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最近，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夏伟(Orville Schell)和韩国首尔延世大学历史学教授鲁乐汉(John Delury)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介绍其新书《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这部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建议“中国应该重写近代史”。
根据作者的说法，中国人将1842年的《南京条约》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与西方国家往往以胜利作为开端很不一样，中国以屈辱的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起点，就是要用屈辱的历史激励人们不忘过去，发愤图强，不再重演19世纪中期之后一败再败的历史。
作者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利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败编织了一整套饱受外族剥削、欺侮为内容的“民族叙事”和“历史建构”。诉诸于道德的讲述深刻左右着中国人的想象，也确实在过往100多年历史进程中激励人们发愤图强，获取新生。但当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的近代史叙事继续慷慨激昂，可能无助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作者建议中国应该构建一种新的叙事体系，认为中国只有愿意使用一种“建设性的民族叙事”来定义自己，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中国确实应重新近代史。这个看法早在1980年代就被中国学者不止一次提出，只是由于中国政治发展往往超出人们想象，许多计划中的事情一再被耽搁。“重写近代史”计划被束之高阁，过去20多年中国仍然沿用过去的近代史叙事。
国内通行的近代史话语模式将1842年视为近代元年，在那之前的中国被视为“封建社会”，在那之后的中国被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告别“旧社会”，步入“新社会”。数千年中国历史，都是“旧社会”的历史，而近代100多年有新有旧，却充满屈辱。
当然不能说传统的“悲情叙事”根本错误，因为历史现象实在复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观察与感受。“悲情叙事”不仅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锐利武器，也是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的思想武器。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既是造反者的话语，也是建设者的精神资源。造反者用这个话语相继推翻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建设者也用这个话语激励人们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在“悲情叙事”指引下，150多年来，中国跌跌撞撞走出了帝制，走过了军阀，走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至最近几十年方才找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世界经济架构中举足轻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是百年来“失败─振兴”路径的达成。
但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接近美国经济总量时，绝对的“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强国”，一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者成为世界领袖，重建历史上的“中国世界”；或者沦为全世界的敌人，成为众矢之的。今天世界特别是东亚所呈现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或许不尽合理，充满敌意，但当中国的意识形态不能与时俱进，持续强化“悲情叙事”，那么中国的国民会觉得世界各国不仅在过去100多年对不起中国，而且现在也对不起中国。相激相荡，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可能更温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只会越来越糟。这是从民族主义视角进行的观察。
从中国国内的背景说，李泽厚、刘再复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提出一个重要忠告──“告别革命”。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中国的政治架构已经这样了，是既成事实，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也不应该继续倡导什么革命了。革命话语原本只是造反者的说辞，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被正统史观所重视，经过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毛泽东等一代又一代造反者不断诠释，革命由先前带有负面意味的词汇变得越来越正面。其实，正像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的那样，即便革命具有正面意义，但相对于历史发展长河，革命永远是非常态，不革命、反革命，一点一滴地改良，才是历史发展的正途和常态。
“反告别革命论”的理由，也比较容易理解，主要理由就是假如告别革命，那么就很容易抽空今天中国政治的合法性。这个说法具有深沉的忧虑，但显然过虑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几乎没有一个新朝不是通过革命的、破坏的手段上位的，即便是传说中的禅让，也无不具有浓烈的血与火，但是只要新朝建立了，很少看到哪个统治者倡导“继续革命”，更不会因为反对革命而丧失合法性。中国未来一定会告别革命，一定要构建一个常态社会。在常态社会，社会进步凭借各个利益阶层和平诉求，而不是颠覆体制重新来过。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将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带进工业文明，就是在中国原有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世界走进中国，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来的惟一主题，开放市场，让国际资本造福于中国人民是洋务新政以来中国人最为期待的事情。中国人在很长时间不太清楚国际贸易的真意义，在与外国资本打交道的时候确实吃过亏，上过当，但就历史整体而言，近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其实也有外国资本一份功劳。1895年后全国铁路网的构建、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仅仅凭借民族资本、国有资本难以想象。
中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度，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古代圣贤的教诲。重写近代史，就要重新评估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功过是非，在弄清帝国主义侵略罪恶的同时，善意看待外国资本、传教士，以及来华帮助中国发展的一切外国人。
世界走进中国，只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国走向世界。鸦片战争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有悲伤，但也有一点今天看来并非都是负面的东西。《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改变了广州一口通商规模太小的缺陷，通过五个通商口岸，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接近真实的西方。这一点对后世中国人影响巨大，读读19世纪晚期中外人士对五口及香港的游记，就知道西方在中国人心目中引起怎样的震撼，后世中国变革可能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原因，但通过不断扩大的开放，让中国渐渐走向世界，可能还是第一位的动力。
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模式的改写是一个艰巨工程，既需要执政者的胆略智慧，也需要不断向民众做深入细致的说服，让真相呈现出来，让大众自由拣择。一个多元的近代史叙事，只是在先前“革命叙事”基础上进行修正、补充，适度容纳某些“现代化叙事”的要素。
中国应该向世界释放善意。释放善意的始点，不妨从重写近代史开始。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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