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女儿常互相推荐书籍，以增加共同语言，减少“代沟”。两年多前她推荐了奥地利作家Markus Zusak的《偷书贼》（The Book Thief），两个月前我从本地图书馆借到了有声书，两个星期后流着泪听完了。书是写给青少年的，却连续230周在《纽约时报》获得最佳排行榜的第一名。
故事以死神为第一人称，讲述在希特勒纳粹德国时期，一群饱受食物和书籍短缺折磨的青少年的生活和命运。死神在那个时候特别忙，甚至厌烦了自己招魂的“工作”，从普通德国人民的角度反映出希特勒纳粹德国的黑暗。主角是个故事开始时10岁的女孩丽沙尔，因父母是政治犯而失学，可她特别想读书。因为没钱而偷书。她偷第一本书时只有死神看见了，因为不识字，她甚至不知道这本书是《盗墓人手册》。和任何独裁者一样，那时的德国试图烧毁所有书籍，包括席勒和哥德的书甚至圣经，死神无奈地叹息“德国人善烧”。正在长脑子的孩子们只允许读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 精神的饥渴伴随着肉体的饥饿，孩子们开始偷食物和书。故事还有不少本性善良但性格迥异的成年人，作者对他们的描写十分生动。比如刀子嘴豆腐心的养母，就象很多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中国妇女。
我的第一个感想是，我们这一代也有类似的、在精神上受到禁锢的经历 。文革就是从批判所谓“大毒草”开始的，瞬时间，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了毒草。那时我们中国人绝对可以和二战德国人相提并论，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书，还有很多文物也毁于一旦。我们还有引以为“自豪”的老祖宗：当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德国人还是丛林里又脏又臭的野蛮人。七亿人民只有一本“红宝书”，我们竟然骄傲地称“一片红海洋”。直到1969年，当满载去东北兵团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火车汽笛吹响，满站台送行的人突然大哭起来，哭声惊天地、泣鬼神，哭出了人们对现状的失望和前景的绝望。之后，人们对文革的狂热锐减，开始重新审视被打倒的东西。那些被禁的书悄悄地在青少年中流传开来，谁也不知道这些书是怎样幸存下来的，大概中国人不象德国人那样做事认真吧？我们四合院邻居的大孩子特别能干，老是能源源不断地搞来各种书籍，古今中外，无所不全。我不放过每一本传到我的书， 不理解的、没时间看完的也看，生怕今后看不到，更想知道为什么上面要禁。为此常常打手电在被子里看个通宵。书不知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只要经过孩子们的头脑，便会留下痕迹。很多书长大后又看一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参加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我们这一代还出了不少作家、具有独立理念的知识分子和精英。
我的第二个感想是，我们已有不少文学作品描述文革，即所谓的“伤痕文学”。但是这些作品都是针对成年读者，专门写给青少年的作品似乎是空白。如果我们不想再遭受“文革”的浩劫，我们应该让下一代了解“文革”是如何发生的、其后果和应该如何避免。我们谴责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我们自己有没有给孩子们讲文革的教科书呢？作家们和教育家门，这是你们的任务。作为社会一员，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责任去呼吁和推动。
我的第三个感想其实是一个问题：“您还读书吗？”一位印度记者写道：在一次从海外到中国大陆的飞机上，她看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人手一个ipad 在看电影，没有人读书。继而她发表感想：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很同意她的感想，但并不是所有国人都不读书了。如果她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看到那拥挤的场面，看到那么多人如饥似渴地坐在地上读书，她的观点或许会改变。我也同意她的观点，现在电子产品和互联网的普及，读书的人的确少了。听说国内有些大学门口的书市消失了，连大学生都不读书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读书的人少了，写书的人就会少；写书的人少了，思考的人就会少。最终，社会文明就会退步。当一个社会充满了头脑简单、行为粗鲁、没有修养的人，谁会是受害者呢？是我们自己！这应验了狄更斯《双城记》中著名的第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刻，这是最坏的时刻。”“好”是技术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坏”是物质发达降低精神文明，技术成了个“双刃剑”。
我不认为互联网可以完全取代出版社。不否认网上可以有惊人的作品，但从总的质量上衡量，二者有实质上的差距。其实我认为技术的发展完全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对我来说当有声书面世后，读书时间仿佛突然多出了几倍，做家务、开车、等和乘飞机都成了读书时间。不仅如此，不少书是演员、甚至名演员念的，他们抑扬顿挫，一个人就可以把书中所有角色、不论男女老少好人坏人都表演得惟妙惟肖，听书成了生活中一大快乐，可以尽情地享受。与文革时期比，真是幸运啊。
