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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深感国难之痛,《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也进一步做了与时俱进的调整。正如他自己说的“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要“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于是“生活周刊已经按一般读者的要求”,“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邹韬奋开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生活》周刊的内容也逐渐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胡愈之后来回忆说:“从这(‘九一八’)开始,《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国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借由《生活》周刊始,杂志成为邹韬奋一生的主要奋斗领域。《生活》之后有《新生》,抗战前夕有《生活星期刊》,抗战发动后有《抗战》三日刊及《全民抗战》。国内局势转变,《大众生活》又在香港复刊。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仆后继,如缕不绝。这一类刊物的读者最为广泛,学生、教师、店员、学徒、农村青年、工厂职工、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妇女、士兵、僧道以及贩夫走卒,无不包括。
邹韬奋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25万中国人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