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乔布斯"何在?

来源: 数据有道 2013-09-18 14:19:41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3719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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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对企业和国家来说,是赖以发展、实现繁荣的必 经之路。但中国企业创新,成功者几无,尝试者寥寥,而失败者众。症结在哪里?经济学家胡祖六直言不讳,中国市场中的政府力量过大,计划经济色彩太浓厚,是 压抑中国创新的最重要的因素。作为企业家代表,王石坦言,中国“山寨”成风,当局也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新无利可图,自然意兴阑珊。张维迎则直接建 议企业家,想创新,先谦逊。

胡祖六:环境和制度因素严重压抑中国企业创新

春华资本董事长、经济学家胡祖六在参加博鳌观察与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经济学家六问”活动上直言不讳,胡祖六:资金、人才,还是环境,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企业的创新诸多因素中,中国市场中的政府的力量过大,计划经济色彩过重,才是压抑中国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胡祖六举例说,日本等国在发展的初期都是靠模仿来发展,下一步才是依靠效率来创新。而对中国来说,创新领域的阻碍因素有资金、人才和环境等等。单就资金来说,中国不缺钱,比如说一些创投PE很好地帮助了企业的创新;人才也是个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是阻碍因素是环境和制度。

胡祖六进一步阐释,目前中国市场中,政府力量过大,计划经济的色彩太浓厚,恐怕这才是压抑中国创新的最重要的因素。

冯仑:光有素质,没有土壤


 

美国市场经济的生命力通过乔布斯、扎克伯格等“创新楷模”得到体现。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接受博鳌观察采访:从民营企业来说,中国所有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乔布斯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让这种企业家精神在现实环境中长出一个苹果这样的企业,确实偶然性很大。

我们民营企业都有乔布斯的素质,比如冒险、偏执,甚至是很古怪的那些性格,另外,做事情非常有想象力,很执着,执着到几乎不能让人忍受,周围的人都不堪忍受。这些素质,所有的企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全都有。那为什么长不出苹果这样的企业?

不 是说中国企业家能不能成为乔布斯,而是中国企业家这种乔布斯式的素质,能不能长出苹果来,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苹果,乔布斯不值钱,你再古怪的性格也没 有用。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鼓励创新的、权益保障的、法制完善的环境中,这样一种个人的企业家的能力和素质,长成了苹果。

当 然,我们马上看到这已经不稀罕了,为什么?28岁的扎克伯格,比乔布斯还悬乎呢。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和什么样的制度结合能长出苹 果来,能长出现在Facebook这样的东西来。美国的这种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不在于有怎样的企业家,在于人家还有这个体制。可能Facebook过几年 也落后了,但又冒出别的什么东西来。

但是,我们这边就的确光有素质,没有土壤。稍微有点土壤,你看我们的公司都是在 国外的体制下长起来的、在境外上市,什么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网易,都是在外面上市。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有这个土壤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本身没有什 么,我不是乔布斯,我拥有的所有的创业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性格特点,或者说一些想象力,一些想法、做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有。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为什么我 们不能够有长出苹果的土壤。

王石:不缺能力,就缺动力


 

沈阳奥体万达广场的精品街上赫然出现了国际奢侈品店被成批“山寨”的情况,“爱马仕”成了“爱我仕”。

万科企业董事会主席王石为博鳌观察撰文说:如果仅仅将创新定义为科学、技术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创新,我当然认同科斯先生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的评论,即“中国在创新方面略逊一筹”——中国乃至许多亚洲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的技术创新是有不足的。

不过,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价值,如果科技领域的创新相比其他领域的创新并不能创造更多价值,那么企业家们就很难有动力去从事创新。

我 不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创新方面面临太多困难。首先,中国的一线城市的工资率正在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使得我们在竞争国际高级人才方面也不再处于劣势。其 次,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技术装备在过去20年中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第三,过去30年来,中国企业家们也在制度、管理、物流等无法直接从西方学习的领域进行了 很多创新。

我认为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是,相比其他经营方式,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无利可图。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 当局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直意兴阑珊。就我的观察,这是中国目前创新面临的最大的障碍。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有能力创新,而是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否让 他们有动力进行科技创新,而不是集中在政府关系、库存管理、营销策略甚至公司金融等方面创新。

排除市场过小的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国家,以及缅甸、朝鲜等在制度上尚无法让企业家存在的国家,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亚洲国家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促进创新。

首 先,创新需要得到保护。产权制度和相关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创新还需要促进沟通与交流,需要独立自治并且运转良好的学术机构。这些都需要对政府部门进行深 层次的改革。我不认为亚洲国家的企业或者人民缺乏创新的能力,这更和集体主义的文化没有关系——日本应该算亚洲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却是亚洲 国家中最擅长创新的。

