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宇：我 第一次独立跑的其实不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或者选题，它是在东北某个城市举行的类似像艺术节的活动。当时的稿件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写得还是比较稚嫩的，而且字 数也挺多，当时写了两分多钟的新闻，但其实新闻一分半钟就已经足够介绍了。这个事件我做了两条新闻。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刚参加工作之后做的一件比较重大 的选题，就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和他的夫人来访，我被选派跟安倍的北京的活动。当时安倍是到芳草地小学进行访问。然后香港那边和我联线，让我介绍安倍访问的 情况，那是我第一次接受要进行这样的电话采访，我非常的紧张。当时导播给我打电话来，他是提前了15分钟给我打电话，让我一直是保持在线的状态，以防止挂 线之后会打不通，会影响节目的效果，我一直开着电话，同时到处找比较安静的地方。安倍是在教室里面和学生进行交流，我就跑到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等待联线，同 时心里面也在打腹稿，我正在打腹稿的时候，突然听见耳机里面说，有关安倍首相在北京的访问的情况，我们马上联线在现场的记者雷宇，我就感觉好像突然傻了一 样，我刚才准备好的那些词完全忘了，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记得我是怎么样结束了这段电话的联线，可能说得磕磕巴巴的，不是特别流畅，但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这 样的电话的采访。我感觉像这样的联线非常考验记者的临场应变能力，非常考验记者各方面的知识面。我也是在做记者好多年之后，才慢慢的应付联线，会自如一 些。
雷宇：我 刚才也讲了，大概在心里面打一个腹稿：我联线的时候会怎么说，会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但是跟我说，你只要说一分半钟就可以了。但是我心里面想一分半钟，还 是感觉挺长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尽管自己还是有一些准备，但是真正到联线的时候，就出现了像我说的忘词，脑子一片空白，这样的状况。
雷宇：比 如说我做直播联线，出现卡壳的情况，或者脑子一片空白，做得不好，我事后都会非常自责。我都会想，我刚才是因为我特别紧张造成这样的状况，还是因为什么原 因没做好，我也会总结我刚才联线的内容是不是还不够完美，是不是没有把周围的情况介绍得更加详细。我总结了一下，怎么样能做好现场的直播联线，那就是不要 讲解你的稿件中已经写到的这些内容，也不要讲解观众可以从其他的媒体获得的一些知识点，要介绍你眼中看到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以及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 你就把自己当成是观众的一双眼睛，通过记者在现场的观察来了解整个的情况。这也是我总结的经验。
雷宇：凤 凰的新闻也没有固定的特色，就是还原事实真相。然后用大家平时日常生活中说的非常平实的话语把资讯复述出来。新闻联播我注意到会用很多的形容词，比如说热 烈欢迎，亲切接见，高度共识这样的一些形容词，他喜用形容词本身就已经带上感情色彩。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直强调不能在新闻中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我觉得 这可能是和新闻联播的新闻最大的不同吧。前几天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我也听到我们的台长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他提到这样一件事，微博上有一个观众给他留 言。那个观众说，他总算知道为什么凤凰的新闻是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开始。因为凤凰的新闻就是要把新闻联播说的官话翻译成人话。观众这句话，我觉得就能解释凤 凰新闻和新闻联播的新闻不一样的地方。
雷宇：我可能还没有形成像我所期待的，特别强烈的个人风格，但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一个媒体人。
我希望自己能够往这个方向走，一方面有悲悯情怀，另外一方面有一些知识底蕴。
雷宇：有一些前辈，我希望向他学习。比如说罗昌平，柴静，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媒体人，他们都是值得我去学习的。
