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毛泽东被认为至少有两大罪名，一个是大跃进饿死人，另一个是文革。一些学者的最新研究对这两个观点提出了异议。
首先，毛泽东在大跃进初期就反对共产风和浮夸风，但受到大部分高层干部的抵制。徐明天在他的文章“毛泽东是第一个批亩产万斤粮浮夸风的人”中指出，“1958年月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是态度有了重大转变。他要求要研究平衡问题，要实报、诚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反对浮夸。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当场批评河南的粮食指标是浮夸，要求调低指标。”
同年“11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郑州会议，批判“左”倾错误，纠正“共产风”。让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是，毛泽东的反“左”倾受到了抵制，很多省委书记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对毛泽东的批评有抵触情绪。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这些话表明了毛泽东纠'左'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郑州会议进行得不大顺利的一面。”
第二件事，彭德怀事件。 长期以来，有不少人指责这是毛泽东““诛杀功臣”
，但文学城pandal 的 博客中指出：
”因为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实际是为了保护刘邓。彭德怀认为毛泽东纠左不力，应该处罚刘邓，甚至更严厉。而刘邓则认为彭是借机为高岗翻案，因此，彭德怀的定性是高岗反党集团成员。双方已经水火不相容，毛泽东为党的稳定才舍弃彭德怀而保了刘邓。不然，你就没法理解彭德怀要骂一直极力纠左的毛泽东纠左不力。实际上是向毛泽东施压。“
第三件事， 文革。文革的根源是在大跃进。文革本身相当复杂，不是一两篇文章能够说清的。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很多事情同我们过去所接受的观念不一样，比如，关于毛为什么要打倒刘的问题：
”刘少奇被打倒的直接原因，是文革初期，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高校和中学，抓了一万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毛泽东非常气愤地说：“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在给学生平反的大会上刘少奇还最后一次坐在主席台上，会后就被打倒了，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如此激烈，与这一次抓学生是有关系的。“
对毛泽东的大量研究文章，可见pandal和徐明天的博客。
下面转录一篇徐明天关于大跃进浮夸风的文章
媒体为什么不敢讲毛泽东大跃进反浮夸？
媒体为什么不敢讲毛泽东大跃进反浮夸？
徐明天
借抗美援朝结束60年，有人再次否定毛泽东这个话题，再对这些人进行批驳。昨天写了延安整风，今天再写大跃进。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这是一些人天天骂毛泽东的话。
这几天凤凰网也在纪实频道头条再推七千人大会和刘少奇1961年回湖南老家搞调查的专题。在这些专题里，有些所谓专家等，把刘少奇讲成是反对毛泽东大跃进的英雄，大讲毛泽东大跃进的错误。
我认为，这是在讲假话，歪曲历史事实。
那么历史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造成三年困难饿死人的不是大跃进，而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大跃进和浮夸风、共产风应该区别开来。特别是毛泽东从1958年起就大反浮夸风和共产风。如果讲讲这段历史，你就知道，是谁在搞浮夸风和共产风。七千人大会不是逼毛泽东检讨，而是逼刘少奇检讨。刘少奇的调查也不是早的，他调查的那些问题，毛泽东几年前就批判过了。
那么为什么媒体不讲毛泽东反浮夸风和反共产风这段历史的？因为讲了这段历史,就讲出了事实真相，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就不能骂毛泽东，结论恰恰相反。大跃进中犯错误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今天我再次把我过去写过的关于毛泽东反浮夸风的文章再次列出来，以便 让大家了解事实真相，还历史一个公道。
毛泽东是第一个批亩产万斤粮浮夸风的人
徐明天
王贵成先生写了《1958年大跃进：如何放粮食亩产“卫星”》,非常好，联系今天的浮夸风，可看到中国官僚体制的危害。但是，我不同意王贵成先生《毛泽东为何会信亩产万斤的粮食“卫星”》的观点。王先生引用了毛泽东对钱学森1958年6月一篇文章的评论作为论点来论述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肯定钱的观点，当时，浮夸风刚出来，毛泽东还不能一下子就提出反对意见，态度模棱两可。当时虽然有金门炮战和同苏联的论战，毛泽东很忙，但还是作了几个月的农村调查，1958年11月郑州会议第一次正式批评亩产万斤粮 的浮夸风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共产风。毛泽东纠左，一直到1961年正式提出“纠五风”。
可以说，毛泽东是第一个批评亩产万斤粮浮夸风的人。
我查阅《建国五十周年大事记》,对这个过程是这样记录的。
195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留学生，提出争取15年超过英国。就是这次会见中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要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同一天，《人民日报》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958年月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是态度有了重大转变。他要求要研究平衡问题，要实报、诚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反对浮夸。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当场批评河南的粮食指标是浮夸，要求调低指标。
1958年6月，夏粮收割，各地报刊争相报道粮食高产“卫星”。《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批判“条件论”，“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观点出笼。“夏粮增产350亿斤”。
7月，全国大办公共食堂。8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制定全面大跃进计划，将大跃进推向高潮。
8月，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跑步奔向共产主义”。9月，大炼钢铁，秋收之际，高产“卫星”满天飞。
10月，范县发布共产主义过渡计划：“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实现共产主义规划三年。北京市取消计件制，吃饭不要钱。
11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郑州会议，批判“左”倾错误，纠正“共产风”。让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是，毛泽东的反“左”倾受到了抵制，很多省委书记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对毛泽东的批评有抵触情绪。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这些话表明了毛泽东纠'左'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郑州会议进行得不大顺利的一面。
11月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继续纠“左”。毛泽东严肃批评经济工作中的浮夸风，批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1959年2月底，政治局在郑州如开扩大会议，称作第二个郑州会议，毛泽东还是讲纠正“共产风”，纠正“两个平均主义”，反对吃大锅饭。
郑州会议结束以后，到4月的两个月里，毛泽东先后写了5篇《党内通讯》指导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纠“左”纠“共产风”，但毛泽东发现阻力很大，说假话和不讲真话的问题非常严重，4月29日，毛泽东再写一篇《党内通讯》要求讲真话，不讲假话。在4月份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工作方法，中心是权力集中，号召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对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6月29日，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经济工作，再一次谈了大跃进中的教训。
毛泽东批浮夸风和共产风都讲了什么话？下面是我摘录的当年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内容。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毛泽东又谈了《关于农业问题》，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腊月二十九 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页）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4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11月初关于兴修水利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10日（1958年10月25日金门炮战刚告一段），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他强调：“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了。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这篇名为《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他强调：“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
1959年4月，毛泽东又在《党内通讯》专门写了篇《给基层干部的信》其中：“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60年毛泽东说道:“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己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1961年开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反浮夸风、共产风在内的“纠五风”。
官僚主义的危害就是说假话。浮夸只是说假话的一种。歪曲事实也是说假话。官僚说假话可以理解，这是他们的职业。但是学者说假话就很不应该。学者不能讲真话，可以沉默，但绝不能说假话。媒体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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