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您的历史使命（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
（白镜天）
孙中山让中国巨龙醒过来了！
毛泽东让中国巨龙站起来了！
邓小平让中国巨龙富起来了！
习近平让中国巨龙建康起来了！
---七尺男儿中国梦，不作阿斗作英雄。---
毛泽东让中国巨龙站起来了！
邓小平让中国巨龙富起来了！
习近平让中国巨龙建康起来了！
---七尺男儿中国梦，不作阿斗作英雄。---
（一）当务之急：内修国政
“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古训。战神林彪在东北战场两年之内，将十万败军变戏法似的变为上百万。除遵循毛泽东的建军路线外，有一个法宝就是，每次战役之后，要求各级官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绩很多，问题不少。十六，十七，十八大，都未提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让游子失望。我扪心自问：难道执政党真要“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吗？
没有提及和强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八个大字，是前三次党代会的最大缺憾。
现在急需强调的不是“改革开放”，而是“建康发展”。“改革开放”的门没有关，不强调也是开的。不强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很难作到“建康开放”，“建康改革”。其结果，中国大地会成为“金融投机家”的乐园，“房地产投机家”的乐园，“贪官污吏”的乐园。时间长了，人民是无法容忍的。
邓公提出“韬光养晦”。时至今日没有错。这同毛泽东当年指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有异曲同工之妙。
“韬光养晦”有两大要素：一是对外，伏首称臣；二是对内，内修国政（包括发展生产）。内修国政是本质，伏首称臣是表象。中国三十多年，只作到了“伏首称臣”，只重视了“发展生产”，没有致力于“内修国政”。上届十年的国家管理，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各种问题和矛盾，堆积如山，大有积重难返之势。
实现中国梦，有很多事要做。但基础的基础，是内修国政。
邓公及其他开国元勋，深切认识到，人民公社大锅饭，彻底摧毁了农民的积极性。粮荒阻滞了国家的发展。“包产到户”彻底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两年解决粮食问题。这为之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包产到户”是内修国政的第一大有力举措。“包产到户”阻碍了农业水利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应该说是个倒退。然，没有这一“小退”，也不会有之后的一“大进”。这叫“退一步，进三步”。没有智慧和魄力，是下不了决心的。
文革后期，国家工业发展几乎停顿。邓公毅然决定“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制造业技术，以最短的时间赶上先进国家。不到二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嘱目的惊人发展。这是内修国政的第二大有力举措。然，这一成果的取得，却让共和国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济腐败，思想腐败，文化腐败，官场腐败，道德腐败，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民生问题突显，官民冲突不断。这些负面状况，都是没有重视“内修国政”的恶果。
“内修国政”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必须坚持。例如，国家管理要作到“公平合理”。改革开放三十年，粮价增长几倍，工资却增长近百倍。这种乱印钞票，乱发工资，使社会极度失衡。加之教育产业化，医疗卫生产业化，高昂的学费，高昂的住院费，农家子弟碰到了大困难。再例如，国家发展要作到“公平竟争”。如果放任一部分人依靠权势，关系“先富”起来，民众不服。这种不公平竟争，是“仇富”社会现状的根源。若袖手旁观，放纵“仇富”现实漫延，国无宁日。“官商勾结”是不公平竟争的祸害之最。常此以往，老百姓没有指望，感到没有活路，只求变天。
（二）重举毛泽东旗帜
邓公主持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许多重要决议都写入了党章。特别是“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确定了其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方向。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其大方向的正确。
然而，邓公上台，抛弃了他那“永不翻案”的“仟悔书”，极端感情用事（“小平无大度，用事好感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塞进了邓小平的重大错误。除继续文革的荒唐，重复“林彪反革命集团”外，“全盘否定文革”“简单否定文革”和实质上的“否定毛泽东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是另一重大错误。否定伟人毛泽东，留下荒诞的历史性错误。
文革有错，有大错，但“全盘否定”“简单否定”是错误的。“全盘否定”就意味着“简单否定”。而“简单否定”就等于对文革错误“没否定”，危害极大。亿万人民参加的文革，有其正确的方面。伟人毛泽东把文革同推翻蒋家王朝，并列为他一生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两件大事，文革有她正确的内涵。常人要理解她需要时间。林彪的天才是无人置疑的。就是这样的天才，深信毛泽东的决定，“八九不离十都是对的”。经常告诫自己和他的部下，“对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林彪同他的战将们少犯错误，取得丰功伟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革有她正确的内涵。文革的真谛就在于，她要“彻底翻转官民关系，全面打击官僚主义，完全实现人民民主”。这是伟人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几千年的旧中国，从来都是“官”管“民”，“民”怕“官”。毛泽东要将它翻转过来，要“官”永远“为人民服务”，永远作人民的老黄牛，永远是“官”怕“民”。这种关系的颠倒，是“全面打击官僚主义，完全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其实，伟人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报负，早就呈现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不读书不看报的邓公，将毛泽东的讲话当作耳边风。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开国元勋），建立新中国，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但毛泽东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深切地理解，陈腐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八股科举制度”，让中华民族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彻底迷失了方向。年轻人都去追逐“文人搔客”，“学而优则仕”。文化人只知道做官当老爷。老祖宗发现的“火药”，被用来造烟花，戏耍玩乐。但洋人却用它造火炮，发动战争，制造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毛泽东深知，就是这落后科技的“千年耻辱”，造就了“百年耻辱”。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向旧有的封建文化和“八股科举制度”宣战。常人不理解伟人，却硬说伟人错了。历史总是在开这种玩笑。
毛泽东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前卅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些丰功伟绩，在第二个卅年，被“败家子”几乎彻底摧毁。境外腐朽的政治，腐朽的思想，腐朽的文化，象洪水猛兽，涌入中国大陆。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卅年来的政治腐败，思想腐败，和文化腐败。当今中国大陆上的所有污泥浊水泛滥成灾，其根源都在于此。