雷宇：我 觉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央视体”，也是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如果从小听到新闻播报，看到的新闻都是以这样的语气和语态来说话，那你肯定会受到影响， 在工作的时候就很容易自觉，不自觉的犯我刚才说的“热烈欢迎”呀，“亲切接见”呀，“高度共识”呀，类似的错误。在工作之中，它也是一个去思维陷阱化的过 程，我也在努力摆脱这样一个思维的定势。我记得刚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接到一个任务，就是去报道“两会”互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活动。但是我做的新闻给人 的感觉是央视化色彩。所以我也听到评价，说我简直比央视还央视。
雷宇：其 实没有，主要还是要靠个人领悟，在工作中，实践中，当你犯了很多的错，你碰到了很多的壁，就会知道你到底是需要在哪些地方改进，做出什么样的提高，这是必 然的一个过程。做完之后，比较其他同行，其他的境外媒体，港澳媒体，同样是新闻，他是怎样去表述的，他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自然而然你会像这样的语态去靠 拢。
平时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如果你经常接触到这种媒体的同行，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包括看到他们制作的这种新闻和他们的一些稿件，你自然就会明白你们之间的差距是在哪里。
雷宇：当 时玉树地震后，我们那边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赶快出发前往玉树，我和部队宣传的几个记者，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的记者，首先是坐飞机，到达兰西宁，从西宁 又坐了15个小时的汽车，到达玉树的现场。玉树在一个谷底一样的地方。当地有一个机场，可是这个机场在地震发生之后就全部用来运送救灾物资和受伤的人员， 所以外界与玉树整个的通道都是通过汽车的方式。
雷宇：地 震刚开始我们坐车进入玉树结古镇的时候，感觉地震破坏不是很大，因为我没有见到像汶川地震那样，到处都是废墟，瓦砾。后来第二天我们进到腹地，尤其是在赛 马场的附近，我站在山顶上往下看，下面全部都是废墟，那个房子全都塌了，当地的房子是土木结构的，很容易受到地震的摧毁，那个景象挺震撼，整整一片全部都 是塌掉的房子。
雷宇：灾民有几个救灾点，赛马场那边是一个比较大的救灾点，灾民就住在帐篷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在结古镇中心的广场，有条件的就搭起帐篷，没有领到帐篷的，从家里面拿出自己的被褥直接铺在地上，就睡在地上。我们和几个媒体，与救灾部队住在一起，吃一点方便面呀就这样。
在舟曲的时候，我们天天就吃方便面，因为没有别的可吃，但是能吃上方便面已经很幸福了，毕竟它也是热的，还有汤可以喝，那天我和摄像，还有技术，三个人去 县政府拍居委会的新闻。过了饭点，大家都很饿，我们路过一个帐篷，从帐篷的窗户就看进去，有一个餐厅，有很多吃的。当时武警部队的战士说，你们是记者吗， 如果没吃饭，你们可以来吃，对记者非常热情。我就觉得就算了吧，挺不好意思的。给别人带来麻烦，但是我的同事，我们的摄影师，已经饿了很久了，好多天都没 怎么吃好了，看见桶里面吃剩下的面条，好像挺想吃的。后来我就把心一横，算了，还是吃顿好的吧，然后我们就进去，那个同事就找了一个方便的碗，从那个桶里 面打别人吃剩下的面条，就乘出来就吃。
雷宇：其 实我也不觉得有多艰苦，也许很多记者会觉得去采访这种突发事件，灾难性的报道是非常苦，非常累的事。吃的，喝的，甚至用水都没有办法保证，在舟曲的时候， 我就连续四五天都没有刷牙，没有洗脸，那衣服整个在舟曲报道时我都没有换过。但是我在现场报道的时候，确实真的没有感觉到有多艰苦。因为每天你就要想怎么 去报新闻，然后怎么去工作，从早到晚工作中非常忙碌的，你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在灾难报道现场，我觉得精神的东西给我带来的愉悦更多一些，我会觉得我完成了这些工作，达到我预期的目标，心里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雷宇：我 记忆最深的是这样一个人：玉树整个都封锁了，道路封锁了，大拥堵，我们根本没有车，只能步行从赛马场走回住地，离住地是相当远的一段距离。我跟同事走散 了，我一个人在路上，像战乱一样。在路上，我碰到一个灾民，他是在当地做生意的，老家并不是在玉树，他也不是西藏人，他是一个汉人。地震的时候，他们家倒 没有受到特别多的损害，就是房子的墙体开裂了，根本没有办法住人，很危险，他就和全家把家里面的东西都搬出来，就在马路上扎了一顶帐篷，住在里边，他旁边 还有好多的邻里，他有一个小的柴油发电机，还有一些柴油可以发电。他每天晚上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给周围的那些人手机充电，收留我，熬粥给我喝，还给我一块 豆腐乳，我知道在当地这碗粥和豆腐乳意味着什么，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大家只有方便面可吃的时候，有一碗粥，我很感动。我问他，你的物资都是有限的，像你家里面炒菜油，借给别人，电可以让别人随便用。你用完的话，那你不是没有办法用了？这个人很朴素，他说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嘛。很简单的这个话，我觉得挺感动的。那个时候邓飞也在玉树的现场，他遇到有一户灾民，跟他照了一张全家福，他当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他觉得这些灾民真的太可爱了，很朴素。
