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别妄言“拯救中国”【修订稿】
作者：钱文军
转帖者按：重发钱文军先生此文的修改稿之前，谨向钱兄致歉。因为本人对钱兄将此文的初稿给我阅读时，并未嘱托由本人代为在博客上和微博上予以发布。 故而，今早拜读此文的初稿之后，因手痒难耐，而未征得钱兄的应允，擅自将此文的初稿予以发布，从而将此文初稿中一些被钱兄修改掉的不严谨内容加以扩散，这 是极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在此，本人谨向钱兄致歉的同时，声明如下：凡因钱兄此文初稿的内容导致所有文责，与钱文军先生无关，概由本人负责。
有关此文的缘由，大致在10多天前的6月22日，本人有感于当下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中发生的宪政之争大都不着调，而将4年前读过的钱文军先生写的一篇长文，另起了个《从美国制宪过程看人类走宪政文明的必由之路》的题目，转发在自己的几个博客上，并用微博加以传播。
是日，即发现美国学者方绍伟在微博上注意到此文。他在新浪微博上这样写道：“钱文军的文章与邵建的《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有相似之处，这种思 考依然是不够的，我对邵建的批评也适用于对钱文军，见:《宪政真能拯救中国吗？》（*****/zH1I6ja）”当晚，我便将方绍伟写的 《宪政真能拯救中国吗？》全文抄送钱兄一阅。当时，正人在旅途的钱兄收到邮件之后，即回信道：
“方绍伟的文字粗扫一遍，争取这两天答他一篇。窃以为，所谓‘救中国’是近世最大的骗局，中国从来不需谁来救，也没有谁有能耐‘救中国’。嚷嚷这个噱头者，皆为实现其主宰欲的野心家而已，历史已经证明人民为他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同样，宪政也不存在‘救中国’的可能性，区别仅仅在于它杜绝了主宰群体之野心，最现实地维护了草根一族的权利，即便还有缺失也会提供草民自我救赎之平台，不上野心家的刁当。若写得出来（出差在外会有资料短缺的不利）就发给你。”
今早，打开邮箱，发现钱兄写的8000余字，题为《谁都别妄言“拯救中国”》一文比预想时间来得更早。拜读之后，深有感触。
澳洲文友雪珥兄台，是近年研究中国晚清历史多有建树的史界新锐，其叙事论人多有洞见。在阅读雪珥的著作之后，我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何时发生过革命？那种饿狼取代饱狼的零和游戏，这个族群已经玩了两千多年，迄今也没有玩出新花样。
今日，拜读钱兄大作之后，似乎佐证了雪珥的这个观点是能够成立的：百年来，中国最牛的生意，是“制造一个理想，然后让别人去为自己卖命。国人在各种 ‘主义’、‘思潮’的艳丽包装下，在各类自称天使的美丽光环中，往往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利益争夺而已，不忍卒睹。思想与行为的背离、目的与手段的异化、口号 与动作的不谐，成为中国二十世纪至今的主旋律。”
当下，围绕着宪政与否所发生的争执，谁敢说不是一种利益之争呢？读完钱兄大作之后，本人作为一个皈依了佛教的信徒，谨祝中国人这回不会因是否行宪政，而继续玩祖辈们玩腻了的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亦忱于2013/7/3夜）
谁都别妄言“拯救中国”【修订稿】
作者：钱文军
亦忱君转来方绍伟先生的文章：《宪政真能拯救中国吗？》早前曾读过几篇方君之文，除了领教过他不凡之学术功底之外，感觉他似乎并不希望读者明白他想 说啥，如同嚼着口香糖说话。鄙人则信奉老毛的教诲：“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以后便没兴趣费 时间精力去读方文。此文是评论邵建先生的《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的作文，捎带着说也算是对几年前鄙人与芦笛讨论之拙文的回应。这就不得不认真拜读， 然后知道方君文风依旧。
邵君文章我没读过，但方君之文已经归纳了四点，按照他的指点看了《共识网》上邵先生的答问录，就发现方先生所归纳的四点虽然不算离谱，但其文章标题 却来了个大扭曲：邵建说的是“拯救我们”，且文中以相当篇幅论说“启蒙”之不是，对该词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始终不愿接受、耿耿于怀”，更别说“拯救中 国”那样的狂妄。方先生却将其扭曲成“拯救中国”，沿袭的是近代历史上那些政治骗子、宣传家们惯用的伎俩，而非学问家讨论问题应有之诚实。或许方君会辩解 说“我们”其实就是指的中国，也不成立，“我们”就是我们，我们都会死掉，而中国是死不了的。