正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盘否定文革，简单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让共和国的敌人，发现了“共和国的掘墓机”。他们第一步，全盘否定文革，简单否定文革；第二步，丑化毛泽东，丑化开国元勋，否定毛泽东思想；第三步，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第四步，彻底否定共产党；第五步，彻底否定新中国。这是国内外反华舞台上的五步曲，是共和国的掘墓机，是共产党的掘墓机。三十年前，共和国的敌人也无时无刻不在丑化和否定共和国，但远不及近三十年那么嚣张，因为这三十年，天上掉馅饼，他们得到了足以埋葬共和国和共产党的掘墓机。那是一台现代化了的，马力巨大的掘墓机。其实，敌人的心花怒放很好理解，因为那是他们的本性。然而荒唐的是，在共产党内，竟然也有一大批“共产党人”，按这“五步曲”相拥载舞。最为糊涂的是，有些“红二代”，也在汗流夹背地运转着“共和国的掘墓机”。那些“红二代”正在挖掘的坟墓不是为了他们的敌人，却是为了他们的先人。为了埋葬他们先人的基业，为了埋葬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所幸，习总已经多次强调“不能用第二个三十年否定第一个三十年”。但更重要的，要明白产生这种错误思潮的根源，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错误。（对于党内这些糊涂虫，要向他们大喝一声，“毛泽东犯错误，你高兴什么？”）。
无独有偶，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毕恭毕敬，称斯大林为“父亲”。斯大林逝世后，赫氏原型毕露，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后的苏共垮台，首枚勋章被历史授予了赫鲁晓夫。
苏共垮台，前苏联解体。完全证明了伟人毛泽东的正确。中共至今不垮台，从另一面证明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思想及他为之而努力的贡献是正确的。有人日日夜夜在预言中共马上垮台。我却从不那样认为，因为我深知毛泽东的老本还在，还未被吃光。反面教员的作用，只能使毛泽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更高，更稳固。有些所谓的“精英”，无视广大老百姓对毛泽东的热爱，不自量力的杨言，要将毛泽东拉下神坛。事实却恰恰相反，广大老百姓要将毛泽东拉回神坛。毛泽东有关云长“傲上怜下”，同情弱势群体的秉性，深受百姓爱戴。“关帝庙”耸立中华大地两千年。毛泽东庙也会遍佈中华大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精英”最终只会成为历史的拉圾。
文革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否定。必须仔细地，认真地，象小姑娘梳小辫一样，把那蓬乱的头发梳理一遍，每一根都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该札进左边辨子的那根头发，绝不扎进右边辨子。比如说，武斗，派性，体罚，凌辱，逼供信，打砸抢，血统论，无限上纲，扣大帽子等，都是错误的，都是应该认真批判和否定的。然而，广大民众，热心参与国家大事，唱革命歌曲，缅怀革命先烈，打击和遏制黑恶势力等，都是对的，都是应该肯定的。如果不肯定正确的，就会发生“‘唱红打黑’就是‘复辟文革’”的荒唐罪状。这种荒唐罪状，竟然出自中央政治局常委温相的口中。广大人民不仅要问，“中央政治局向何处去？”。
对于应该否定的，必须深入批判。比如“打砸抢”。如果有一天，中国学生民众上街游行请愿，不发生一起砸厨窗，抢财物，烧汽车，仍石块，打行人等，仅仅是和平游行，表达政治诉求，那才能说明，对“打砸抢”的批判，深入人心了。否则，那不叫批判“打砸抢”，也不叫“批判文革”，更谈不上“否定文革”。那种“全盘否定”和“简单否定”等于对文革错误“没否定”。
用伟大思想家毛泽东的话，“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对，也有错。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实践的深化，和感知的积累，人们总是在正反两方面澄清过去的错误。“全盘否定文革”“简单否定文革”是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否定毛泽东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是反动的，对中华民族是有罪的。
民族崛起要有伟人，有伟人才能崛起。这个伟人，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他只能是“毛泽东”。一个“人民的大救星”，一个“民族的红太阳”，一个“崛起的掌舵人”。
（*）邓小平不是思想家，“小平无大度，用事好感情”
邓公如其他开国元勋，能力不凡。但同毛泽东相比，一个地上，一个天上。邓公主政，好事很好，错事很错。邓公不是思想家。除天资外，喜欢乔牌，麻将，不喜欢读书，也许是另一个原因。邓公的许多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先富”是“官僚暴发户”的代名词；“先富”是不平等竟争的理论根据；“先富”是中国“仇富”社会现状的根源；“先富”是拉大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让一部分人先穷下去”是两个孪生子。
“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逮住了老鼠，邓理论说，“白猫是好猫（黑猫不是）”。当天晚上，白猫咬掉了邓理论半岁小孙女的小脚丫子。白猫还能是好猫吗？好糊涂的邓理论。“全盘西化”，发展了经济，也给执政党挖好了坟墓。
“摸着石头过河”。你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我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淹死了，也就你我而已（家人还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能“摸着石头过河”？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论证在先，执行在后。看看US，政策法令的论证，几乎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中华大地，人才济济，青年学子，各有千秋。独缺政策论证的平台，皆因邓理论：“摸着石头过河”。
“发展是硬道理”。如果说“建康发展才是硬道理”，哪个更正确？加了“建康”二字，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伟人毛泽东，晚年一直担心的问题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就是说，把经济搞上去了，政权丢掉了，“有人又要取小老婆了”。广大底层民众又要回到解放前。三十年时间，反面教员邓理论，让民众懂得，“发展不是硬道理”，“建康发展才是硬道理”。“红旗不落地”才是最硬，最硬的“硬”道理。
“毛泽东思想是大家思想”。邓公上台，为了推行他的“全盘西化”，首先要否定的是毛泽东思想。于是精心刨制了他的又一说教：“毛泽东思想是大家思想”。没有毛泽东，能有“毛泽东思想”？没有马克思，列宁，能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伟人总归是伟人，常人只能是常人，庸人永远是庸人。不过，邓公还算半个伟人。只不过，历史上永远也不会有“邓思想”而已。
“文革是浩劫”。邓公上台，抛弃了他那“永不反案”的“仟悔书”。全盘否定文革，简单否定文革。还扣上“文革是十年浩劫”的大帽子。可是，他从未否定过“刘邓五十天文革”。在那五十天，刘邓号令天下，抓批“五七”式右派。全国高校学生食堂，高帽子林立。我中华优秀儿女，又一次被“右派”的铁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没有伟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号召学子“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将形势彻底翻过来，刘邓会象五七年一样又一次得逞，中华优秀儿女，又一次遭殃。如果文革按“刘邓五十天”的模式一直走到底，邓小平绝对不会全盘否定文革。也绝对不会说，“文革是十年浩劫”。相反，他会高呼，“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又一次五七式反右派的伟大胜利）。文革有大错，但是，“全盘否定文革”，“简单否定文革”是错误的。三十年来，在邓理论的指导下，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按照邓理论的步骤，先，“全盘否定文革”，再，“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其次，“全盘否定伟人毛泽东”，再其次，“全盘否定前三十年”，最后，“彻底否定新中国”。邓公不是思想家，他看不了那么远。
“实践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公的这一“理论”同“实证论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革命导师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有力地批判了马赫主义这一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实证论思潮的典型代表。邓公抓埔江青，送上法庭，世纪大审判。判官宣佈“判处死刑”，故意停顿很长时间，不说下半句“缓期二年执行”时，江青毫无惧色，破口大骂“反革命修正主义”。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不怕杀头”的革命者。按邓公“理论”，老百姓可以认为，江青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为她的英雄形象被检验了。然而，邓公却没有“被检验”。按他的“理论”，老百姓有一万个理由怀疑，他在敌人的屠刀下，完全有可能“屈漆投降”（多么荒唐的“唯一标准”）。
