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集體集集體」

核武的發展對中國的外交也起了重要的戰略作用。陳毅就曾對主管國防科技的聶榮臻說:「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子現在還不太硬，你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桿子就硬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在慶祝建國五十年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這些帶頭的科學工作者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江澤民親自盼獎並在講話中指出這個工作『對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並引用鄧小平的話：「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大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一九六七年六月，負責國防科工的聶榮臻元師來到新彊，當轟五型飛機投下中國第一顆氫彈在空中試爆成功之後，聶榮臻說：「今天的成功，靠的正是大家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在民生艱困和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中國的科研人員達成了兩彈一星的空前壯舉。後來被問到何以能取得此種成果？彭桓武答以:「集體集體集集體」,這是一個在特殊時代下集體主義和愛國意識的極致發揮，其中幾位元物理學家,王淦昌、鄧稼先、于敏---，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他們的老師如饒毓泰、葉企孫卻在文革中備受迫害。饒毓泰和張宗燧都自殺身亡。彭桓武說:「在這場運動中，領導有問題，群眾也有問題，盲從了，驕專就發展了。捧人也是犯罪！」王淦昌在十年動亂中﹐也受到批判﹐在“四人幫”掌權的最後期﹐在1976年四五運動前夕﹐在天安門廣場致獻了署名悼念周恩來的花圈，這在當時是冒極大風險的。

馮驥才在《一百個人的十年》小說集，借用許多小人物的生命片段來反映文革歷史，其中一篇「搞原子彈的科學家」，用主角的話:「如果世界上還有比原子彈更厲害的東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多少人慘遭厄運，而為了富強祖國的夢想，他們仍是「無論國家交給我做什麼，我還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國家招呼一聲。」在結尾，他如此描述這些效命祖國的知識份子:

“黃土地的悲哀-----它一邊遭受踐踏，一邊依舊赤誠地奉獻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