我在一些灾难现场看到的，很多灾民他愿意去帮助别人，是一种非常淳朴的感情。
雷宇：不 能说特别好，或者特别不好，我没有看见有什么民族刻意的区分，但一些物资是按户口发放的，如果是在当地打工的他会领到这些救灾物资，可能会优先照顾一下藏 族人。我们有一天晚上在营地休息的时候，就来了很多当地的汉人，就说他们还没有领到物资嘛，他们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因为还是先解决这些藏族人，解决当 地的藏族人，给他们弄物资，所以这些汉人还没有领到物资。
没有引起哄抢和械斗，因为毕竟救援部队还在现场维持秩序嘛，我眼中，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多领一些帐篷，然后拿帐篷去卖，确实是有这种现象存在。
雷宇：所有中国的救灾，从汶川地震开始，部队越来越介入到这种突发事件，救灾的种过程当中，尤其是这几次比较大的灾难现场，主要的救灾人员还是要靠部队。民间的救援力量，可能只是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但还不是最重要的作用。最重要还是要依靠部队。
也 可以看到公益组织的身影越来越活跃在救援的现场，起补充的作用，它可能会发放全国的爱心汇集的一些物资，给他们指定的人群，但毕竟还是少数的，因为他们的 力量有限。像在雅安地震的时候，因为雅安受到地形的限制，它不可能让太多的车辆和人员进入，否则会影响救灾，所以可能不是所有的这种公益组织他都能加入到 现场的救援，还是只有一部分吧。所以我觉得与整个部队的救援力量比起来，这种民间的救援力量还是比较小一点的。
雷宇：我 这次看到在玉树的现场有很多很多身穿红色袍的喇嘛，他们是从四川各省，玉树周边的寺庙赶去救灾的。那些喇嘛他们主要起到的作用，我觉得像心理医生。因为玉 树是藏传佛教盛行的地方，民众都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喇嘛会对伤者进行一些安抚，死者呢喇嘛会给他们进行超度，当地的人觉得喇嘛在的话，会对他们这种精 神起到一定的安抚的作用。喇嘛他也有参加一些救灾，比如说他会和部队配合，把废墟瓦砾搬开，把伤者抬出来，死难者的遗体，他们也会协助抬出来，处理。
雷宇：主 要一个是天葬，一个是水葬嘛。但是玉树死难者遗体太多了，如果都实行这种水葬的话，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甚至疫情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我们到当地采访过几个 喇嘛，那几个喇嘛他们刚刚完成了这种超度的仪式。就是进行天葬的超度。因为遗体太多了，遗体最后只能全部都火化。在玉树旁边的山沟里，挖出一个大坑，把遗 体都放在这个大坑里面，浇上汽油，进行焚烧，旁边那些喇嘛都在诵经。
雷宇：那 天我们刚完成采访，听到有警车鸣笛的声音，依据我们之前采访的经验，如果有这种声音，肯定是比较大的领导前去进行视察救灾。我心想说会不会是温总理呀，因 为我们也接到消息，他是要到玉树，但是也不敢肯定。然后看见不远处有一些人在围着，中间有一个人，对着对面的废墟在指点着，我当时就很确定，那肯定是温总 理，我就带着摄像，赶快跑，跑到那里，我一直在喊着，总理，总理，我是凤凰卫视的。然后他旁边的一些警卫就听见声音，就要阻拦，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职责，要 保护安全，拦截一切的旁人。那个警卫就要阻拦，然后温总理他听见以后，就把那些警卫就拦住了，让我过去。我就问他，救援的工作下一部分是什么？他跟我们讲 了。还问了他对救灾有没有信心？他在我眼中，是一个很慈祥，很亲切的老人，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高高在上的领导人。而且我知道他当时好像有70岁了，玉 树是一个有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的地带。我们每天都要忍受着高原反应的折磨。所以我在想，以他这样的高龄还来现场，能不能受得了这种恶劣的环境。
雷宇：面对面的采访是第一次。但是我们经常会去参加人民大会堂这种领导的接见，和国家领导人有近距离的拍摄，还有一些外事的报道。
我 觉得采访国家领导人和普通人没有区别，我都把它看作是新闻事件的一个视角。可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会更有份量，因为他毕竟是代表中国最高的决策层，他们对事 件的看法是意味着中国下一步政策的走向，以及对中国未来整个的一些走向，或者起到一些改变的作用的。所以我面对这些领导人，并不会有一种很卑微的心态，我 也会努力争取去采访到他们，问一些民众很关注的，当时热点的话题。
