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到北京順義縣插隊經曆（3）：我十八岁

我那时十八岁不到十九，远没有成年人对生活的忧虑烦恼，对共产党政权毁天灭地折腾国土的灾难没有深沉体验感受，因为终究还是个孩子。周边“政府”及学校的荒唐胡言是我们对人生的唯一输入，头脑简单而呆傻（大概颇像日前被习包子宠过的周小平花千芳类），对消了北京“户口”来农村插队我没有恐惧感，甚至有几分要做点什么的神秘兴奋。我母亲已经去世，家中都是男人也无温柔色彩，所以我当时主要是对农村有一些莫名的了解欲望。我在北京出生，除69年至72年随家长到湖北干校的棉纺厂外一直在北京，对农村具体生活没有认知。在福建福州的老家也是城市之中，所以我那算是第一次入住农村。
同住的男同学里大概只有大脚王慧城老家在农村，其余基本都是政府干部知识分子之类家庭，他们大概对农村了解也都不多，懵懂程度类似。
我们这几个男同学当时在八中高中班里政治上是中下等人物：没有班里的团支部干部，张维东甚至连（共青）团员都不是，我和吴玉章则是很临近高中毕业时才被勉强“发展”为“团员”且班中“干部们”似乎对我们仍有政治进步不够之类的非议。我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环境自幼常有一种不适应般的别扭感觉，但身在其中成长只接收其灌输的宣传并没有反叛意识，甚至还总是强迫自己追随社会主流的时髦改变内心深处的别扭：因为我们作为少年，满眼所触的现实已成自然，没有外来的反向知识应该难以自发产生另类意识。
我对农村生活的最初记忆是我们七人住的那个大土炕（中国北方农村不用木床）：大概半米多高，长约七八米横贯整个房间，宽有两米稍多因我们躺下头脚都尚有余（我1.78米高，大脚约比我高些，其他几人应比我矮）。土炕表面下的通道连接进门处饭厅的火灶，烧火时热气连烟便传到我们炕下所以冬天晚上不算冷（北京冬天零下几度到十几度是常事）。土炕由土砖坯砌成，上面铺了茅草或竹席子，我们带来的褥子床单再铺其上。有时炕砖活动松了似乎会导致底下的烟跑到睡房里来，但记忆里这事件并不常发生。
我们到农村后的第一次干农活是在田地里某处挖沟，具体目的似乎没有，但当时中国农村被混乱管理得干没意义工程俯拾即是，我们那天莫名其妙的挖沟大概正常。
我们城里孩子哪里挖过什么土沟，铁锨拿在手里十分笨重，我挖的弯曲丑陋，其他人类似，只有大脚大概有过家族训练，被队长称赞为我等榜样，说你们看他挖的多好？
我们当时被分到大队下的两个“小队”即村中农户被细分成的劳动单位类：我与大脚孟庆喆吴玉章在一队其他人在二队。这各队的“干部”即被当成管理者的农民们令我印象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