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与计生

１９８６年，我被指派去山区扶贫。那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森林覆盖率曾高达９８％。一度是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自古以来，小民忙时务农，闲时狩猎，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据当地人说，灾难发生在１９５８年。当时要大炼钢铁，于是满山砍树，遍地建炉。很快造成水土流失，青山不再。

１９６４年，更大的灾难来临了：农民被迫把山头平了修大寨田。此举彻底毁了这个世外桃源。受海洋气候影响，此地雨量极大。山顶的树被砍掉后，每逢大雨，整座山就被剥掉一层皮，河流尽赤，草木一空。该县从此沦为国家级贫困县。

在乡干部的带领下，先去访贫问苦。最穷的一户，没有家，缩在岩洞里。全部家当就是一口锅，几个陶罐，和一床棉被。那棉被实际上只是一团棉絮，黑不溜揪，已经完全没有了棉被的模样。其凄惨情状连白毛女看了都要心酸下泪。

接下来，由干部指定一些贫困户，要我们帮助脱贫。我们带去了一些项目和资金，让他们有的搞藤编，有的制竹器，有的做茶叶；还有养羊，种树的。

当晚由村长招待吃麂肉炖淮山，米酒尽够。那是我平生吃过的最美佳肴。村长说，你们要是早两星期来，还能吃上虎肉。有人夹住一只小虎，抱到广东卖了。

很快就发现，县里的五套班子（五个政府！）里，没几个人在干活。大家迎来送往，吃吃喝喝，都在混日子。根本没人拿我们的“扶贫大业”当一回事。于是热情不再，壮志缩水，回去考托福，祭阿姨了。

越明年，向第二批扶贫队打听，说是那些搞竹器藤编的一无所成；养羊种树的也没有结果。倒是搞茶叶加工的挣了点钱。但那家伙春节前一顿豪赌，就轻轻松松地返贫了。

胡耀邦的扶贫运动只是让大小官员们多少捞了一把。对农民来说，大雷小雨过后，一切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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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下乡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去捉人流。

计生办得到消息，某家媳妇计划外怀孕（？！），躲了一段时间，刚刚回来。于是大队人马开拔，气势汹汹，去捉人流产。

那户人家显然也是贫困户。一座小土屋，东倒西歪。不用说避寒，遮风蔽雨都成问题。家里更是一贫如洗。唯一值点钱的就是那媳妇的嫁妆，一个橱柜。

那媳妇早躲开了。剩下她的婆婆，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哭天抢地，苦苦哀求。

计生办可不含糊：“没人？那好，先搬东西。交了人，堕了胎，再还给你！”

光天化日之下，一伙人如狼似虎扑进屋里，没几下子，就把那柜子搬上了车。整座屋子搜了个遍，只有半缸粮食，也弄到车上。主任意犹未尽，左看右看，又把他家唯一的锅也拎走了。

整个过程中，那位丈夫始终一声不吭，拄着锄头在一边看着。

车开了，烟尘滚滚。夕阳下，那个农民的身影还是一动不动，随着山路渐渐远去。

不知他是害怕，气愤，绝望，还是麻木，但那地狱般的一幕永远印在了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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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我探亲时顺路到那里看看。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不见，共产主义在那里早就实现了――不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吗？！

当年崎岖不平的土路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小破屋还在，但早已不用。旁边几十米远的地方，一座二层洋房尚未完工。四处钢筋裸露，带着铁锈在风中嗡嗡作响。水泥楼梯连扶手都没有，但楼上已有两个房间可以住人。

那干瘪老头得意地对我说：“我们的生活跟城里人没有两样。照样点电灯，用自来水。政府也不让上山砍柴了，有煤烧。我的儿女在城里打工，叫我们去那里住，我都不去。”

是啊。如今的当局虽已沦为唱着红歌的黑社会，但财大气粗，不屑于再向农民征粮。农民有在外打工的子女供养，闲来无事，含怡弄孙之余，种上三亩五亩ＯＧＡＮＩＣ香稻；养上十只八只ＯＧＡＮＩＣ鸡鸭；栽上一二十棵ＯＧＡＮＩＣ果树；再酿上两墰三墰ＯＧＡＮＩＣ美酒，除了没有“好读书不求甚解”外，日子过得比陶渊明滋润多了。

帮助他们脱贫的，并不是胡耀邦的扶贫运动，而是那几个被追杀而没杀掉的“计划外子女”。

还是那农民的眼光长远。一个柜子算什么？半缸粮食算什么？一口破锅又算得了什么！媳妇的肚子，才是幸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