雷宇：如果你要是说积累的话，它对采访的经验肯定是有帮助的。之后遇到这种比较权威的，有份量的嘉宾，我就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更容易采访到他们，这都是会对日后的采访是有帮助的。
至于在凤凰卫视的地位，我觉得都是其次。因为我并不把能够采访到国家领导人当做是一个特别荣耀，或者值得炫耀的事情。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工作，我其实可能更看重的是去反映底层民众他们的一些心声，我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这部分人，他们的需要。
雷宇：我 有段时间采访矿难很多。我对这些矿工的生存状况印象是很深刻的。我有一次采访一个非常小型的矿难，死了10个人，现场抽调了很多其他煤矿的工人去进行救 援。我现场看到他们在救援间隙在休息，浑身都是被煤染黑的颜色，透出一双眼睛。表情特别的木然。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同行在灾难中死了，他们还能 用这么木然的一种表情去面对这一切。包括周围的村民，他们提到这些死人的时候，也都是很麻木的。后来我意识到可能是因为这就是他们日常的状况，死亡或者伤 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家常便饭。这样的一种生活，就是命运，是必然的结果。与他们相比，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可能是太过娇气了，他们才是真正能够参透什么叫 “活着”这两个词的最佳的代表。
雷宇：我 不去报道当地的需要当地民众他们所面临的状况，会对救灾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吗？我觉得作为媒体本身的职责就是要把当地真实的情况给报出来。但是，现在媒体有 一种不好的倾向，他会过多的进行煽情。这是媒体需要自身去反思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媒体其实也是在开始反思这样一个现象，从雅安地震开始， 大家在避免有过多的大而无当的煽情式的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在灾难报道中，肯定需要汲取学习其他国家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日本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国 家，在日本地震的时候，这种报道完全就是以当地的灾民他们的需要为出发点，全部都是资讯，而不是观点，也不是情感，非常理性克制的，是很专业的，这种新闻的专业主义，我觉得是值得中国的媒体去学习，同时也是中国的媒体未来的走向。
雷宇：最大的帮助就是把他们的心声真实的表达出来，把他们的这种状况和他们需要帮助的地方告诉外界，告诉大家，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一种帮助！
雷宇：我 觉得他是一个理想的践行者，他身上有非常可贵的品质，他有想法，立即就去执行，去践行，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事 情，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未来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会去帮助更多的人。现在我可能是把焦点更多的放在做好我自己的工作，更多去做一些报道，反映这些需要的 人们，他们的心声，让外界知道他们的现状，这是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他们的一种方式。未来如果我有更多更大的能力和资源的话，我也会希望能做一些事情，给他们 另外一种形式的帮助吧。
雷宇：我 的初衷其实很简单，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也经历过这么多的事件，去过那么多的现场。为什么不把它给写下来呢，这就是对我自己工作的一 种总结吧，然后我就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它给写下来，写的过程中也是断断续续，想写的时候，我就会写几千字，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打断，或者是没有 创造灵感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那儿，有时候可能会放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这样，好在我还是把它给完成了。
我有一个习惯，我觉得还可以，很多事件发生之后，我会写一些东西，有些放在博客里面，有些是给其他网站，包括天涯网站都有登过我写的灾难的报道笔记。我自己也做了很多新闻，那些文稿我都有，再加上回忆，这些综合的资料，整合到一起完成了。
