地限制在对日本军部、日本政府那少数战犯范围内，顶多还加上对日本天皇的追究上，却羞于追究全力支持战争决策的日本广泛的社会基础的罪责并放弃战争赔偿，还美其名曰将少数战争发动者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在社会的金字塔中，政府和人民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譬如在八十年代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国政府决策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全面追求经济实惠，全盘放弃理想信仰，以致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以及社会道德全面沦丧的人民；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这种情形。如果战前大多数日本人民不是那么一致支持政府所为，日本决不会是昨天的日本；如果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民都能从自身对国家发展方向形成的责任方面反省历史，日本也绝不会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敦促日本人民从自身角度反省战争责任的初衷。其实，让每一个日本民众从心底认知他们对于那场战争的社会罪责，并不是要求他们对战争受害者进行任何物质性补偿，而是要他们从心底里时刻警惕着他们的政府一旦撩动下一场战争的心思时就将其扑灭于青萍未起之初。

  日本国民这种好战的社会基础从何而来？我们知道，日本民族的跃起，起始于明治维新的忧患意识；而真正让日本民族尝到战争甜头、食髓知味而野心膨胀起来的，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这场将日本民族养得膘肥体胖、野心勃勃、全民受益（国家的战争行为直接导致国民个人受益，这是他们整体意识的历史渊源之一），却使我中华民族严重失血、骤然倒退数十年的不义战争，注定了日本民族日后必然走上重蹈覆辙、向外扩张的道路。查甲午战争后中日“马关条约”的诸项条款，条条令我中华民族失血、见肉、露骨，却令日本民族从上至君臣百官、下至贩夫走卒全民啖肉喝血，强其军国、壮其经济，而且还连带令四围环伺的虎狼贼心蠢动、胃口大开，使列强肆无忌惮地觊觎垂诞我中华沃土，随之接踵而至的八国联军侵华和因此衍生的庚子赔款也就势所必然了。悲哉，我中华民族！我们的懦弱、封闭、自大、自私、麻木、内斗和涣散等等劣根性，铸成了中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