对于许多亚洲国家而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清晰一些。企业家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就如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如果和政界人士搞好关系就能拿到垄断权益,那么即使创新成功的收益很高,但考虑风险之后,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诱惑就远不如前者。

另一方面,大企业很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推动革命性变革,历史告诉我们的是,革命性创新往往来自小企业,来自市场挑战者。这需要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不能向大企业倾斜。而应对每一个市场竞争者都公平对待。这在很多亚洲国家都还未实现。

所 谓亚洲人的文化中害怕冒失败的风险,不愿意标新立异,甚至缺乏创意,是很难说的过去的——亚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与欧洲并没有深入的交流,但无论艺术、文 化、科技、宗教、思想,近代以前的亚洲都不比欧洲差太多。只是近代以来,我们并没有创制出有效的制度以在全社会激励更多的创新。

徐乐江:障碍中国创新的是机制


 

急功近利的GDP主义、尚未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及“官本位”的社会价值吞噬了创新的空间。

宝 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为博鳌观察撰文说,首先,我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因为称得上“革命”的一定是要有具有影响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比如 18 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的机械化,19 世纪美国的工业革命是电力技术的发明带来电气化,20 世纪日本的工业革命是微电子技术带来的信息化。反观今天的中国,尽管工业化轰轰烈烈且到了中后期,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伴随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 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极大破坏。

中国的工业化实际是制造业的聚集过程,加工与组装是制造业的主要形式。这种工业化 的方式基本上无需新技术的支撑,只需传统技术的转移支撑。所以,现在都通常认为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但没有人认为中国是新世纪的工业革命中心。按照杰里米 •里夫金教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的描述,新的工业革命应该是能源革命,就是如何实现将分散的新能源通过突破性的传输技术进行归集。

因 此我不完全认同科斯所说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个评价是对中国留有面子的评价,实际不是“稍逊一筹”,而是“差距很大”。创新能力不足是 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样如此。就企业而言,我个人认为影响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 一,中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热情。技术创新是需要大投入的,如果大投入换来的发明创造被轻易模仿,发明者的投入就无法及时 得到弥补和回报。中国制造模仿成风、“山寨”成害、造假成灾是与此有关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国际上也有对中国的指责,但应该看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正在完善过程中;

第二,“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抑制了创新精神。我们虽然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际上千百 年来中国人骨子里都崇尚做官。中国挤破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就是这一现象最好的注脚。当一个大学的高级教授的社会地位低于这个学校最低行政级别的官员时,这 个国家已经丧失了创新能力。在中国对优秀科研人员的最高奖赏就是提拔为官员,这样中国的优秀人才都被吸引到了官员队伍中,剩下的只能是二流人才搞科研创 新;

第三,急功近利的GDP主义流失了技术创新的“水土”。创新是需要“细水长流”的,可能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期 内见不到成效,GDP 的政绩导向需要的是立杆见影的增长,至于 GDP 的技术含量则不在考核的范围内。中国股价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贵州茅台,而美国股价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可能现在不是了)是苹果公司,前者是酿酒的不 需要什么科技含量,后者是典型的高科技公司。这就是中国 GDP 与美国GDP 成色的差别;

第四,中国的民营企业 普遍缺乏技术创新的实力。民营企业从制度等各个方面来看天然比国更有创新的热情,它们应该是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力军。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偏好于服务大企 业的体系,民营企业因为规模较小,在享受金融服务上普遍受到歧视,正是受制于中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国的民企融资困难,再加上大多集中在低端产业,竞争 激烈,盈利状况普遍不佳,所以无法大手笔高投入从事研发,而现代技术创新拼的就是实力。

王均豪:缺人又缺钱

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为博鳌观察撰文:推动自主创新的障碍原因很多,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 企业尚未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当下中国,虽然各个企业在创新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没有形成气候。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尚 未成为创新的主体,目前依然主要靠政府的投入。而政府又特别钟情于以国有科研机构为代表的供给方,这些供给方又往往容易产生迎合政府的“喜好”,加上政府 本身的目标取向往往具有较强的行政性,由此主导下的创新成果要么脱离现实经济的需求,要么通过政府相关机构鉴定后不了了之,政府“埋单”的成果无法通过企 业转化为生产力,导致与企业和市场的需求脱轨现象较为普遍。而在欧美国家,科技创新主要依靠企业来完成,并且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形成强大的创新动力, 形成创新投入和经济效益增长的良性循环。