幸哉，现政府已经很少重复那“理论，代表，发展观”的大话，空话，和套话。
（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非常欣赏“不能用第二个三十年否定前一个三十年”的忠告。党内外的糊涂观念的确需要及时制止。
产生这种错误思潮，有多种原因。其中一种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国元勋邓小平，他的很多提法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咋听起来没有错。但对照当前中国的众多问题，苦不堪言的底层民众说那是“挂羊头卖狗肉”。 贪官污吏，官僚暴发户，金融投机家，房地产投机家，等不法分子，期待着共产党变色。他们所理解的“特色”，就是旧中国的复辟。三十年纸醉金迷的“乐园”生活，自然使他们要否定第一个三十年。
其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一些人讥讽为“挂羊头卖狗肉”，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来也找不到什么“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或“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因此，这个提法的漠糊性，最终会被归类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它不可能独立存在。
事实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都是“社会主义”。不同于第一个，第二个三十年开始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新经济政策”包括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包括江泽民提出的“允许资本家入党”。“新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允许“中小型企业，中小服务业，中小型制造业私有化”。但大型企业，服务业，制造业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里。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寻找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从“反”，“正”两个方面证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正确性。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新经济政策”是不可缺少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不仅中国，任何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避免不了“新经济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可能把资本家从思想上全部杀掉，不可能消灭资本和资本市场。只能如伟人毛泽东所说，对他们要实行“团结，利用，改造”的方针。
所以正确的提法应该仍然是“社会主义”，而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确的发展总路线，正确的口号，应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深化新经济政策伟大实践”。以此取代以往的口号：“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为主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相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深化新经济政策伟大实践”，这一提法，将贯穿共和国崛起的另一个三十年。
让我们记住新三字经的忠告：“义不正，行易歪”；“道不清，路难通”！
（*）“政治改革”的误解
三十年“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使得制造业技术和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举世嘱目。但自由化派却认为，这只是“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而且力倡，下一步应该致力于“政治改革”。
事实不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要素总是相辅相成和相互制约的。绝对不会出现只有“经济基础”高速发展，却没有“上层建筑”发展，或者，只有“上层建筑”发展，却没有“经济基础”发展的怪事。
三十年“改革开放”不但有“经济改革”，而且有“政治改革”。最显著的“政治改革”是，（1）私有化，和以法保护私有财产；（2）允许资本家入党。前者属于社会层面，后者属于党性层面。也就是说，“社会”和领导这个社会的“党性”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极其深刻的政治改革。
自由化派认为没有“政治改革”，是因为自由化派以他们的需要，重新定义了“政治改革”。给“政治改革”塞进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全民公投”，“多党轮流坐庄”，“军队国家化”等，不一而足。
一些高层领导（温相），也不间断地提出过“政治改革”。然而，从未说明他的“政治改革”是什么？改什么？怎么改？其实，人民将国家管理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他想干什么正经事，都可以干。然而，为什么他却只喊不干呢？原因很简单：在他主政期，国家管理一蹋糊涂。他想用“国家需要政治改革”，将国家管理不善的责任全部推给总书记（温相心术不正啊！）。当然，对于那些只图沽名钓誉，八面聆龙，四方讨好的奸人，他的“政治改革”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取悦自由化派。（他确实让自由化派高兴了一阵子）。（他的“政治改革”是否有篡取总书记的野心，历史将来也许会揭示）。幸好，政治局不是他一人说了算。多数常委坚持“五不”，实乃国家之幸也。
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没有政治改革”，而是一踏糊涂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该有的法令没有。该出的政策没出。该及时出台的政策，出得太晚。而国家的发展却极其迅猛异常，社会的变化非常快速。其结果，国家管理一蹋糊涂，社会管理一蹋糊涂。因而出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大有“积重难返”之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与社会制度无关。（有点偏颇，但可以突出我的主题）。比如说，封建社会，如果有个好宰相，也可以作到“路无拾遗，夜不闭户”。资本主义社会，比如US，法令比较建全，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相当有条有理。所以，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一踏糊涂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比较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国家管理更重要。国家管理是纲，社会管理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发挥海外游子的优势，利用游子接待站，理解消化国外已经成熟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政策，加以修改，以适合中国实际。比如说，US的税法管理，房产管理，银行帐户管理，公路交通管理，食品卫生管理，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管理，等。三十年来，学习国外的科技产品，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学的太少。或者说，学的太慢，学的太晚。远不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四）必须开展“刮骨疗毒，扒皮换血，洗手洗澡”运动
开放三十年，贪官越来越多，贪脏越来越大。尽管党有“纪检委”，民有“大法院”，“双规”了很多，“法办”了不少，但腐败风仍然是愈刮愈烈。
其实，杀贪官，不是“反腐败”（仅是“反贪官”）。虽然二者有紧密的联系，但在治理办法上，却有根本的差别。“纪检委”和“大法院”只能整肃贪官，不能根除腐败。反腐败必须从“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上下功夫。必须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杜绝所有可能腐败的漏洞。不给贪官污吏，金融投机家，房地产投机家，以任何机会。
