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6221（28）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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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6221（28）红歌

作者何克祥

红歌，随着薄熙来被审判，已经被赋予“唱红打黑”的特殊含意。薄熙来也借由红歌，拥有了一大批“红粉”。其实，红歌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绝大部分好听的红歌，都是“大革命”前十七年，以及抗战时期创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在中科大6221读书时，就学会了几十首红歌。江西电视台每年举行红歌比赛，歌手有了一些新的演绎。中科大广播站，每天早晨通过高音喇叭，播送革命歌曲和广播体操。每次收看“红歌会”，都像回到中科大在玉泉路的校园。正像“现代京剧”的创作者和演出者都是“名角”一样，“革命歌曲”，词曲作者都是名家，红歌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回想在中科大6221，除了唱红歌，也通过读“毛选”，学“修养”，接受了大量的爱国教育。1962年冬天，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差点捉住印方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1963年到1964年“九评”，把赫鲁晓夫轰下台。1964年十月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说爆就爆”。这些胜利都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为国家自豪，为中国人骄傲。特别是中国乒乓球队，以辉煌战绩，使乒乓球成为“国球”。更是对广大青少年，包括中科大6221学生，产生了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时政，成了一代人“爱国通病”。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经常唱的红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习过方志敏烈士的遗作，“可爱的中国”。再唱“风在吼，马再啸”，就会催人泪下，今天再唱，仍然会被感动。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率部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捕。被捕后，他被押送到南昌。在被关押的6个多月里，方志敏在狱中一共撰写了16篇文稿，计13万多字。就是在囚室中，方志敏写下了他的遗作“可爱的中国”，同年8月6日被杀害。

当时中国的领袖实行“先安內,後攘外”的错误政策，方志敏烈士没有在抗日战场上牺牲，却被杀害于内战的牢房。同期被杀害的，还有抗日爱国名将吉鸿昌（1895-1934）。他在刑前题诗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何等悲壮。在“抗日统一战线”达成的前夜，这二位爱国将领蒙难于“风波亭”，令人悲痛。

在“可爱的中国”一书里，方志敏烈士满怀悲愤，诉说“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屠刀架在脖子上，方志敏烈士想到的是“可爱的中国”。他把中国比作“生育我们的母亲”。饱含热情，讴歌祖国。“要奋斗，。。。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疾呼抗日救国。 “我自横刀向天笑”，与谭嗣同无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堪比文天祥。方志敏烈士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在中科大6221，学习“可爱的中国”，五十年过去了。方志敏烈士拳拳的爱国之心，耀然纸上。为了挚爱的祖国，方志敏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挚爱的祖国，方志敏甘居清贫。与时俱进，时代赋予爱国新的历史内涵。两岸三地，海外侨胞，前扑后继保钓，华夏子孙心系可爱的中国。正如一首“新红歌”所唱，“祖国，在我心中重千斤”，永远爱我们最爱的母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我最爱唱的一首红歌。国恨家仇，不共戴天。日本鬼子的铁蹄，曾经蹂躏过我的家乡，枪杀了我的伯父。逼迫我这个襁褓中的婴儿，跟大人一起“跑反”。“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

1937年12月17日，日军攻占南京。进行残无人道的大屠杀后，要侵略武汉，先行强占安庆。1938年5月29日，日军总部下达大陆令101号，命令“华中派遣军以一部占领安庆附近”。后又下达大海令120号，命令“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协助陆军占领安庆附近”。6月1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合肥陆地行军，南下攻占安庆；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沿长江西上攻占安庆。6月10日夜，日海军由芜湖溯江而上，向安庆发起进攻。驻守安庆的27集团军，在总司令杨森率领下，对日军进行炮火阻击。但因军力悬殊，日军在南北两地分别登陆。

1938年6月12日，安庆沦陷。

我的伯父何振苗，1918年出生，属马。老家在安徽省怀宁县马庄，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生的唇红齿白，高高的个子，是全家的顶梁柱和希望。安庆沦陷前，在市区一家布店当学徒。1938年，1月13日，安徽省政府由安庆外迁至六安。3月下旬开始，日军大规模轰炸安庆。大批难民，纷纷逃离城区。我的伯父逃至离安庆五十华里的谭桥镇（现属怀宁县茶岭镇）。借钱开了一家小杂货铺，专卖油盐酱日用品，兼带“万国邮政”。有一天，不知国共哪一方游击队来人，告诉我的伯父，把汉奸朱某人的信件扣下。我的伯父遵命照办。可惜，由于年青缺乏经验，只把信件藏在柜台下面，被汉奸朱某人发现。狗汉奸勾结日本鬼子，进行报复。1939年1月20日，“狮子山”据点的日本鬼子，从十公里外赶到谭桥镇，抓走我的伯父。在押往狮子山的途中，我的伯父曾经成功逃脱，躲进一户人家。在翻墙外逃时，不幸被日本哨兵发现而射杀。遇难时，刚过20岁。1950年，镇压反革命，汉奸朱某人被枪毙。日本鬼子还欠着我们家一笔血债，没有偿还。

我本人出生于1944年，早于1945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为躲过日本鬼子扫荡，从出生之日起，常常由母亲抱着我，四处“跑反”。有时会和鬼子遭遇，躲避之处和鬼子相差几十米。母亲告诉我，有一次我大声啼哭，吓坏周围的乡亲。她只好用手捂住我的嘴，差点闷死我。

红歌曾被“文化大革命”所用，着实“火过”。后来为薄熙来用于造势，这些都不是红歌的过错。一个民族还是需要有点精神，需要唱红歌，鼓舞士气。如果人人都唱“亲”，“我的爱”，吸足了精神鸦片，可能有一天真会再现林则徐所言，“无可打仗之兵”。等到有一天，日本如安培所说，“再现辉煌”，千万不能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