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首要的问题是“四人帮”必须解决。
解决“四人帮”有两种方式：
一是正常的党内斗争方式；
二是采取“非常手段”，又称“特殊手段”。
第一种方式，那就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罢免“四人帮”所担任的一切职务的决定；
第二种方式，那就是采取“非常手段”，把“四人帮”先抓起来，“先斩后奏”，然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得以确认。
在当时，第一种手段已经很难实行。万不得已，只能采取第二种手段。
叶剑英机要秘书曾回忆说：
“1976年9月21日杨成武前来看望叶帅。当时，这是很机密的事情，谈话内容不可能让秘书知道。
“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帅告诉我们，他对杨成武说，考虑到江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要采取非常手段。用党内正常斗争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叶帅叮嘱杨成武同志要注意安全。”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回忆，叶剑英曾说：
“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这一“非常手段”，理所当然高度机密。就像挤牙膏一样，关于这一“非常手段”的内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一点点“挤”出来的。
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
但是，筹划粉碎“四人帮”，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叶剑英便已经在进行了。
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
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李先念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
另一本《叶剑英光辉的一生》中，透露了华国锋曾想通过召开扩大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根据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明确告诉华国锋，那样做根本行不通。
面对“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等则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后来，华国锋同意了叶剑英等同志的意见。他到了李先念家里，同李先念交换看法，接着，写了一张纸条，请李先念送给叶剑英。
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李先念点点头。两人经过交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游行队伍（资料图）
笔者在写作陈云长篇传记时，注意到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提及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陈云的文章表明，除了李先念之外，邓小平、邓颖超和陈云本人，也都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1998年8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第六集，内中有陈云之子陈元的回忆，谈及叶剑英和陈云见面的情形：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此外，王震也直接参与了“联络”工作，奔走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之间。当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邓宅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风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邓小平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的书报上的描写：
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风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风时，手中握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由于陈云提到了李先念的重要作用，笔者注意到《李先念文选》第一五七条注释：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文选》注释中所说的“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按照2004年出版的吴德回忆录，则应是9月11日。而李先念到叶剑英处，也不是“9月24日”，应是9月13日。吴德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应当说，他的回忆更加准确，而且充满细节：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从以上种种对于当事人的采访以及权威性的《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中的文章，大致上使云遮雾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变得透明起来。
据云，李先念在1976年9月13日“参观”北京西山植物园时，“顺道”去了西山十五号楼，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连忙打开了收音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叶剑英，担心有人窃听。在响亮的收音机广播声中，叶剑英和李先念进行低声密谈，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8月，则是这样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年、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