比方说，美国的个人银行帐户管理政策，县政府的房地产管理政策，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个人税收管理政策，等，都非常严格有效。国民的货币流动，一万美元以上，都在FBI的眼皮底下。想公布国民个人财产，易如翻掌。敲打计算机键盘，一分钟打印出结果，一目了然。行贿受贿彻底被堵死。可以说，贪官无处藏身，腐败无风可刮。
美国的这些管理政策，完全可以借用。根据中国国情，稍加改动即可。海外游子十分不解，开放三十年了，这些好东东，为什么没有学到。
网友不无感叹地说，毛泽东仅杀了两个贪官：张青山和刘子善。政府清廉了很长时间。改革开放三十年，杀贪无数，然，贪官污吏越杀越多。在基层，甚至很难找到廉洁官员。因为官员们都明白，当今社会，谁清廉，谁丢官。
这种可怕的现实，足以说明，共产党丧失民心，威信几乎扫地。这也说明，在贪官污吏和共和国的敌人眼里，社会已经变天，毛泽东老本吃光，共产党气数将尽。
有网友说，“沉疴需猛药，乱世用重典”，社会信任危机发展至此，非猛药不足以正之；社会道德危机发展至此，非重典不足以正之。网友说得很对。
党的领导者，要想力挽狂澜，改变现状，别无它法，除制订防腐政策，建全防腐规章，抓紧改善五大民生外，作为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我称她“扒皮”运动。 “扒皮”是指，没收“官僚暴发户”的非法所得，不合理所得，及不公平竟争所得。“官僚暴发户”是指，官商勾结，利用权力，依仗权势，暴发致富者。一般老百姓，纵有三头六臂，也是作不到的。而且，这种暴富的速度非常惊人。是国内外经济发展史上所没有的，是违背致富常理的。
大家都意识到，共产党必须“整党”，不“整党”死路一条。但是，首先要“扒皮”。“扒皮”在先，“整党”在后。“扒皮”是解决人民，党，政府，同“官僚暴发户”之间的矛盾。是重拾民心的必要一步。“整党”是解决人民，党，同“党内阶级异己分子”之间的矛盾。广大民众最痛恨的是“官僚暴发户”。广大民众对党，对政府最不满意的是，党和政府仍然在保护着“官僚暴发户”的利益。所以取信于民的关键是，打击“官僚暴发户”。“扒皮”运动成功，在初步取得“重拾民心”之后，再“整党”，才是正确的步骤。如果民心不稳，冒然“整党”，被爆光的越来越多的党内腐败，只能增加人民对党的不信任，容易加速党的垮台，因而危险性极大。
中国的惊人腐败，是自上而下的。用百姓的话，叫“上行下效”。打击“官僚暴发户”，首先要打击，与省部级以上官员（包括已离职的）有关联的“官僚暴发户”，这些官员，也要包括开国元勋们的亲属，亲戚和朋友。
“官僚暴发户”，在民众眼中，他们不是人，而是“鬼”。他们本是人，但官商勾结，利用权力，依仗权势，暴发致富，使他们变成了“鬼”。人皮外边披上了“鬼皮”。三层“鬼皮”，七层“人皮”。有些可能七层“鬼皮”，只剩三层“人皮”。只有扒掉“鬼皮”，才能显露出人皮，他才算个“人”。否则，他就永远是个“鬼”。
“扒皮”运动就是要“官僚暴发户”将他们的非法所得，不合理所得，及不公平竟争所得，归国所有，还给人民。
打击“官僚暴发户”，必须自上而下。绝不能自下而上。自下而上必然重蹈薄郎之覆辙。每个底层的“官僚暴发户”都可以在上层找到“靠山”。而且，先打击底层“官僚暴发户”，必然触动高层“官僚暴发户”的神经。“高层”奸人会从背后出其不意地捅一刀，致人于死地。奸人奸招，不得不防。打蛇断其头，擒贼先擒王。
配之党的宣传教育运动，“扒皮”运动要让“官僚暴发户”自觉地“扒皮”。估计和掂量个人财产，企业财产，家族财产，有多少属于“非法所得，不合理所得，及不公平竟争所得”。如果有30%，就扒三层“鬼皮”。为了保证企业继续顺利发展，“扒皮”企业财产，一般掌握在30%以下，25% 左右。收归国有的，按股份留在原企业。由原公司继续经营。国家需要钱时，再卖股。给原公司保留首先买股的权利。对于那些“扒皮”后不很好继续经营企业的“官僚暴发户”，以消极对抗“扒皮”运动论处，没收更多的私有财产。
对于极少数不愿意“扒皮”，抗拒“扒皮”运动者，成立专案组调查。查出多少，没收多少。
我相信，在深刻的宣传教育之后，绝大多数“官僚暴发户”，尤其是“高层官僚暴发户”，他们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扒皮”运动。扒掉“鬼皮”，显现“人皮”，还原爱党，爱国，爱民之本来面目。重新赢得人民的尊敬。“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革命烈士抛头颅，撒热血，为的就是党，共和国，和人民；土改运动中，许多开明地主，富农，无偿献出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公私合营运动中，不少来自旧中国的资本家献出他们的所有资产；合作化运动中，所有的中农，上中农，献出土地，农具，畜牲，分文未收。我老爸，中农，当年有二十多亩地，两个牲口，大车和所有农具，全部入社。三十年后，到“包产到户”时，只得到两亩半地。换句话说，在党领导下的三十年（1954---1984），象变戏法一样，老爸的二十多亩地，变成了两亩半地。这不叫扒“三层”皮，这是扒了“九层”皮啊！老爸活到近百岁，至死没有在儿子面前说过共产党的坏话。相反，他还多次提起，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没有土匪，能过安稳日子了。我常在想，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农民，在财产面前，都有如此的境界，那些与“红色家庭”一脉相承的“官僚暴发户”，在悠关党的性命，共和国存亡的关键时刻，也应该有所觉悟吧。革命烈士被“扒”掉的是头颅和热血。在其它各次运动中，遭“扒皮”的是民众（资本家，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这些“民众”都积极地接受了“扒皮”。这次的“扒皮”运动，对象是“官僚暴发户”，他们同“红色家庭”都有连系。应该表现得只能更好。否则，“红”在哪里？。
“仇富”社会现实的存在，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一部分人可以官商勾结，利用权力权势致富。是由于这部分人不公平竟争，非法所得，不合理所得。毕尔盖茨，巴菲特，没人仇视他们。因为其所得，公平合理，与权无关。“仇富”心态，是社会不稳定，产生犯罪的重要因素。那些“暴发户”们，如果想晚上睡好觉，不做恶梦，先扒三层“鬼皮”。如果想让自己的子孙，不被人绑架，不被人残杀，先扒三层“鬼皮”。不扒掉这些人的三层“鬼皮”，难以创造“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
比起逐个清算，这种“扒皮”运动，会包庇一些贪腐。但好处是，可以作到“快刀斩乱麻”，解决三十年来累积的一笔糊涂帐。“纪检委”抓贪官，治不了腐败。正如我以前所说，“抓贪官，不等于反腐败”。更重要的是，国家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成立那么多的调查组，去一个一个地调查所有的“官僚暴发户”。而且，时间也不允许，民众没有耐心永远等下去。这种“纪检委”式的“反贪反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换言之，不是最快最好的办法。所以，必须开展“刮骨疗毒，扒皮换血，洗手洗澡”运动。
要警惕“官僚暴发户”在这个时候抡起“以法治国”的大棒。他们会声称，或者高价雇佣“油嘴巧舌”之律师，伪辩所得全部“合法”。改革开放三十年，法律不建全，不完善。让一切不法行为钻了空子。“老实疙瘩”变成了“无能之辈”。但是，老百姓不懂法，只认理，只凭良心。他们心里有杆秤（谁也夺不走的秤！），秤砣不是“法”造的，是“良心”铸成的。对于“官僚暴发户”，老百姓不说他们“违法”，只说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所以，必须站在人民一遍，把那些看似“合法”，却不“合理”的所得，收归国有，还人民以公道！
“扒皮”运动，要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对他们实行“团结，利用，改造”的方针政策。
三十年的腐败，涉及面太大，太广。“法不责众”。“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智。察政不得下和也”。曹操打败袁绍后，兵卒献上袁府搜出的许多信函竹简，都是曹操手下暗地“通奸”袁绍的铁证。大将张辽等请求曹操按信函竹简一一捉拿，个个惩罚。然曹操却命令手下，任何人不得拆看信函竹简，全部付之一炬。“曹丞相”名符其实，治国之能臣啊。解放初，高岗“要红党掌权，不要白党掌权”。想当时，正值干部极缺之时，毛泽东怎能拒绝来之白区，具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白党”。伟人毛泽东乃治国之领袖。高岗乃张辽之辈，有独挡一面之能，却无安天下之才啊。
刮骨疗毒，当显英雄本色；扒皮换血，突现领袖志气；重拾民心，终见取信于民。
（五）完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明确社会主义道路方向。
马克思的“资本论”，将“资本”批判得体无完肤，“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臭气”。以此，唤醒了全世界无产者此起彼伏的革命。因而，马克思被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一百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质疑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也因此，许多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在执政期，遭受了巨大挫折，甚至被人民赶下台。
