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是从上海发迹的。我在上海读书学习长大。他当年在上海的事，耳闻目睹。他去了北京，"以副总理的头銜“，实际掌总理的权。因为他有邓小平撑腰，基本把李鹏架空了。
朱是从北京空降到上海的，之前没什么名气，因为书记芮杏文和市长江泽民不和，赵紫阳把芮调到中央书记处去缓和矛盾。邓派朱来上海。他来上海后非常强势。在市府开会，头发梳得锃亮。等人到齐后他才进会议室。很少说无关的话。常常当场拍板定音。
上海由于多年是中央和全国的奶牛，贡献最大，但市政建设亏欠很大。特别是民用住房和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上海老百姓是全国最好的。工人们的出勤率和生产效率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比。当年我祖母是家庭妇女， 刚解放时，响应号召搞建设，和一群要好姐妹，大家捐出缝纫机。（我家捐了两台红木架子的缝纫机。）从里弄加工小组做绣花枕头套和床单做起。到七零年时，已经是发展成一家生产全国闻名的名牌羊毛衫的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上交的产值（和后来改制后的上交的利润。）比浙江一个县的全部工业局的总和还多。由于我奶奶是最后一位过世的建厂元老，当年她还健在时，还是全民所有制时的厂长每年过年还或者亲自或者派人来拜年，说，X老是硕果仅存的建厂元老，退休后全老保，全工资一直到我奶奶过世。但是后来改革后，厂却”被低效率“掉，被改掉了，成了后来调来的厂长书记们的厂了。
当年浦东还没有通浦西的桥。浦东的工人们到浦西上班得坐摆渡轮。记得八十年代初，有一天江上大雾气。摆渡轮脱班。浦西的码头上聚满了赶着上班的人，为了不迟到都在等船，都不愿意离开。后来船到后，大铁门一开，码头路的坡是下坡路，人多一挤收不住脚，便有人跌倒。踩死了很多人。是个大惨剧。后来市府规定，大雾天由于交通的原因迟到，不扣分。工人们仍旧可拿全勤奖，其实也就是一个月几元人民币。上海人生活的很辛苦。精打细算。螺蛳壳里做道场。是全国闻名的。
朱镕基当市长后，抓了一个菜篮子工程，改善了上海菜市场的供应，应该讲是个成绩。有一次为了一件有关民生的事急需外地的厂家支援，很久没能解决，朱在开会时问有什么办法？有人提起可用上海汽车厂的桑塔纳轿车换。朱当场拍板，批了好几辆车去。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这些事，上海市的报纸报道过。是不是王婆卖瓜就不知道了。这也说明朱是很懂用“润滑剂”的。（赵紫阳语）
上海的工商业，制度是很严的。比方讲，各个单位的财务人员，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由上级单位直接任命。有的还是跳两级以上或者是不同系统的交叉任命。堵绝了不少领导干部损公肥己的道道。对采购人员的规章制度也有很多，因此挖墙脚，拿回扣的事，比较少，一旦发现，处分，调动工作。当然，小的好处很多。
过去中央要上海支援全国建设，只知道从上海挤奶，上海市政建设欠债太多。三代挤在九平米房子里的很多。许多大龄青年由于住房摆不下一张双人床无法结婚的比比皆是。许多青年只好领了结婚证，不办喜事，排队等单位分房子。有的等成超大龄还不能办。那时代的公有企业。担负了很多社会功能。职工的住房，劳保，甚至办学，等等。还要上交利润。负担不少。后来争论公有和私有企业的效率，是比较西瓜和白菜。
八十年代初，朱和中央订了个协议。如果上海完成上交利润任务后，从超额完成的利润里，提成搞市政建设。那一年，上海工人加班加点，三班倒。相应市府号召，完成利润建设公房。结果那一年超额完成任务。终于提出了一点利润准备造房子。结果，年刚过完，中央讲没钱，需要上海支援，要把已经到上海的那奖励基金拿回去，上海人气坏了，那几天，效率立刻慢了下来。朱和上面讲，不能交，否则不好办。先是李鹏来讨，朱当然不给面子。然后是赵紫阳来讨，朱也给他吃了个软钉子。后来邓小平来上海过年，提了一下这件事，朱马上把钱交了上去。上海人肚子里气啊。不过邓赞扬了朱是党内最懂经济的。