中国从来不需要谁来拯救，也从无谁救过中国的先例，任何“救中国”的说道都是恬不知耻的噱头。杜甫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撇开课堂上唠叨 的“爱国主义情怀”之类，它也道出一个真实：中国无论遭遇何种折腾，都是亡不了的，要亡也只是亡掉一个朝廷。历史上，忽必烈指挥“蛮族入侵”灭了南宋，却 成全了一个更大的中国，且当之无愧成为“世界中心”：所宗四大汗国覆盖大半欧亚大陆之外，《马可.波罗游记》还震慑了当时的欧洲，就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也承认是马可.波罗给予的驱动，确为“史上最牛”。及至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国”，首次表述了“拯救中国”之宏愿，结果是大中华版图缩水失去大半江 山，还闭关锁国使趋于外向的中国逃离人类首次全球化航船，泡在封闭、僵化、迂腐、愚昧的泥沼里自娱自乐。
再往后，当人类进入文明全面征服野蛮的时代，唯独东方上演最后一出野蛮战胜文明的大规模“蛮族入侵”：努尔哈赤率女真铁骑扫荡中原，灭掉明朝却使中 国正式疆域达到有史以来最大。与蒙元承袭比较开放的赵宋相左，满清承袭的是封闭僵化的朱明，于是就有马克思所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 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关系”；也即朝廷服软“预备立宪”。于是就有孙中 山之流跳出来，高调要“拯救中国”，其实是想取清廷而代之。其成果是比“满清卖国”割掉150万平方公里还多，仅外蒙古加唐努乌梁海就失地172万平方公 里；挑起长期战乱之外，中国还白白错失了二战后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段，说什么“拯救中国”纯属骗人的鬼话。
靠“亡国”以扩张乃是中华民族独具之能耐，世上再无可比肩者。汉家“民族主义”祸国殃民之禀性彰显无余，其根子在于历朝历代国家从来不是国民的共同 体，它只是统治者的私产，也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广大被统治者只不过是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劳作的农奴。他们只有贡献的义务，却没有权利、没有地位 更没有尊严，也就没有认同国家归属的感觉，元人张养浩曲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换谁当主子老百姓都是被奴役的料。这或许符合方君所谓“‘天命 观’中的‘暴力崇拜’才是中国政治的真正游戏规则”，如是，此分析还是有根据的。
历史证明所有“拯救中国”其实都是窃国大盗们借以谋私的噱头，其实效都只是在“祸害中国”。而“窃国者侯”之所以屡试不爽，盖因我们草根一族太愚 钝，总是相信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编造的谎言。故，邵建先生说的“救我们”，恰如其分，是我们自己需要救赎，从奴才精神中解放出来，不要像前人那样轻易上野 心家的当。而实现这种救赎的唯一途径只有认真反思历史，并开展认真、广泛的讨论，以求获得真知、权利与自由。胡适先生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 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中国宪政之所以建立不起来，遍地奴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尤其是鲁迅讽 为“智识阶级”的奴才。
只是邵君说“传统文化”何其英明，认为新文化运动“试图推倒最不坏的传统文化 ”却值得商榷。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也只是陈独秀事后之说道，在那场热闹中捍卫传统文化的呼声并不低，《新青年》也只是一部分人的旗帜罢了。之所以“五四新文 化运动”能成为语言暴力，则是“窃国者”得逞后垄断话语权的成效。何况，“传统文化”并非“最不坏”，而是相当坏。能将其主旨玩到“存天理灭人欲”之地 步，说“最不坏”难以成立。而对它的批判早就有了，并没等到《新青年》开办才开始，至少明朝的李贽、黄宗羲都激烈地批判了它，无论深度还是激烈程度都不亚 于后世的《新青年》。到戊戌维新之后就连李鸿章都认定：“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更不待言以严复为符号“西学东渐”，知识界那种如饥似 渴汲取“新意思”的热潮；而可悲的是八十多年过去竟毫无长进，致使它居然再现一次。邵君指责《新青年》旗下那群人无疑立论正确，因为时至今日对他们不负责 任的讴歌仍旧是抵制宪政的进行曲。