雷宇：接下来，我觉得不能一本书吧。我们老板说作为一个记者，不能一本书主义，好像一本书，我这辈子职业生涯就够了似的，不会这样。我未来还是会关注很多故事，如果有更多的素材，我还希望把它给写出来。
雷宇：我 觉得这两者并不矛盾，国外很多的记者他们都是很成功的作家。我觉得首先是自己的工作你要完成好，在完成工作之余，如果能把体会到的独特的经历和大家分享是 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毕竟作为记者肯定有很多人所不能拥有的优势，他会去到一些大家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到的一些地方，他会参与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历史进程的新闻事件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经验。如果能够把这个经验写出来的话，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对历史的一个见证吧。所以我还会写下去。
雷宇：其 实这样的事情很正常，作为一个记者，如果他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以我的观念来看，可能他不算一个好记者。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同行，他们都遭受过类似的遭 遇。我前天的事情就先不说了吧。作为记者，肯定还是要探究真相的，在探究真相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阻碍，一些不想让你了解真相的这些人的这种阻碍。所 以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雷宇：我 刚工作没有多久，参与的红铜矿难的采访，当时我们在现场是听说被救上来的幸存者，就是矿工，被转移到县城里面的一些宾馆了，为了不让记者找到他们，这个消 息也是没人知道的，都保密。我们一家宾馆，一家宾馆去问，就装做普通人去问前台。后来有几家宾馆，我问过之后感觉不太像是有这个幸存者在那里住，其中我问 到最后一家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前台的反应不太正常。他也说没有这样的幸存者，我就没有相信他，直接走到楼上去看。走到楼顶的时候，看到楼梯口有几个警察在 驻守，我就心想肯定是这儿，没错了。那几个警察在床上休息，门是大开的，我趁他们没注意，溜到里面的那个房间。就看到有被救上来的矿工。我问那个矿工情况 的时候，屋外的警察他们知道有记者进来了。其中一个警察就冲过来，要夺我的相机。我的同事在屋外，没有进来，屋里面只有我跟那个警察。那个警察夺我的摄像 机，我一直在死死的保护摄像机，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他把镜头夺走。后来警察他们都过来了，然后就把我和同事关在房间里，关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我打电话到总部 去求助我的领导，我的领导向国信办投诉，然后由上面打到当地宣传部门，给他们施压，才把我们放出来。摄像机后来还是出现一些状况，损坏了。那个带子我一直 保护着，就没有被抢走。我发现出来后，我的手因为要护那个带子，特别特别疼，根本就没法弯曲。这件事是遇到和当地的警方比较激烈的一次冲突。之后像三鹿奶 粉的时候，我们去当地的医院拍那些受害者，患儿的家长，也是受到当地医院的保安阻难。不过那时候我害怕会有更激烈的冲突，因为看他们的阵势就有点不妙，我 跟我们那个同事就采取缓兵之计。当地说不让我们拍，我们就说好吧，我们不拍，冲出重围，如果当时我们稍微有一些强硬的话，可能确实会受到一些肢体的冲撞。
雷宇：我觉得其实我反映的也不是那么尖锐的黑幕吧，没有这么极端，或者不能用这种极端的词语来形容。其实很多观众如果留意这种报道的话，会发现在很多报道中也提到过类似的事件。我只不过是把它给写出来了。
和中信出版社合作还是很愉快的，基本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雷宇：我觉得还好，有朋友形容我，看起来外表挺柔弱的，其实内心挺坚强。即使面对着那样的灾难，倒是没有产生过这种心理崩溃情况。
在采访的时候，我经常还跟男记者住在一个帐篷里面，那一刻，我就不把自己当成女人来看。甚至我还会照顾我身边的摄影记者，比如说我们出去采访矿难吧，因为这些记者他们都比我小嘛，我就感觉自己像姐姐一样，就有义务去照顾他们，我会去给他们买饭，让他们去吃。
雷宇：我记得同事胡玲在采访汶川的时候，联线中就提到豆腐渣的问题。我自己在舟曲泥石流采访的时候，我又做了一个30分钟的专题的事后报道，把舟曲的规划过度和城市扩张过度的问题全部反映在节目中了，而且那个稿子我已经发在网上，网上就可以看到。
雷宇：这个我持保留意见
我只能说是利用现在这种机会和可能性来尽量去讲述实情，尽量的讲真话。
