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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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評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遭到批斗，并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其后悲惨逝世。但是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宋永毅认为，刘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并强调他在六十年代初经济政策上和毛的区别。许多关于刘的文章用经济政策上的区别来模糊和掩盖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而对于刘少奇对发动文革的态度和他领导的文革初期的运动中实际上做了一些什麽，极少提及。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的。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本身。文革初期大量受整的被迫自杀者的遗书中，很多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十余年后和他被正式平反后，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事实上，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根本就不在于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无论是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的。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猜疑成性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位，绞尽脑汁除之为快。

   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警醒后来人，埋葬一个罪恶的时代。

   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那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号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的预演。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在今天中共官方有关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的关系的论述中，大都说成是“深刻分歧”。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运动”中的真实表现，刘少奇非但跟着毛泽东的“左”调亦步亦趋，在不少方面更有自己的独创。考诸史实，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与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相互影响之效。也可以说，在帮助毛泽东形成和发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刘少奇大有推波助澜的“贡献”。

   刘少奇在1963年2月11日至28日的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和苏联坚决斗争的“反修专家”的身份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很显然，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3个月后，毛泽东写下了和这一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毛的这一论断，不仅在当时就把“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后来更成了他发动文革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在毛形成他文革理论的过程中，刘的一些激烈的“左”调对毛无疑是有着启发性和鼓励性的。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刘少奇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 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的多。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再共产党手里，而刘少奇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极“左”思想的高度一致,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刘少奇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四清”经验，尤其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手创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本人的利器。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夫人王光美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桃园经验”。然后，又在刘的安排和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随后，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的“桃园经验”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是说了一声“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9月1日便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的“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事实上，王光美在全国作“桃园经验”报告的风光，就极大地刺激过江青的政治野心。其次，刘少奇的倡导的“桃园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具体准备。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所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没有什么“抵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紧跟，唯唯诺诺，亦步亦趋。

    总之，刘少奇在文革中被逼害至死，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自食他自己缔造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