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gyun333
发表于 2015-3-13 20:37
1988年3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赤瓜礁海战中对越南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虽然海战胜利已经过去27年了，但其中的诸多经验教训至今仍然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值此纪念日，《出鞘》为您带来对314海战的独家思考。
一场战斗的胜利往往离不开周密的战前准备。这个准备分为从高到低的几个层次，从最高的层次说，当时的决策层显然做的不够好，没有利用当时中国所处的一个难得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制定完善的收复南海更多岛礁的方案；导致今天我们经略南沙时，只能够在有限的几个岛礁上做文章。
而从参战舰艇的准备上，也能看出80年代军中存在的“马放南山”倾向。如果说531舰没有携带红旗-61型舰空导弹实弹确实有该型导弹当时未完成研制，即使携带了估计也没啥威慑力的因素；作为编队中唯一装备反舰导弹的军舰，556舰在出港时竟然没有携带哪怕是1发SY-1就实在不可接受。
但幸好基层部队指战员仍然能战敢战，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在海军司令员刘华清的命令下，海军首次派出编队巡航南沙群岛，各舰不仅在大风大浪的锤炼中增强了官兵临战意志，更是尽可能推迟老兵退伍时间，保证了最终参战舰艇上几乎所有岗位都有老兵把关，部分岗位出现双岗。
而在海战前，南海舰队副参谋长李树文在率领舰队对南沙海域的巡逻中首先夺取永暑、南薰、华阳三礁，并挫败越军的多次挑衅行为，不仅收复了祖国领土，提振了军心士气；从客观角度上说，也为越南海军不甘心这次失败，想借机“找回场子”提供了由头，也就有了光辉的“314”海战。
海战前，上级机关提供了越军想偷袭赤瓜礁的情报，并安排增援兵力及时赶到了战区。当时，我军要保护的是分散在3个海域的3个岛礁，要对付的是越军3艘舰船，仅靠502舰是很难完成任务的，但是由于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我战区很快形成绝对优势。准确的情报和调度，是海战胜利先决条件。
但此战中上级指挥也有嫌琐碎，如何时登礁，几个人登礁，带多少武器、通讯器材及主副食品，登礁后要插国旗等，都过问得很细；又如：为做好对敌舰作战，要求编队组成战斗队形占领有利阵位等等。这种保姆式指挥方式反而会束缚海上指挥员的手脚，不利于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在海战期间内，我编队共收到26份电报。其中有14份是指示“这不准，那不准”的，占总数的一半多。例如：“严格执行政策，不准撞击越舰”；“阻止越军登礁，但不主动开火”；“不要主动攻击，特别是运输船”；
“不要主动拔越国旗，不主动动武，如越不开火，我不得开火，切切！”
总之，“不退缩不动武不吃亏”这种瞻前顾后的战前部署实在是自缚手脚，如果不是越军士兵“意外走火”，如果碰上一位严格服从命令的指挥官……也许就没有314海战后来的故事了。军令如山当然没错，但如果从命令中读不出承担责任的勇气，如何给官兵们放下包袱英勇作战的信心？
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程度，优秀的将领对战争的影响仍然是决定性的。在314海战当中，编队指挥员，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参谋长，曾参加和指挥过共和国海军四次海战的陈伟文的当机立断、果决干练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是上级过于琐碎的命令也没有让他成为提线木偶。
部分论者认为，陈伟文违抗军令，擅自扩大冲突规模升级为战争，破坏了上级在南沙的部署，314海战实际上是一场赌博，只不过他赌对了罢了。试问如果面对越军的挑衅，陈伟文无所作为，导致我军刚刚立足未稳的南沙岛礁落入敌手，狡猾的越军会给我们重整旗鼓打一次海战的机会么？
何况短短一年后国际局势就风云突变，届时再组织动手，我国还能像314海战后那样获得国际媒体近乎一边倒的赞誉，进而毫无压力的收回这些岛礁么？而丢掉了在南沙的立足点之后，人民海军如何“今朝立业南沙”，更谈何“千秋有功国家”呢？到那时这些论者又将如何评价陈伟文呢？
话不多说，接着分析314海战中的细节。按照上级指示，陈伟文指挥502舰迅速赶到赤瓜礁派出小分队，并在发现敌舰也派出兵力时立刻组织了多于敌人的增援部队，使得我军在赤瓜礁上一直处于兵力优势，最终在气势上压倒了越军，并逼迫其“失手”开了第一枪，可见对局势把控的到位。
本次海战中中国海军出动的三条护卫舰，502舰、531舰和556舰均装备了3-4门100mm舰炮和4座双联37mm舰炮，在这种近距离对峙作战中具备压倒性的舰炮火力优势。虽然531舰的79式双联100mm主炮在海战中曾经出过故障，但总体来说三舰的炮火在海战全程中均完全压制了越军几艘运输船。
在海战中，陈伟文还不断接到上级领导关于“不准动武”的电报和电话，面对战友们的询问，陈伟文的回答是，“同志们，如果上级认为这仗打得对，打胜了，我给你们请功；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一人负责！”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各舰指战员才能放开手脚，打出了近乎零伤亡的战绩。
战后，陈伟文指挥3舰收复了赤瓜、渚碧、东门三礁，但仍有人认为，海战后没有一鼓作气完成收复整个南沙群岛的伟业实在可惜。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对于南沙巡航的相关准备中就没有这个选项，陈伟文在论者的口中已经“违抗军令”了，这样进一步扩大冲突规模，是不是该上军事法庭了？
另外一些声音则是从技术角度去“事后诸葛亮”，“越南空军的苏-22战斗轰炸机并不具备远程海上搜索攻击能力，无法对我舰队造成威胁，无须惧怕”，27年前的陈伟文可不能基于这种料敌从严的想法，拿三条防空水平处于50年代水平的战舰上官兵的生命做赌注，那就真成了“赌博”了。
海战结束后，陈伟文随502舰回到基地后并没有像先期返航的556舰和531舰那样受到热烈欢迎，而是经受了上级机关半个月的调查。内容无非就是关于这场海战该打不该打，是否抗命的问题。不论当时有着怎样特殊的时代背景，这种对功勋指挥员处理方式对于军心士气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陈伟文自己对这次海战却做了认真总结，包括对上级制定的斗争原则的理解体会，对敌人的心理和战术研究，在指挥过程中自己经历的心态变化和所采取战术动作的评述和检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践佐证。更为可贵的是，陈伟文还提出了一个收复被越南等国侵占的南沙诸岛礁的方案。
作为一位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多次实战经验，功勋卓著的海军指挥员，能够拥有这样的胸怀气魄实属不易。虽然如今已经过去20多年，客观条件的巨大变化使得将军著述的这些总结体会和计划方案难免会有过时之处，但来自第一线的实战经验，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份永远不会过时的财富。
海战结束半个月之后，来自上级的嘉奖令终于到来，任副军职刚满一年的陈伟文也在当年9月被破格授予海军少将军衔，但此后他在副军职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直到1995年退休。这样一颗难得的参加和指挥过五次海战的璀璨将星，其光芒还没有来得及在更大的舞台上闪耀，就此解甲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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