雷宇：现 在有一种说法，感觉传统媒体非常危险。前段时间《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的一些小镇，已经看不到有书店的存在，因为全部都是用电子书。很多媒体人也都在说 我们是不是需要改行，传统媒体是不是很快就要死亡。我觉得所谓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它只是一种传播介质的不同，么传播的内容没有任何的不同。甚至新媒体出现 之后，它可以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非常好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薄熙来直播，我们的同事杨舒在直播台上，是直接拿起手机来转述，收到微博的庭审信息， 很多观众都说这一幕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作用，标志着新媒体强势的影响力。但是以我们工作的经验来说吧，新媒体出现之后，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有 个同事前段时间去韩国采访，他就说就是因为他下载了韩国的很多知名的学者和记者的Twitter，所以能够特别快速了解第一手的资料，给他的采访带来很多 的便利，他去美国采访的时候，，按照惯例，他采访的这种信息和终稿可能要到一天或者两天之后才会有，但是我们台的新闻当天就发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他 们从美国部长大楼的Twitter上发现了一组非常有意思的采访图片，就很快把这些信息，包括他们收集的其他信息组合起来发一条新闻。所以说，我觉得新媒 体它是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这种辅助手段。其实无论传播介质怎么变，最关键的还是内容，还是媒体人本身，所以媒体人我觉得不应该去悲观，即使传统 媒体不存在了，我们依然可以转战到新媒体去进行新闻报道，这都是不用担心的事情。
雷宇：我 觉得自媒体出现，肯定是有利于新闻的传播，因为以前都是由传统性的媒体，对信息进行一种垄断，现在自媒体出现之后，通过当地人们的手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 方式也好，很快就能把这个情况传递出去，这样是一件好事。媒体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海量的信息进行一个整合和整理，然后把它呈现到观众面前。毕竟很多这种自 媒体它传播的声音是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的，或者可能有一些零碎在里面，甚至他是不专业的。这种需要有专业的媒体对这些信息进行整合。这是传统媒体需要做 的。
雷宇：我 不知道是不是普遍存在，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现象肯定是存在的，陈永洲事件中，很多人都聚焦在他有没有收钱这个问题上，但是我关 注的除了这个记者本身的道德的问题，还有是否程序正义，或者即使他收钱，他报道的这个事件是不是真的，对方企业是不是有一些违规的行为，我可能更关注的是 这些方面。
雷宇：我 前不久参加高法一个记者会的时候，也问到高法的发言人这样一个现象，当一个事件出现之后，法院并没有进行判决，但是警方首先是进行跨越追捕，然后一些媒体 迅速就跟进，在法院进行判决之前，就把一些嫌疑人他们的口供给播报出去。我当时提到了这样一种现象，高法的发言人他也说他也注意到了，他希望媒体在报道事 件的时候能够恪守规则，在判决之前尽量不要过多的曝光。我的看法也是和高法的发言人是相同的。我觉得作为媒体他需要遵循自己的一套准则和职业规范。他不是 法院，他不能代替法院应该承担的这种职责和角色。他只是进行这种报道，如果这个案件还没有进行最后的审理，最终结论没有出现之前，我认为媒体最好不要介 入。
雷宇：国 外倒是没有所谓的新闻管制，每一个新闻媒体人，其实还是代表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基本上还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基层来说话。前不久也曝出消息说，英国 的前首相布莱尔，就是因为他和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以及默多克他本人的关系非常的好，在他竞选首相的时候，默多克也对他进行了非常强力的支持，所以他才能够当 上英国的首相，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些传媒的集团，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倾向性。
雷宇：我现在最想说的是马上就到2014年了，希望2014年，个人和国家，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前景，然后希望大家无论是生活，工作都能够顺心如意，达到自己的心愿，都是一些很朴素的，很简单的一些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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