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未来：危险和可能的军国主义　　作者：黄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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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未来：危险和可能的军国主义　　
    作者：黄大川

★ L'avenir de la Chine: Danger et du Militarisme Possible
    Auteur: Huang Dachuan

★ China's Future: Danger and Possible Militarism
    Author: Huang Da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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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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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凤凰卫视总编辑阮次山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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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妖魔化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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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制止中国大陆某些地方政府的黑黑社会行为

·支持军方推动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者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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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秦晖，还是陈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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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播撒恐惧的种子——写在刘晓波被重判之际

·阿克毛•沙伊克的生命淹没在群体的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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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和可能的军国主义

    危险和可能的军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假如美国军队干预台湾海峡冲突、并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中国将对美国动用核武器。中国方面为此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而美国也要准备好几百座城市被中国毁灭。”此番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言论引起海内外舆论一片大哗，尽管朱成虎少将后来就此做了一些澄清，说西方媒体对他的讲话做了断章取义，他讲对美动用核武器是有条件的。从朱成虎少将的言论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未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哪怕是有一丝一毫的倾向都是每一个国人尤其是以胡温曾为首的中共高层技术官僚们都要警惕的，一旦有军国主义在中国占主导地位那天，那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不幸。

    军国主义占据国家的主导意识最为典型的是上个世纪20-40年代的日本，当时的背景是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大萧条，日本也难逃经济萧条的厄运。各国对待危机的拯救措施各不相同，美国是借用“罗斯福新政”调控国家经济最终缓解了经济危机，而日本和德国却走上了一条与美国皆然不同的道路，希特勒在德国借着民众对一战战败后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的不满煽动日尔曼民族主义情绪，日本是煽动民众的军国主义情绪，两国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对外侵略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9.18事变就是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背着日本总部搞起来的，既成事实后日本政府不得不追认承认了事变本身。法西斯主义的代表“血盟团”于1932年5月15日公然刺杀了首相犬养毅，尽管犬养毅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扩军政策上，比前任首相若规要积极得多，但从根本上说仍未超出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架。由于对国际关系顾虑重重，在日本是否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犬养毅显得颇多踌躇，这样一个文官首相只是因为对法西斯的退让不能让军国主义分子们满意就被刺杀而死。1936年的“二二六”暴乱之后，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在日本陆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得到了日本势力最大的四大财阀的支持，确定了全面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国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体制就此确立起来了。到了1937年7月，他们在中国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公开侵略中国，进而于1941年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与美国开战，最后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终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日本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是军国主义把国家拖进了战争的深渊，使国家受到沉重的打击，不仅给他国也给本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军国主义占据一个国家的主导地位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都是在极权的国家才能有产生的可能，因为极权国家之所以能做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所依靠的必须是军队，最高统治者或集团都会给予军方的头头们政治上的犒劳和经济上的实惠，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宪政民主社会的国防部长一定是文官而一个极权国家的国防部长一定是军方代表。极权社会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时候，社会就会比较稳定，军方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就会比较小，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一旦极权社会经济转坏或是社会不公超出一般人的心里底线，多数被统治者就会心生不满，政府方面为了继续维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更加倾向依靠军方的势力，而军方自知作为最有价值的被利用者，就会为了达到个人或集团的利益需要向官方狮子大开口，开始时官方会尽可能的满足军方的需要，直到最后官方很难满足军方难以添满的政治欲壑，双方到了无法妥协退让的地步，军方往往会借着社会不满的“民意”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人政权，这时的官方阻止政变的发生能力就小的很多，倒霉者往往就成了“人民公敌”，进而有可能煽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把国家引入战争的危险，军方往往借着战争的因素来实现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最大化，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国家和民族的苦难。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表面上是“党指挥枪”，其中的关系也是相当微妙的，高层总是在尽量满足军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建国之初毛泽东为了建成中央极权，通过很多办法回收战争年代高级将领手中的兵权，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政府中的官位来换取兵权，这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比较类似，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了十个副总理，后又增选了两个，到了1959年二届人大选了十六个副总理，还有大批将军进了政府部门成为了部级官员。十六个副总理确实是多了点，但通过这种办法来换取兵权相对来说要比后来文革的武斗要文明了许多。文革初期毛泽东利用以林彪为首军方势力来整肃官方中的异己分子，毛泽东给与林彪的好处就是将其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并按林彪的意思献出了林的“眼中钉”贺龙和毛的爱将亲信罗瑞卿，全国那么大的动荡军队却是很稳定的，谁也承受不起军队不稳的严重后果。邓小平时期尤其是89年以后，竟允许军方经商，江泽民又通过增加军费开支的方式收回了军队经商的特权。中国现在的状况与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日本有几分类似，社会整体经济环境不容乐观，民众由于社会的不公滋生着不满。胡锦涛与江泽民在政策上的差别并不大，都是在做着维持会长和消防队长的角色，所不同的是胡所处的整体大环境不如江时代那么稳定，江时代的社会矛盾远没有现在突出，那时的社会矛盾许多都如后遗症般的遗留给现在。面对日益沸腾的民怨，军队也就成了执政者最重要的依靠和保障，而军方向官方也就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而据笔者看来朱成虎少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了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那些言论。

    朱成虎少将的言论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最令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只代表个人肯定有点牵强，至少这代表了军队某些人的看法。如果之前文人出身的一直在军队做政工工作的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的某些言论还算比较含蓄，并时不时的能带有一些自由思想，尽管其言论前后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还可以在让人讨论的范围内的话。那么这个朱成虎的言论就有点赤裸裸了，他的设想一定是把中美作为敌我双方放在了一张赌桌两侧的两个赌徒，双方打赌的最终目的是“争夺台湾”，我方希望通过压上“西安以西”作为赌本，最好是以此吓住对手使其知难而退，否则珍惜生命输不起的对方就有可能遭受几百座城市被毁灭的危险。为了一个台湾下的赌注有点太大了，西安以西有中国21个省市人口10亿左右，台湾固然重要，但为了争夺2300万人口的一个宝岛竟不惜压上10亿国人的身家值是不值？而最令人不安的却是中国官方的态度，外交部一发言人也说这只代表朱少将个人观点，但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中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时，该发言人却避而不答，而不再象从前那样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本身就是在纵容并默认朱成虎的言论，也是在对始终想以打仗为军人的天职的一个让步和妥协，一旦让到不打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刻，到那时会不会真的要压上10亿国人甚至是整个中国来满足军国主义的欲望。现代宪政民主社会一个重要特征是自由，但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军人的自由首先就应该受到限制，军人不应该有权利在公共场合发表“个人意见”，他只能是代表国家意志，朝鲜战争期间，军队主管麦克阿瑟与以杜鲁门为首的政府有意见冲突，结果只能是军队指挥官离开。

    如果是利令智昏者无原则的向军方妥协难保不会成为“犬养毅”式的人物，与其向军方让步不如以民主的方式以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向民众让利，避免军国主义最好的办法是降低军队在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而这只能靠推进民主来实现社会和谐平稳发展。从最基本的底线做起——把已有的法律认认真真的执行起来（比如说《劳动法》和已经在中国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使弱势群体的最基本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以公正公开自由为原则的民主化改革，以达到降低社会矛盾的作用。淡化军队之于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主导地位作用，减少直至消除政府行政过程中对军队的依赖性，避免中国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由军国主义导演军事政变，政变出个穆沙拉夫还算不幸中的万幸，如果出现个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东条英机那真将置国家于万劫不复当中了，甚至会成为世界性的灾难。

   （原载：真话文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