还是中国人聪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大锅饭”，让人们开始怀疑马克思理论的准确性。而且，在执政党还未垮台前，及时地认识到马克思理论的局限性。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无产者”不再“无产”。无产阶级政党要“解放全人类”，包括将“贫穷”解放为“富有”，将“无产”解放为“有产”。这样，“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这种变化，马克思的理论显然落后了。
新中国之初，毛泽东指出，对资本家要实行“团结，利用，改造”的政策。（很英明啊！）。但后来急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搞什么“公私合营”，方向就开始偏了。
资产阶级失去政权后，作为个体，资本家是存在的。如果把他们从肉体和思想上全部消灭，那势必会割断历史。这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对他们实行“团结，利用，改造”的政策是正确的。比方说，有一个资本家，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有资本，有投资。但他也有自己的工作。他也是每天提着饭盒，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他的生活费用，永远都不超过他的工资水平。他那资本投资的利润，全部留给社会（留给子女，也算是留给社会）。他就这样生活了一辈子，最后走了，什么也没有带走。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马列主义理论家不得不面对：“这个资本家算是劳动者，还是剥削者？”说他是剥削者，难以服人，因为他没有享受过一丝一毫的“资本利润”。他没有剥削过任何人。如果他的子女，也象他一样，这样走过自己的一辈子，子女也应该算劳动者。
如果这个资本家热爱党，愿意过党组织生活，愿意按时交纳党费，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有什么理由不允许他入党呢？
江泽民总书记想明白了这点。他果断地指出 ：“允许资本家入党”。（第一位肯定这点的共产党首脑，产权当属江泽民）。
毫不夸张地说，“允许资本家入党”，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发展。她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如何正确对待资本家，企业家，如何完美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要问题。
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或者党校的教授们，应该二写“资本论”。她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要全面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本质。大力宣传江泽民总书记“允许资本家入党”的科学思想。这种理论化，系统化，成章化，可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坚定“深化新经济政策的伟大实践”的奋斗方向。这种理论研究和更新，在现阶段尤为必要和重要。是阻止“极左”派企图用第一个三十年否定第二个三十年的理论基础。
比起“允许资本家入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容易不被群众反对。但“三个代表”有“大话”，“空话”，“套话”之嫌。而且意思霉涩，老白姓很难听懂。“允许资本家入党”，很容易让老白姓听懂。但却很难被老白姓接受。因为党曾经招唤他们“割资本主义尾巴”达三十年之久。所以，一定要开创第二部“资本论”。把道理给老百姓讲清楚。让他们理解，“工，农，兵，学，商”中的“商”，也包括“资本家”和“企业家”，只要“资本家”和“企业家”愿意接受“团结，利用，改造”的政策。
其实，“资本”和“资本市场”，也是一种工具。不同的执政党都可以使用这个工具。使用得当，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使用不当，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执政党不得不保持清醒的头脑。
（六）坚持房地产政策的两项基本原则：第一，居者有屋；第二，投机无门。
“居者有其屋”是五大民生之一。任何政党执政，都不能儿戏处之。无论任何原因，民众无屋可居，都是执政党的耻辱。要实现居者有其屋，必须停止房地产自由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房地产政策，实行产业化，市场化，自由化。其结果完全背离了这两项基本原则。被“自由化”炒高的房价，同工资比例远远失衡。一方面，工薪阶层凭工资收入，买不起房。而另一方面，房地产投机家，却拥有很多“空置房”。真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房地产市场，彻底沦为金融投机家的天堂，房地产投机家的工具，广大工薪阶层生活道路上的恶禽猛兽。
“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市场，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关注。企业家不想作大企业，变卖资产投机房地产；机关干部不尽职尽责上班，研习如何投机房地产；大学教授不致力于科研，算计投机房地产；甚至解放军军官，也挖空心思投机房地产。正所谓“全民炒房”，以图暴利。这种各行各业“不务正业”的儿戏，是国家发展的悲哀。
自改革之初，将房地产市场定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些所谓的“精英”，读了几本有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书，就自称为“经济学家”，生搬硬套西方的发展模式。时至今日，房地产市场彻底背离两项基本原则。证实“精英”们创造了一个极其荒唐的笑话。
中国远远不同于美国，中国是“人口大国”。制订任何发展政策，都不能忘记“众多人口”这一特点。更何况房产是五大民生之一，人口因素不能置之度外。美国不需要土地改革。然中国却不得不施行“土地革命”“包产到户”。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地多人少，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房地产市场作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柱”产业，可以理解。在这一点上，中美相差太远，岂能照鹰画龙？如果继续按“精英”们的错误走下去，发生类似“土地革命”的“房地产革命”，并不危言耸听。
为了实现房地产政策的两项基本原则，房地产绝不能“产业化，市场化，自由化”。正确的政策类似于当前的“公租房”。政府招标建房，租给民众，卖给民众。民众卖房，只能卖给政府。买卖价格，每年估值一次。定出当地政府和民众都能接受的合理估价。实际上，美国县政府对居民住房每年估值，且允许居民上诉。所以，作到“合理估值”完全可能。自然，房价变化要考虑到通胀，折旧等因素。这样，不给房地产投机家以任何机会。彻底堵死金融投机家的投机路。最终杜绝类似2008年美国因房地产泡沫和次贷烂账所导致的金融危机。
政府房价要同工资相匹配。必须实现大学毕业租得起一间一厅，工作两年后，租得起两间一厅。他们开始恋爱，结婚，生子，必须有房住。这种房地产政策，年轻人将永远告别“房奴”。彻底自由自在地选择他们喜欢居住的地方，按他们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工作。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这种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年轻人的智慧，才华，和创造力。这种政策，可以彻底终止“全民炒房”的世界级闹剧。企业家安心作大企业；机关干部尽职工作；大学教授专心科研。谁想赚大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好好工作，发明创造，作大企业，作好服务业。除此之外，天上绝不会掉馅饼。
房产管理，完全可以照搬美国的政策。县政府只收财产税。社区物业管理只收管理费。房产空置几个月，拥有者会倍感赔钱的压力。房内装修改建，都要县政府批准。房前屋后种颗树，都要邻居签字，社区物业管理同意。这种有条有理的管理，彰显现代国家的文明。可笑的是，邻居两家挖壁橱，挖通隔墙，两家变一家，成最为搞笑的春晚小品。这种糊涂管理，足显国家管理者的低能和无智。不过，还有更可笑者。自2003年到2012年，十年间，温相年年喊“抑制房价”“调控房价”，房价却连年飙升。堂堂国家总理，扮演房地产投机家的“托”，忽悠民众达十年之久。中央高调倡导的“居者有其屋”，最终只是一个阿Q “画饼”。
真所谓，精英导航，总理扮托，坑了民众，肥了官商。
（七）五大民生，理解毛泽东；三农政策，相信邓小平
建国初，伟人毛泽东和周总理就正确地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对十三亿人的“人口大国”，这个方针必须永远坚持。
城乡差别，永远都是农家的痛。因而有很多仁人志士“为民请命”，希望缩小和消灭这一差别。最杰出和最有名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好友，梁漱溟先生。毛梁曾在延安窑洞彻夜长谈，议论国政，甚是投机。然解放后，他俩开始各持己见，分道扬镳了。梁先生指责毛泽东，得了天下忘了帮他打天下的农民，农民生活太苦。甚至说毛泽东不懂农民的心。