让我们一起来读书！
故事以死神为第一人称，讲述在希特勒纳粹德国时期，一群饱受食物和书籍短缺折磨的青少年的生活和命运。死神在那个时候特别忙，甚至厌烦了自己招魂的“工作”，从普通德国人民的角度反映出希特勒纳粹德国的黑暗。主角是个故事开始时10岁的女孩丽沙尔，因父母是政治犯而失学，可她特别想读书。因为没钱而偷书。她偷第一本书时只有死神看见了，因为不识字，她甚至不知道这本书是《盗墓人手册》。和任何独裁者一样，那时的德国试图烧毁所有书籍，包括席勒和哥德的书甚至圣经，死神无奈地叹息“德国人善烧”。正在长脑子的孩子们只允许读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 精神的饥渴伴随着肉体的饥饿，孩子们开始偷食物和书。故事还有不少本性善良但性格迥异的成年人，作者对他们的描写十分生动。比如刀子嘴豆腐心的养母，就象很多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中国妇女。
我的第一个感想是，我们这一代也有类似的、在精神上受到禁锢的经历 。文革就是从批判所谓“大毒草”开始的，瞬时间，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了毒草。那时我们中国人绝对可以和二战德国人相提并论，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书，还有很多文物也毁于一旦。我们还有引以为“自豪”的老祖宗：当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德国人还是丛林里又脏又臭的野蛮人。七亿人民只有一本“红宝书”，我们竟然骄傲地称“一片红海洋”。直到1969年，当满载去东北兵团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火车汽笛吹响，满站台送行的人突然大哭起来，哭声惊天地、泣鬼神，哭出了人们对现状的失望和前景的绝望。之后，人们对文革的狂热锐减，开始重新审视被打倒的东西。那些被禁的书悄悄地在青少年中流传开来，谁也不知道这些书是怎样幸存下来的，大概中国人不象德国人那样做事认真吧？我们四合院邻居的大孩子特别能干，老是能源源不断地搞来各种书籍，古今中外，无所不全。我不放过每一本传到我的书， 不理解的、没时间看完的也看，生怕今后看不到，更想知道为什么上面要禁。为此常常打手电在被子里看个通宵。书不知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只要经过孩子们的头脑，便会留下痕迹。很多书长大后又看一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参加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我们这一代还出了不少作家、具有独立理念的知识分子和精英。
我的第二个感想是，我们已有不少文学作品描述文革，即所谓的“伤痕文学”。但是这些作品都是针对成年读者，专门写给青少年的作品似乎是空白。如果我们不想再遭受“文革”的浩劫，我们应该让下一代了解“文革”是如何发生的、其后果和应该如何避免。我们谴责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我们自己有没有给孩子们讲文革的教科书呢？作家们和教育家门，这是你们的任务。作为社会一员，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责任去呼吁和推动。
我的第三个感想其实是一个问题：“您还读书吗？”一位印度记者写道：在一次从海外到中国大陆的飞机上，她看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人手一个ipad 在看电影，没有人读书。继而她发表感想：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很同意她的感想，但并不是所有国人都不读书了。如果她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看到那拥挤的场面，看到那么多人如饥似渴地坐在地上读书，她的观点或许会改变。我也同意她的观点，现在电子产品和互联网的普及，读书的人的确少了。听说国内有些大学门口的书市消失了，连大学生都不读书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读书的人少了，写书的人就会少；写书的人少了，思考的人就会少。最终，社会文明就会退步。当一个社会充满了头脑简单、行为粗鲁、没有修养的人，谁会是受害者呢？是我们自己！这应验了狄更斯《双城记》中著名的第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刻，这是最坏的时刻。”“好”是技术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坏”是物质发达降低精神文明，技术成了个“双刃剑”。
我不认为互联网可以完全取代出版社。不否认网上可以有惊人的作品，但从总的质量上衡量，二者有实质上的差距。其实我认为技术的发展完全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对我来说当有声书面世后，读书时间仿佛突然多出了几倍，做家务、开车、等和乘飞机都成了读书时间。不仅如此，不少书是演员、甚至名演员念的，他们抑扬顿挫，一个人就可以把书中所有角色、不论男女老少好人坏人都表演得惟妙惟肖，听书成了生活中一大快乐，可以尽情地享受。与文革时期比，真是幸运啊。
让我们一起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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