二、资本进入与退出机制不健全。从市场化的角度而言,创新需要巨额的资本投 入,借鉴国外的经验,风险投资是解决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但由于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所以必须优先解决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外资的风险投资能够 风生水起,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大多采取投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企业,而后快速在境外上市,达到股本退出获利的目的。但目前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缺陷,没有建立 起适合不同企业融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能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多渠道、高效率的股权交易平台,造成其投入的资金无法及时变现退出,使境内风险投资机构 的资金流动性严重下降,产生行业萎缩。实践证明,只有借助资本市场才能建立起市场化的退出渠道,并促进风险投资不断循环增值。

诺贝尔奖得主:政府放开大学生 完善金融体系 向富人多征税


 

2011年10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由广场“占领华盛顿”的运动中,一名抗议者举着标有“向富人征税”字样的雨伞,反对大企业的贪婪。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在参加博鳌观察举办的闭门对话会上认为,公共领域占用了太多的出色的大学毕业生,事实上中国的私营企业需要这些杰出的人才。政府应转变政策,改变态度,以促进创新。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让私营企业参与人才的竞争,中国的创业企业需要杰出的人才做一些创新型的项目。而这件事是政府的政策可以改变的。

第 二,政府本身可以做很多工作来改变改善金融体系,以促进创新。不过,在我的印象中,银行业以及二级银行业,他们服务的对象并不是商业企业,特别是那些创新 型的企业和项目。在美国也是这样的情况。以前大银行都是向公司贷款的,也向这些创新型的项目贷款,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大银行就买政府的债券,买住房。做很 多的投机生意。我认为,这种投机生意似乎没有什么社会价值。

另外,政治家真的认为,自己可以提供很多额外的保护措施来保护民众,而这不会阻碍经济活力,也不会损害创新的发展。这种想法是天真幼稚的。如果一个政府非常关注和加强就业安全、社会保障等,就一定会看到创新或者说探险的价值被稍稍削弱。

我 更赞成这种收入分配的方式,那就是一种递减式的税收。从中产阶级及上层阶级那里收取了很多钱,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帮助一些低收入的人群。我自己大力支持这 种观点,多年以来都是这样。这种方法对创新没有害处,因为对于中等收入和上层收入的人来说,他们的税收、税率还是合理的。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够让那些低 收入的人去工作、就业,可能对创新是一件好事,劳动大军人越多,创新者想有的市场就会越大。所以我觉得,其实并不需要牺牲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或者说基本的 公正观点,才可以建立起一个真正高度创新型的经济。

张维迎:企业家要谦逊 培养教育程度高的团队

经 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参加“经济学家六问”认为,中国企业家想要创新,必须要有谦逊的心态,要懂得只有站在西方的肩膀上,才能做出真正的 创新。近代以来中国的创新有限,对人类整体的贡献不大。目前中国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建立在西方几百年来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之上的。目前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 企业家,与西方企业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中国企业家必须谦逊,摆正好心态才能更好地创新。

2006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认为,任何创新的努力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要有高层的商业见解。也就是说,必须要从比较高的角度才能理解什么样的方法 会奏效,什么会失败。当我看到技术行业的人向我们炫耀他们新的产品,我会有点担心:他们根本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市场真的需要这些产品吗?所以,创新失败 的一个原因,是创新的活动被完全下放到了一些没有商业见解的人手中。我们应该记住,即便是最聪明的团队,即便是最有智慧的创新团队,也会发现,最终市场可 能也不需要他们提供的产品。

另外我还想要强调一点——教育。在我的早期著作当中,我往往会提到,教育并不一定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能提高生产率,但是实际上教育也是有价值的。

如果消费者能够接受大量的教育,他们就更愿意尝试新的产品;如果说经理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他们也会尝试更多的生产方式;当然创新者明白,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市场消费者拥有较好的教育水平,他们会更愿意把新的产品推到这个市场,也会更有自信自己的产品会被更多的人尝试。

我最近撰写了一篇论文,研究结果是:很多创业型的公司,如果整体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其创业成功几率就会更高。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应用更新的技术,创新的频率、成功的几率都超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团队。

而且,我觉得创业公司可能是最严格管理的公司,因为每个人必须参与进来,否则他们的创业就会失败,但是在大型的已经有所成就的公司中,雇员已经不再具有冒险性、实践性、创新性,他就是来领工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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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可能的事。再来一个毛泽东闹他个翻天地覆到很有可能 -洪常紫- 给 洪常紫 发送悄悄话 洪常紫 的博客首页 (0 bytes) () 09/18/2013 postreply 2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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