解放后，同城里人的生活相比，农家生活是苦。农家人是“集体所有制”。城里人是“全民所有制”（也有“集体所有制”，但还是不同于农村人）。“全民所有制”的民众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固定的粮食配给，生活基本有保障。“集体所有制”的农家人就没有那么幸运。种地产粮的农家人却年年有饿肚子的时候。真是“泥瓦匠，住草房；编凉席的睡光床；奶娃婆娘卖儿郎；种庄稼的饿断肠”。难怪有人总结说，“农民是二等公民”。梁漱溟老先生为民请命，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梁漱溟的指责，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泽东愤愤地和轻蔑地说，我们（指他和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工作，有人（指梁漱溟）说我们不懂农民。我猜测，梁漱溟至死都不明白毛泽东这番话的意思。换句话说，梁漱溟至死都不懂毛泽东。可怜梁老先生，冒天下之大不韪，面对上千对伟大领袖带有极深朴素感情的将军们，开国元勋们，对毛泽东说三道四，怎能不被轰下台，灰头土脸，成为到处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就是知识分子臭的一面。对伟人不理解却喜欢自以为是地品头论足。当然，象梁漱溟这种知识分子，正直，耿直，磊落，敢言，不阿谀，不投机，比官场那些顺势爬高者，要高尚得多。
伟人毛泽东说这番话自有他的道理。说毛泽东是农民问题专家，一点都不过分。当年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和方法。由此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革命的最后成功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在毛泽东思想中，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生力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建设，农民同样应该是生力军。同样要作出巨大的贡献。每个农人少收入一元钱，六亿农民就可以贡献六亿元钱。将六亿元钱用在工业和国防上，可以办很多事。伟人的思路同常人大不一样。他首先想到和为之奋斗的是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崛起，而不是任何一个或者多个社会群体得到多少利益。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即使两人穿一条裤子（每人三尺布票）也要搞原子弹。在百废待兴，物质匮乏，基础薄弱的崛起初期，又不得不发展工业，加强国防，农民过苦日子，作贡献，就不难理解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又是农民吃苦在前。城里的高楼大厦，哪一块砖石上能没有农民工的汗水。城乡差别是社会现实，是不可能短时间改变的。不符合规律的，强制性的改变，只能招至祸患。比方说，废除城乡户口制；农村城镇化；等，必然影响农业发展。农民工进城，已经造成了农业生产精壮劳力的缺乏。八零后，九零后，能安心农村搞农业生产的几乎没有。大量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转为城市人口，大大地增加了城市贫民的队伍。一但有个天灾人祸，这些城市贫民必然是政府的巨大负担。社会不稳定因素惧增。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时期让城里人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极力地控制着城市的人口。
城乡差别的缩小，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发展农业，发展农村教育。水利化，机械化，科学化的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量。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有更多的农民子弟上大学，迁居城市。以此逐步减少农业人口。
改革开放三十年，工资上涨上百倍，粮价只长几倍。这对以生产粮食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民，情何以堪？这样人为拉开贫富差距，用心何在？现在，农民遇到的困难更多，更严重了。老人病了，过去还住得起县医院，现在住不起。儿女考上大学，过去还上得起大学，现在上不起了。特别是子女上学问题，很伤农民心。“二等公民”我认了；“吃糠咽菜”我忍了；但“老人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要骂娘了。老农民吃苦耐劳一辈子，就指望上孝老人，下育儿女。深盼儿女能走出一条新路。如果真是为农民着想，一定要首先解决看病，上学的困难。而不是首先把他们变为城镇户口。
理解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慎废户口制，缓行城镇化。
致力农家事，耕者有其田，病者有其医，学者有其校。
（八）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不将“以法治国”绝对化
最不成熟的理解，是把“以法治国”绝对化。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是把“以法治国”理解为静止的，不变的，绝对的。
伟人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开国元勋）建国初，就抛弃了绝对的“以法治国”，而正确地构划了党的政策，国家法律，和人民宪法之间的关系。确定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团结所有民主党派，组成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委员会。这种模式一方面突显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党的政策”的重要性。政策和法律有机结合，管理国家更有效，更有力，更快捷。绝对的“以法治国”往往阻滞了国家的发展。当然，绝对的“政策”治国有时会犯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其实，说得更确切一点，伟人毛泽东指出的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不是纯粹的法治或绝对的法治。“德治”就是思想教育；“德治”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德治”就是党的政策。因为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和强调道德规范，中国的犯罪率就比西方少。如果没有思想教育，实行绝对的“以法治国”，中国的监狱要扩建很多倍，警察数要增加很多倍，法官数，律师数，侦探数，等等，都要成倍增加。而更重要的是，有成倍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失去了自由。所以，缺乏甚至没有德治的法治，是不可取的，是落后的。现代化强国应该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之路。
不能把“以法治国”绝对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法律”不是静止的，不变的。“法律”要发展。换句话说，“法律”永远都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或者说，是“漏洞百出的”。坏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会钻法律空子。巧舌善辩的律师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靠的也是钻法律空子。地沟油罪犯的辩护律师说，“没有法律规定地沟油不可以卖给餐馆”。拐骗幼儿罪犯的辩护律师说，“没有法律规定检到小孩要送警察”，等等荒唐笑话，层出不穷，皆因绝对“以法治国”所致。
对于那些“合法”，而不“合理”的犯罪，只有“德治”可以裁决。官僚暴发户以官敛财，以权敛财，以势敛财，以关系敛财。“法治”是治不了他们的。但“德治”可以。党的政策可以治官僚暴发户。所以，缺乏“德治”的社会，是不公正的，是不完美的。
党的政策，可以边实践，边修改，以臻完善。有些政策最后会成为法律。有些政策和法律最后会写入宪法。缺乏作为“政策”的实践过程，仓促写入宪法，是危险的。
自由化派喜欢将“以法治国”绝对化。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推承“多党轮流坐庄”。在他们看来，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只要严格按法律办事，就能管好国家。这种将“法律”静止化，绝对化，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似乎“法律”不需要再发展，不需要再完善。似乎“法律”是上帝制造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于一个刚刚起步，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在崛起路上摇摇摆摆的新型大国，“法律”是极不完全的。有需多新法律急待出台。有需多法律急待实践。这时候，一个受人民拥护的执政党尤为重要。执政党制定正确的政策，领导人民实践新政策，再将新政策上升为法律。执政党引导国家在正确的道路上永往直前。自然，如果执政党经常制定错误的政策，人民会将它早早赶下台。可见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对执政党是多么的重要。正如伟人毛泽东所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认清崛起路上的三大害：官僚主义，腐败风，自由化