窃以为：“传统文化”盘根错节根本就不是新文化运动那一点摇晃所能撼动的，它充其量不过晃掉了几片树叶而已。鲁迅先生以《阿Q正传》等文学创作形象 地描述了当时现状之外，又孜孜不倦用杂文向着“传统文化”继续进击；而巴金、曹禺等文化大师也干着同样的事情，足以证明新文化运动收效甚微，撼山易，撼 “传统文化”或曰“官文化”实大不易。借马克思的话说，这个文化底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 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正因此，从传教士的布道到宪政民主的说教，一切新文明对于中国基本油盐不进，而西 方陈腐的政治垃圾，例如布尔什维主义则如鱼得水毫无排异反应，毛这才有底气直言“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也！
《新青年》最大的“贡献”在于刻意排斥宪政，还在清末，“立宪”乃至“宪政”就风靡朝野了。玩到《新青年》却将其抛弃，以“德先生、赛先生”煽动无 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这实际上是一场反动，对清末开始的宪政趋势的反动。就连鲁迅似乎也有所省悟，在其《偶感》里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 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作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清末民初一度很热闹的宪政潮被新文化运动彻底搅局，取代它的是布尔什 维主义，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传统文化”之本质恰在于鼓噪专制，《新青年》的主流论说归根结底不过“与其你专制，不如我专制”罢了。它彰显的不过是那些主宰欲强烈之徒的野 心，“救中国”之喧嚣成了语言暴力，装扮上帝的宗旨在于将权力收入自己囊中，或者就是方文所言“‘天命观’中的‘暴力崇拜’”之涵义？若是，鄙人还是赞同 的。既然皇权专制已成鲁迅所言之“落水狗”，继续打它乃是标榜“民主暴政”具有先进性，骨子里仍旧是“传统文化”那些专制理念。顺便说一句：方君指责“ ‘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怕是不假思索的拾来之论，自清亡之后到现在，最接近宪政的还只有北洋政府。细说起来话长。无论咋说北洋时期没缺过内阁，国会也在 上蹿下跳不时显摆一下能耐。反倒是口口声声“护法”的老孙，直到死去连一天也没有设立过内阁，议员也是需要时招来，不需要时挥去，稍持异议者即派人暗杀， 不折不扣玩的是“军事独裁”，力不从心不能尽如其愿罢了。到蒋、毛就更不必提了。一部“百年史”就是政治文明倒退史，民众的政治权利越玩越少，赖账是赖不 掉的。
邵君夸赞“仁义礼智信”也不着边际，历史上它就根本就没曾兑现过！乃至于欧洲整个启蒙运动除伏尔泰和他所憎恶的教会之外，其余先哲基本上就是以汉文 化为参照物的批判运动，孟德斯鸠更是系统地批判了“仁义礼智信”，称我们为“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老孟还断言：“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 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很不幸，辛亥革命证实了他的远见，清廷抛弃了“政体的原则”改行立宪，《新青年》滋养的五四暴徒接着推 进了“道德沦丧”，宪政在中国始终只剩干嚎。不光老孟，辛亥革命时勒庞写《革命心理学》，就断言其后果：“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 的盔甲的社会，等待着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几年”应作“几十年”之外，简直就是“料事如神”，毛时代证明了勒庞的预言。
遗憾的是方文却无涉邵君上述软肋，在归纳了“邵建先生的‘宪政四观点’”之后，谓：“邵建先生精彩答对的，却是‘提得太浅显的问题’，他的精彩完全是 因为他给自己的问题太容易了。”那么何为不“太容易”呢？方文接着说：“邵建先生应该回答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梁启超的保守宪政之路没在中国被采用？为什 么孙中山、陈独秀的激进民主之路又会在中国特别有市场？为什么法俄在激进民主之后最终都走上了宪政、而中国在激进民主之后却依然在反宪政？”然后自己提出 相对应的四项“初步答案”。
