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佯狂”与“佯傻”的言说策略，自魏晋开始，便成为隐士文人竞相效仿的一种风度。这其实展露的是个人的双面性。人，在有些时候，逃不脱这个规律。看似豁达，实乃狭隘；看似慈祥，实乃凶恶；看似简单，实乃复杂。
十四世达赖喇嘛，身世传奇，头衔繁多。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务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等职务。其最引以为“骄傲”的荣誉恐怕是1989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
细阅有关达赖的众多资料，我们可以发掘出他人生轨迹的双面性。
如果说他的前半生是真正意义上的达赖喇嘛，那么他的后半生，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流亡者，妄图用一切卑劣手段，谋求西藏独立。
众所周知，近代历史上，西藏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也一直归中央政府管辖。在大量的藏文史书中，清楚地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的行政管理，以及西藏地方政教首领接受任命、履行职责的史实。
达赖的“佯傻”，事出有因。自1959年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宣布“西藏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后，他的人生轨迹，便彻底改变。从“佯傻”走向“佯狂”，仅一步之遥。
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与中央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协议。今天，他却诡辩十七条协议是“被强迫”签订的。
1954年，达赖喇嘛与班禅大师同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达赖喇嘛本人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今天，他却声明：1954年“访问中国”是为了进行和平谈判。
凡此种种前后不一的论调，盖因他的双面性在作祟。
事实上，达赖喇嘛的双面性远不止于此。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达赖喇嘛以一个流亡政客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国际舞台，用他招牌式的笑容，博得了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名流的好评。他的流亡生涯反倒成就了他“明星”一般的地位。迄今为止，他获得的104项国际奖项和名誉博士学位中，有103项是在他逃离中国后拿到的。
这些奖项与荣誉，背后自然绑架着西方意识形态，达赖心知肚明。一个坚持“藏独”的叛国者，居然能授以“诺贝尔和平奖”，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是的，达赖喇嘛也算宗教领袖。但他裹着宗教的外衣，却从事着分裂国家的勾当。一旦宗教沦为政治的工具，愚弄信徒也就成了惯用伎俩。
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曾是达赖的追随者，达赖对他说：“你要在故乡传播真正的佛教，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你明白佛的心意。” 1995年麻原在东京制造沙林事件后，达赖便不承认麻原是他徒弟。其后，麻原被判死刑，达赖却依然是一些人所敬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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