官僚主义，腐败风，自由化，是崛起路上的三大祸害。这三大祸害是民族崛起的孪生子，将伴随崛起永远存在。毫不夸张地说，三大祸害将贯穿整个二十一世纪。
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认识到腐败风的危害。过半人都认识到自由化的危害。但认识到官僚主义也是一大危害的人不多。被载入史册的著名的“八九学运”，只提“反对官倒，打倒腐败”，就没有提到“反对自由化”和“打倒官僚主义”。这是“八九学运”失败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官僚主义首当三大祸害之最。危害比其它两个大。治理比其它两个难。当腐败风盛行，肆虐全国大地时，官僚主义的危害被腐败风掩盖了。腐败风杨起的污垢尘渣彻底地遮住了人们洞察官僚主义的视线。当腐败风被遏制时，官僚主义会立刻显现出来。贪官污吏工作很努力，很负责，甚至夜以继日，那是因为他们有灰色收入，有大量钱财可捞，有二奶小三可泡（有这等“好处”，傻瓜也会拼命工作）。一旦没有了灰色收入，不义之财，和廉价的二奶小三，他们就会象刹了气的轮胎，吹破了的气球，软瘫在地，再无一丝一毫工作的动力。随之而来的，是官僚主义，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对民众痛苦的漠视，是对崛起重任的不肖一顾。
遏制第二大祸害，腐败风，必须从“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上着手。必须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杜绝所有可能腐败的漏洞。不给贪官污吏，金融投机家，房地产投机家，以任何机会。真正实现“居者有屋，投机无门”。必须要有严格的个人银行帐户管理政策，县政府的房地产管理政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个人税收管理政策。要将党支部建立在帐本上，彻底砍断做假账的黑手，将账本牢牢地看管起来。
自由化，是另一大祸害。建国六十年来，共和国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武力反抗已经是螳臂当车，无异自杀。煽动“自由化”成了它们最有效的利器。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颜色革命”“末莉花革命”等等的“伟大”发明。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走上动乱，正是由于中了此等奸计。前苏联的垮台，是长期自由化的最终结果。开国元勋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化的危害。在这点上他一点都不糊涂。“六四事件”是他的发明，创造。“清场”，民兵足矣，警察足矣。邓公却要野战军，坦克，装甲车，故意把事件搞大。智慧就在这里。因为搞的越大，管的时间越长。邓公作到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二十五年来，所谓的“颜色革命”一直掀不起大浪，皆因于此。所以，后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只要不糊涂，绝不会搞所谓的“平反六四”。但是，聪明的领导人一定要“讲清楚六四”，而且越早越好。一定要严格区分青年学子的革命行动和自由化派的“颜色革命”；一定要充分肯定“八九学运”中青年学子的革命热情；一定要正面肯定“八九学运”。把“八九学运”和“ 六四事件”区别开来。
对付三大祸害，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依靠群众。一定要心怀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个人，即使他有三头六臂，有无上的权力，有党的支持，也不可能打垮三大祸害。能够打垮三大祸害的，只能是党的正确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还是伟人毛泽东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九）踢开崛起路上的跘脚石：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在“什么都可以谈”的期待声中，一晃又是卅年。双方的嘴皮一个真厚，一个真硬，卅年都磨不烂。
台湾问题，真正的已经成为我中华民族崛起路上的跘脚石。所谓的“保持现状”，只不过是台湾方面的“缓兵之计”。事实上，台湾历届政治当局，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大陆的政治渗透，舆论宣传，和文化影响。只不过收效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和他那伟大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在大陆人民的心中。
所谓的“保持现状”，其实是在等待一个中国的“颜色革命”，渴求内乱。从而达到以“国”代“共”的最终目的。可见，“保持现状”是假，“图谋变天”是真。不能小譃日本国对台湾五十年的殖民影响。台独的本质是，今天台独，明天归顺天皇。
台湾的政客们，如此小看共产党的政治家，也太天真了。每次台湾“公投”，看着他们的忙乎劲，我笑台湾政客争当山大王。什么“台湾总统”，都将被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所掩没。因此，不能让台湾政客们强奸了台湾同胞渴求统一的愿望。
不能再无休止的谈下去了。中华民族要崛起，必须踢开跘脚石。实现民族统一，就在眼下。具体办法无非是“橄榄枝加大棒”。古人云：“棒子出孝子”，对逆子有时候不得不加以大棒。
如下是“和平统一台湾”的底线：
[1] 国名。地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各地区自己决定）。但在国际上，只能是联合国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一次，是“中华民国”，简称两次，是“中国”。所以双方都应该接受）；
[2] 国旗。地区自由（“五星红旗”，“青天白日旗”，各地区自己决定）。但在国际上，只能是联合国承认的：“五星红旗”；
[3]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北伐战歌。国共双方的先烈们唱着她打败了军阀。双方都应该接受；
[4] 国徽。地区自由（是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还是悬在台北中山记念堂上的，各地区自己决定）；
[5] 国庆。地区自由 （“十一”还是“双十”，各地区自己决定）；
[6] 行政。台湾省。（不是特区，不是自治区。不能让自由化派在香港特区建立了一个根椐地，在台湾又建立另一个根椐地。这样对共产党的政权威胁太大）；
[7] 军队。“解放军”或“国防军”。双方军人待遇不变；
[8] 货币。“人民币”，或自由对换；
[9] 财产。保护双方民众和企业的私有财产；
[10] 公职人员。薪金待遇不变。
如果“橄榄枝”不能成功，只好加以“大棒”：解放台湾，消灭台独。
相信在许多年友好往来的发展下，半武力半和平的“大棒”，一定能让逆子回头。自然，一定要象伟人毛泽东那样，作好宣传和政策工作，团结多数，孤立台独。以求达到“爱我同胞，兵不血刃”。
（十）外交大略：中美携手领导世界，中俄联手反对霸权
“中美携手领导世界，中俄联手反对霸权”，这将成为贯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外交方略。
中，美，俄，都是世界大国，然大的各不相同。俄国是资源大国，美国是科技大国，中国是人口大国。
因为俄国有丰富的资源，德国对俄国总是垂涎三尺。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其最终目标直指俄国。因为美国是科技大国，当然有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军队战力自然不差。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想侵略和想占领中国，首先得问问自己，“我能让那里的人都有饭吃吗？”如果不能，或没有十分把握，占领了也得退回去，还不如趁早别作那个梦。
中美关系不能定位为“对抗关系”，或者“敌对关系”。事实上，“中美携手领导世界”，这将是贯穿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一种又爱又恨，又打又闹，又学又帮的朋友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美国是一个科技大国。两国在经济发展，军事协作，政治交流上互补性极强。二十一世纪自然是他们的天下。
同俄国联手是有条件的：中国自己永不称霸，俄国也要答应永不称霸。这样才能联手反霸，维护世界和平。也不要同俄国走得太近，勿忘“诸葛亮华容道捉放曹，毛泽东华清池捉放蒋。弱者求生之道：三足鼎立”。