或许鄙人才疏学浅，实在读不懂方先生把一件东西分成四块有何深刻可言。那一件东西无非不过“传统文化”或 如方文所谓“‘天命观’中的‘暴力崇拜’” 而已，如马克思所言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用不着玩深沉，倒腾些“君主神圣性”、“单一权威信仰”之类文字游戏，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只不过就是崇奉野 蛮的丛林法则，排斥宪政文明是其本能。但这只是文化底蕴之要素，并非问题的全部。既然方先生认为“历史服从的是必然与偶然相结合的‘历史概率论’逻辑”， 撇开这种“结合”只认“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制度文化必然性的部分”难道不会有失偏颇？
大清“立宪”未成，首先在于“大汉族主义” 作祟，倘若是汉族皇帝“预备立宪”，恐怕朝野都会“山呼万岁”了。没瞧之后老袁称帝，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无一票反对或弃权，全票“推戴”老袁称帝的 么？然而袁手下北洋诸将则持反对态度，老袁一意孤行导致当时最具实力的领导集团分崩离析，中国进入曾国藩曾力避之“乱世”；此外，辛亥时中国不能走上宪政 之路，美国公民孙逸仙居功至伟。此君风闻武昌首义大功告成，立马隐瞒身份从美国赶回来摘桃子，下船伊始便哇啦哇啦反对和议力主北伐，直接破坏了南北和议本 已初见端倪的“君宪”共识。为了坐上“大总统”宝位，此君不择手段到了极致。辛亥当时宪政失败，孙氏乃第一杀手。孙死之后，他引进的苏俄、日本两家境外反 华势力交相破坏与捣乱，前者操纵代理人乱华、后者赤膊上阵侵华，中国本来就孱弱的宪政梦只能付诸东流，国家与民族都陷入空前惨烈的灾祸中，乃是我们逃不过 的宿命，认不认都是命。
方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宪政民主问题的‘具体实质’就是，‘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是 缺一不可的四大方面，缺了哪一项，就不仅不能叫‘西方宪政民主’，甚至也不能叫‘宪政民主’”。这说法貌似对头，其实有问题。恰如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 一样，宪政民主也有低阶与高阶之差异。方君所立“多党竞选”原则，拙文介绍过美国立国时连民主都谈不上，更无所谓政党，就不能算宪政？英国的“托利党”、 “辉格党”乃是1679年议会里争论詹姆士二世能不能继位两派意见对骂之词，意为“不法之徒”和“马贼”，直至“光荣革命”时仍属无组织之意见群；而美国 的“联邦党”、“反联邦党”也只是立宪时对两种不同意见的人群的描述，根本不具备任何政党的形式与职能。英国的宪政还在1215年《大宪章》时就奠定最初 的基础了，美国独立前就有了宪政，新罕布什尔、新泽西、马里兰三个州的宪法均制定于1776年。宪政不过是多元政见谋求共识约定章法，然后大家坚决以诚信 为本共同遵守不得违反。无论英、美，其政党皆十九世纪才演绎成型的，先有宪政后有政党、宪政无视政党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迄今为止，美国宪法连同27条修 正案根本没有一个字涉及政党！将“多党竞选”立为宪政“缺一不可”之先决条件之一，要么糊涂要么就是刻意扭曲。
而此种认识的模糊性状又极易产生误导作用，使人以为宪政门槛真的要设立在“多党竞选”、“公民社会”实现以后。其实就连“分权制衡，自由舆论”也是宪政进行中逐步实现的，把它们都设定成“缺一不可”之先决条件，本末倒置或因果倒置了。
更 不必说西方没有任何政党可以攫取全部国家权力与资源，西方政治意义上的政党根本就不是中国式“结党营私”可以相提并论的，此党非彼党也！一个毫不顾及廉耻 的说道即称中共为执政党，其似是而非的解读是将执政党说成“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政党”。此说有盗换概念之嫌。执政党或称“在朝党”，它与反对党或曰“在野 党”相对成趣，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互以对方为自身的存在条件。没有反对党存在扯什么“执政党”，纯系语言暴力。中共的宣传文字不厌其烦地唠叨“推翻了 三座大山”以为其“执政合法性”之依据，实质为“抢得天下便是王”之延续，是为篡政而非执政，称“王党”恰如其分。问题还在于，农民的“一亩三分地”； “民族资本”的企业、商标、知识产权；社会的教育、文化、出版、医疗卫生等行当，均与“三座大山”毫无关联，吼一声“社会主义改造”便洗劫一空，扯什么 “合法性”？军警打跑了强盗或许合法，倘若收缴赃物之外把受害人之剩余财物也搜刮殆尽，天知道合谁家的王法了。