其实，那时中央没钱，根本原因是价格双轨制，中央的利润被倒爷们截道，和新生私有经济挖墙脚。那时，广东的经济规模已经可以和上海比，上交利润却是上海的十分之一不到。（我的记性不好，数字可能有误） 。倒爷中，最有名的是赵紫阳的子女和邓小平的子女。还有杨尚昆的中央军委下的军队经商。当年全国只有一家可发无本万利的彩票，就是邓朴方的公司。相比之下，只有上海的公有经济制度严，管理严。才可能被中央继续榨油。当年上海有一次，发电厂的煤存货，只够两个星期左右，我读书的大学在上海，涡炉房煤的存货，大概也只有三天，为此，洗澡房都关门，热水供应都受影响。上海给中央发加急电告急。但同时，上海港的煤炭港口，煤炭堆积如山，上面插的旗子，不是中央军委的，就是康华的。谁都不能动。相比之下，我当年研究生硕士毕业，当年硕士还很稀少，各单位抢着要。我的工资是国家定的，但只够在单位食堂里吃二十天不到的中饭钱，也就是每顿四两米饭和一个普通的带青菜地的荤菜。早饭和晚饭是擦我长辈家里的油。和长辈住在一起。后来的巴巴风波，是历史的必然。
朱在上海时还有一桩事，也干的令人诟病，就是让刚刚从美国得了物理学博士回来的邓质方当了上海浦东土地开发委员会的主任。那年，中央定了开发浦东，邓小平告诉邓二公子，回国发展有前途。邓二公子就写信给复旦大学要职务和条件。朱马上给了那个肥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邓公子干得狮子开口要回扣，金山银山往自己口袋里装。后来被拿不到土地批文的外企告上中央，中央后来实在没法，调查了一下，最后把调查报告上交邓小平。邓小平不置可否。没人敢动邓二公子。后来下了个记录，此人不能当公职。那时倒卖土地批文也是发无本万利的。我认识一个台湾在美国做博士后的，不好好干却是经常跑大陆，问他干什么去了，去做买卖。什么最来钱，倒土地批文。他倒得已经是转手四五次的批文，都能赚大钱。
朱对上海很了解，知道上海企业的管理制度全国数一数二，而且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空间。其中对管理人员的治理是重点。（治国就是治吏）。 他也清楚普通上海人经济很不宽裕，一钱一物精打细算。因此，巴巴时，朱动用了经济杠杆。电台电视公开讲话，告诉全市人民，交通断了你们只要走去单位报个到就行，只要不上街，工资全勤奖照发，还有奖励（也就是几元到十几元的量。上海工人本来纪律就好，又有少许奖金，单位近的报个到还有时间回家干私活，故上海工人没怎么上街的。尽管对邓小平意见很大。上海人和中央对朱的做法很满意。认为他避免了上海的流血。其实朱也准备了第二手，上海郊区已经聚集了军队。一有恶化，便可铁腕镇压。
朱后来去了中央，大权在握。有个政绩是解决三角债。其实，这个在计划经济下，特别是国有经济下不应该是个问题。大家可参考一个外来人去一个小镇住旅馆导致货币流通的故事（最后没住但解决了三角债的问题）。国有企业的三角债，都在国家的银行账上挂着呢，划一下，连货币都不用。资本经济因为关系到私人企业的信用度，无法这么解决。
朱去中央后他并没有将上海好的管理经验带去全国。巴巴后，而是将全民公有制的企业廉价卖给了管理阶层。让大批对国家前三十年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从半农业半封建国建设成工业国奉献一生的工人们下岗。并且，将一些国家应该负责的行业如学校，医疗用金钱杠杆来处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中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是第一批和外国同行在收入上接轨的。但人家是自己的资本，自负盈亏。中国的是公有的资本，亏了是国家的，怎么能同工同授呢？他让自己学气象的子女当洋买办就更是出格了。朱还有个干得事是，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前面谈判的人员辛辛苦苦争取到的条件，对方一定要中国再让一些步，找到朱，朱大笔一挥，行我就作这个让步。签字吧。这一来，其他谈判对手就知道，和中国代表团谈完不算，在朱哪里还可再争取到额外好处。后来其他国家果然是如此干的。邓讲朱是最懂经济的，我这里给两个例子，大家自己做结论。一是当年陈云关照管经济的，多买些黄金，不要全买美国国债。朱没照办。（一战后德国由于没有黄金支持其货币和贸易，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希特勒上台，希特勒后来清洗犹太人，掠夺犹太人的硬通货是不是有这个原因有待研究。）二是朱当年宣告，中国负债没关系，美国也是负债的活的很好。他忘记了美国和中国都是负的美元债。
克林顿在回忆录里无比自豪地讲，他在外事上几乎没犯错误。唯一的遗憾是当年朱到美国来，作了不少让步，但他没有给朱带回去WTO的成员资格，以致朱回国后遭到“保守派”的围攻，失去了他经济沙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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