无论任何时候，发现俄国想反目，就提醒她，别忘了德国。妄想用“闪电战”吞没欧洲和俄国，被苏联红军挡在莫斯科城下，挡在列宁格勒城下，挡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战争疯子希特勒并不想承认失败。可实际上，就在那一刻，德国已经失败了，因为“闪电战”失败了。聪明的德国人，下次绝不会再用“闪电战”。“欧联体”是德国的又一大发明。事实上，德国已经基本上控制了欧洲的金融。那些一个个濒临破产的小国，心安理得的做德国的附庸。当“欧联体”让德国心满意足时，她的目标自然会转向俄国。所以，俄国反目中国，那将是俄国史上最为愚笨的外交策略。另外，“勿忘日俄战争”也是捶醒俄国，勿叛中国的重槌。
伟人毛泽东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用严酷的事实，让美国人长了记性。“同新中国打仗，那是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精明的美国政治家是不会同中国开战的。
不用多言毛泽东和周恩来时期，中国智慧的和震撼世界的外交风云。近三十年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明，到胡锦涛，尽观世界风云变幻多端，中国的外交策略，相当高超。（仅在对日外交上，差一点走偏方向）。静观近三十年的中国外交，我想说的，莫过于这句话：
“中美携手领导世界，中俄联手反对霸权”。
天佑中华，神护黄龙。崛起天时，地利人和。
（*）勿忘：“US两国论”
“中美携手领导世界”，这是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但在制订对美政策时，不能忘记世界上有两个美国：US美国，US帝国。而且她们差别很大。US美国是和平民主的美利坚合众国。基本上对中国是友好的。US帝国代表了美国军工财团的利益。世界上战争越多，他们的企业越大，钱赚得越多，只要战火不烧到他家的后院，他们会永远赚下去。
US帝国还包括那些顽固坚持“意识形态”的国会要员。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从娘胎里一出来就驻定要“共产”“共妻”。所以他们将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当然，这些国会要员也不是天生就带有这种偏见。而是后天被人灌输和游说的。蒋介石国民党失去政权，那些不甘心失败的徒子徒孙们，没有力量反攻大陆，自然把奢望寄托在美国。据说，被关进监狱的陈水扁执政期间，就化大价钱雇佣一大批“台湾的”美国人游说美国国会要员。企图绑架美国，一起反对新中国。这些人努力了六十年，每年都是无果而终。可见，美国国会多数议员还是首先想到“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
近百年来，美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总统，罗斯福，就是典型的例子。二战时，当战争疯子希特勒和小日本，大有吞并整个世界的关键时刻，罗斯福总统毅然绝然抛弃“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同斯大林做朋友，组成“苏，美，英”铁三角，打败希特勒和小日本，结束二战。从此，罗斯福的英名留芳百世，响誉全球。
无独有偶，冷战时，美国另一位杰出的总统，反共铁杆尼克松，也是毅然绝然抛弃“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同毛泽东作朋友，开始“中美携手”，冷战的天平沉向美国，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一次实现了“最大化”。
三十年来，尽观中国的政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也就是说，同美国一样，不再“共产”。 但是，那些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国会议员，在制订对华政策时，仍然是重意识形态，轻国家利益。这些国会议员的错误思维，和错误的“制订对华政策出发点”，最终只能是伤害美国。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也会伤害中国。所以叫“两败俱伤”。
对待日本，US帝国让眼前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蒙上了眼睛。企图点燃钓鱼岛“导火线”，坐山观虎斗，从中谋取暴利。看不见鬼子发狂后绝不会忘记两颗原子弹的仇恨。但我相信，随着鬼子的泛傻，发疯，走狂，美国最终会及时地警觉起来。收回“中国威胁论”的说教，重新视中国为朋友。当然，中国最为耽忧的是这些政要警醒得太晚。无疑，这是当前中国外交最为棘手的。
美国朋友的“坐山观虎斗”策略是荒唐的，其结果必然是“引火烧身”。鬼子是多年的经济大国，已经具备了制造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也已经储备了大量可供改装为战争装备的民用设备。如果中日烧起战火，鬼子借机立马变为世界军事强国。鬼子也不乏存有对付美国的利器，比方说，大规模杀伤性的生物和化学武器。鬼子绝不会忘记两颗原子弹的仇恨。到那时，中国也许又一次失去了东三省，但我相信，鬼子一旦对美国开战，那将绝不会是“热兵器时代”的飞机大炮坦克战，更不会是“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而是“无血兵器时代”的生物化学战。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和兽性，中国人民知道得最清楚。到那时，我的美国朋友，悔之不及啊。对日本鬼子的“放纵政策”，“养虎为患政策”，“绥靖政策”，都是错误的。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
认清鬼子豺狼心，不学二战张伯伦。
（**）勿忘：“中日关系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国”
“中日关系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国。”。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在制定对日政策时，很容易走偏方向。
因为没有明白“中日关系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国”，新中国之初，本不该承认蒋家王朝“放弃鬼子战争赔款”的错误举措。钓鱼岛事件发生，完全证明了，那是“热脸贴了冷屁股”。错误的外交举措，放弃了对鬼子的应有教训，对中国没有好处，对日本人民也没有好处，对世界和平更没有好处。
因为没有明白“中日关系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政者以各种形式主动取悦日本，包括中日互换三千青年学生，企图以此构建良好的中日关系。但事实证明，这种“主动示好”的外交思维，对鬼子是毫无用处的。换来的只能是给自己脸上蒙羞。
因为没有明白“中日关系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国”，新世纪开始十年，主政者在春晓油田问题上又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引来的是鬼子的“得寸进尺”和“贪得无厌”。中国政府又一次自取其辱。“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最早出之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周总理他们。然此一时，彼一时，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然不能墨守成规。
许多例子，不一而足。甲级战犯的牌位仍然挺立在精国神社。油头粉面的国会议员们仍然是年年参拜。鬼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悔过之意，更无忏悔之心。
精英们总是“弄巧成拙”。连老百姓都懂得，“剃头担子一头热”，最终还是要“凉”下去的。
如果懂得了“中日关系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国”，正确的思维应该是，尤如下棋，它走一步，你再走一步。而不是，你走一步，然后再乞求它的下一步。令人欣慰的是，近两年来，中国对日政策的思维正确了许多。
中华民族，自古热爱和平。特别是对邻近自己的小国，总是“宽厚待邻”。对日本民族更是如此。然“倭寇”秉性，改也难。“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狂妄和野心的本性，往往趋使小日本犯傻，很难制订出聪明理智的外交策略。“傻”了会“疯”，“疯”了会“狂”。中国不得不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如果日本人民执政，愿与中国友好，中国人民和政府，会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如果军国主义上台，鬼子执政，对中国兵刃相见，中国只能应战，别无它选！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会忘记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华儿女要永远记住，鬼子“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要永远记住，鬼子奸淫中华少女，妇孺之后，还会刨腹，割头。
疾恶如仇，心明如镜。勿作东郭，不学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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