即便马克思主义，它的 全部著述中也没有一句说过共产党可以将天下国家收入私囊，更不必说民间财物。尽管它主张暴力，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那也是推翻旧政权之后必须立即还权于 民，组建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政权机构，其组织结构与程序均未脱离宪政民主之框架，至少普选权与罢免权必须是公民自主行使的。读马、恩著作，不难感受到 他们至少还未褪尽文明人的气息，在他们眼里，宪政民主只是一种文明的政治工具，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尤其是在恩格斯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政论文 章里，极其详尽地论述了这一点。
只是到了乡巴佬的眼里，宪政民主才被“姓资”而废除，因为他们不具备文明人的精神境界，分不清公器与 私产之界限，只知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沿袭的是中世纪以前那种把政权视作战利品的陈腐观念。这些乡巴佬的祖师爷叫列宁，这位识 了些字的俄国土地主巧妙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剔除掉那个主义中尚且文明的论说，极力弘扬其中野蛮的手段，借以将自家奴隶庄园扩展至一国，并竭力 推广及世界。他这一套在低阶文明之地如鱼得水，在高阶文明也即工业文明之地则行不通，即使正宗的无产阶级也不买账。于是乎人类历史便上演了一出荒诞剧：在 正宗的工业无产阶级人多势众之处，产生不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却丛生修正主义分子；在工业无产阶级越是稀缺的地方，越盛产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乃至“伟大领 袖”，且没有修正主义分子的存活机会。于是乎一大群乡下痞子化身革命先锋，“无产阶级革命家”层出不穷，斩尽杀绝敌对势力就自相残杀，美其名曰“路线斗 争”或“不断革命”，一直要到杀出一个最强者为王之地步，就像狼群中直到撕咬出一只头狼一样。是否就是方君说的“单一权威优势”？如今世界所有现代木乃伊 都躺在“代表先进文化”的水晶棺里，面无表情地嘲弄人类文明，堪称最滑稽的“黑色幽默”。
谁能指望在如此氛围里能实行文明人的宪政 呢？谁又能指望既得利益的乡巴佬皈依文明呢？他们既然不具有分辨公器与私产的能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拒绝文明，将宪政判为“姓资”无疑是最轻巧的办法。 因为他们的前辈已经打造了这样的思维模式：“姓资”是恶魔的化身，“姓社”是天使的神器。权力推行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式，我们面临的思维环境就是已遭污染 的，而权力垄断传媒之后的话语环境则是被毒化了的。这使得任何道理都只能从头说起，称之“启蒙”也罢，不说“启蒙”也罢，总之得回到兽性与人性、野蛮与文 明的平台去论争。宪政只是文明人的政治游戏，对于野蛮人而言，宪政如同天方夜谭，而且大逆不道，因其断送了靠尖牙利爪或阴谋诡计赢得战利品的机遇。
只 有认识到国家权力是公器，而非私产，即便拥有无限正义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也不合法，公器只有在宪政原则的框架内运行才是唯一合法的方式，之后才会有民主 程序应运而生。否则必陷入恶性运作模式，祸国殃民。反之，毋庸讳言，宪政之施行必然会改变国家权力的私产性质，将其修磨逐渐成为完善的公器。这对于一党专 制绝对是致命的威胁，却也是实现文明社会必须逾越的瓶颈，关键要看这项“私产”的占有者是否认得清楚人类社会的文明大势。
薄、王一案 再次证明拒绝宪政的政治是野蛮政治，邓公曾介绍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薄、 王案在宪政民主国家又有可能发生吗？杨奎松先生补充介绍了邓公没说完的毛语，摘录如下：“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 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 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 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且不去探讨毛自己说一 套做一套之秉性，至少他还是心知肚明非宪政民主制的恶劣之处的。我们无妨追问一句：“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能带进宪政民主政体中去吗？
说 宪政民主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文明层次问题，还依据这样的历史真实：不仅欧洲的宪政民主体制产生于“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资本主义 社会”只是宪政之子而非宪政之母：欧洲如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等一批“封建王国”井然有序地采纳了宪政民主体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法 理上的殖民地连“民族要独立”也懒得理睬，亦采纳宪政民主体制；苏联、东欧那些明智的共产党人果决地弃旧图新，也“和平演变”进入宪政民主制范畴；“第三 世界”如智利、阿根廷、印尼、韩国、台湾等以及新近的缅甸，先后从“军事专制”转入宪政民主，等等。蒋经国先生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 段来结束专制制度。”他说到做到，为中华民族争得一份光彩，已经镌刻在人类文明的光荣榜上。这些案例不但证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将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只 是吓坏无数傻鸟的无耻谎言，反倒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真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了；还证明“宪政民主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文明层次问题”立论有据。宪 政是通向政治文明的便捷、有效管道，尤其是在世界大势已经无比明朗的现代。毛曰：“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 局。”看来借以解读中国现状仍旧没过时。
方君数度提及“单一权威优势”或“单一权威信仰”，恕老夫愚钝，我还真看不出来他是赞赏这个“单一权 威”还是反对它。以愚见，中国的事坏就坏在这个“单一权威”上，它与宪政也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去说以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其死结正是那个“单一权威”。早 先李鹏奉献了个“总设计师”头衔，鄙人即发帖反对，认为邓公只是“总批准师”而已，人家赫鲁晓夫才算得上“总设计师”。当初改革之诉求是民众与多数干部的 心声，“总批准师”高高在上地“画了一个圈”，准改什么不准改什么泾渭分明。遗憾的是“单一权威”脑袋里文明基因有限，爬不出认公器为私产之怪圈，中国今 日就改成了“权贵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后者抹煞了“资本主义”其实只是宪政民主之结果这个真实，故有诬陷“资本主义”之嫌疑。
方 文末段称：“周有光老先生所说的‘迟早总要回到这条道上’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似有讥讽之意。其实周老说“迟早”并无“急于‘上道’”之意，鄙人也曾说 “这世上若只剩下最后一座专制堡垒，那也一定是我们中国”，但愿与方君所见略同。唯担心还没等到方君所说“先弄清这个‘中国逻辑’”之时，就迎来“坑灰未 冷山东乱”之局面了。勿以为危言耸听，人家早就把“维稳”当做“重中之重”了，当初不是传言某公亦有话：“杀二十万学生，保二十年安宁”的么？二十年之大 限早已过了，“红旗还能打多久”？
固然心知肚明人微言轻之现实，权当是猪八戒说的“放屁添风”吧，故有本文。
（2013.6.23起笔于丹霞山；7.2止笔于南宁；7.3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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