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问题的三大真正根源
——摆脱“专家”的专业思维制约看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
刘忠良
著有《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
作者近期已发表的更为深刻的文章《习大大和彭妈妈的女儿“明泽”应该嫁给谁？》（或搜《习近平的女儿“明泽”嫁给谁？》）
近期的如下几条消息，不懂政治经济问题的人，似乎发现不了什么。但剖析世界政治经济社会运转的规律和相互关联的关系，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孤立的。
No.1、“假如你的工资条上写着 应发4545 ，恭喜！你已是中国最富3000万人之一，这是仅占中国总人口2.14%的金字塔尖。”原因是个税免征额由2000元提至3500元，纳税人从9000万减至3000万。个税起征点3500元，是减去“三险一金”后的部分，即应发工资4545元以上者才需缴纳个税。
No.2、“一五期间中国共增加就业人员仅2170万人，近两年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并未明显改善，综合现有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保守计算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已接近20%。”与此对应，目前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仅为28.24%，上海情况稍好但毕业生签约率也不足45%，都显著低于往年。
No.3、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日日公布数据显示，与上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4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2个，持平的1个，上涨的67个，环比价格最高涨幅为2.1%。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最高涨幅13.7%。
No.4、2013年第一季度结束，全球经济负面消息接踵而至。金融市场上，金价暴跌，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全球股市震荡。实体经济中，美国最新数据显示就业市场仍然疲弱，通胀和制造业产出均下降；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速也低于预期，国际评级机构穆迪4月16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同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调降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经济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关口，复苏动力何在？（《人民日报》4月18日）
No.5、欧洲统计局5月15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欧元区GDP环比下跌0.2%，连续第六个季度下行；欧盟GDP环比下跌0.1%，连续第二个季度负增长。
……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坏消息，或者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不仅仅是这些。我们不仅要问：世界经济怎么了？中国经济怎么了？
一、摆脱专家思维看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要了解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先回到基本的原理。由于经济学等各个方向专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大多成了“专家”——也即是说，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已经钻入专业死胡同，已经忘记了经济问题的最核心是什么。
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人的吃穿住行，经济就是作为主体的人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进行的生产消费活动。所以，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组成：1、作为主体的人，其集合就是人口，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和转变；2、作为供给方的生产，包括生产的范围和生产的效率，它受劳动力、技术、制度的根本制约，没有劳动者就没有生产，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持续经济发展，没有相应较好的制度就不能有效发挥劳动力和技术的生产创造力，比如“人民公社”制度严重压制了财富生产；3、作为需求方的消费，对应生产并指导生产的方向，包括需求的种类（对应生产的范围）和需求的数量（对应生产的效率），主要受收入、财富分配和各方面制度的影响，比如贫富差距过大就会使广大民众缺乏购买力。
所以，经济问题的根本，就有三个主导因素：1、人口是怎么变化的，因为人口是经济的生命载体，生命载体的变化必然深刻影响所负载物的变化，即经济的变化；2、生产发生了什么变化，影响生产的劳动力、技术和制度等因素有什么问题，引导生产的需求又有什么问题；3、需求发生了什么变化，影响需求的收入、财富分配、人口变化和各种制度因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人口即影响需求，又影响供给，人口组成了经济的生命载体，所以人口问题必然是经济长期变化的根本。经济水平及其发展由科技主导，科技发展是人推动的，科研队伍从人口中来，科研的市场需求和财力供给又受到人口的根源性影响，同时科技发展受制度制约，所以科技发展主要是人口和制度问题。在一定总收入下，财富分配和人口结构对消费有重要影响，因而贫富差距和老龄化无疑要深刻影响需求，同时也严重影响供给。而财富分配和贫富差距，和发展阶段相关，更是和制度密切相关，比如经济的制度和政治的制度，对分配和贫富差距有致命的影响。
分析了经济的最根本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隐约发现当今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三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人口变化的问题、财富分配的问题和各方面的制度问题，再进入一步明细的说，就是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不佳为主的全球制度问题（或者说全球“政府失灵”的问题）。
文章开头的几个问题，或许读者已经领悟到了答案：中国贫富差距那么大，内需必然不振，内需不振则就业问题突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金钱和权力攫取了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尤其是缺乏民主宪政制约权力对财富的压榨；在缺乏人民监督的权力制度下，政府一方面垄断土地供给，一方面快速开动印钞机，同时限制了富人的投资渠道，房地产怎么不会泡沫；作为科技原动力的发达国家普遍低生育率老龄化，还有多大科技创新能力，还有多少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需求能力；发展中国家普遍治理糟糕，导致贫富差距和经济社会低效率，造成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经济那么糟糕，就开动印钞机吧，于是其他问题又来了……三大根源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和中国未来，请继续看笔者的分析。
二、低生育率摧毁发达世界经济增长根基
2010年的《世界人口数据表》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5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5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仅为中国之外发展中国家水平的55%，会导致其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20%。
在最早的“欧猪四国”中，2010年葡萄牙总和生育率为1.50，希腊为1.37，意大利和西班牙为1.32，皆为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的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年轻人口快速减少，老龄化十分严重。
总的来说，低生育率会导致以下不良结果：最具生产创造活力和最具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下降，投资与消费低迷不振，最终导致经济低迷。这时无论刺激投资、刺激消费、增发货币或增加科研投入等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比如说投资，这取决于科技进步、人口增长、消费增加，但低生育率导致科研队伍实力下降、人口增速下降或萎缩、消费低迷，最终导致投资低迷不振，其他措施根本无法解决。同样，消费也如此，消费取决于收入增长、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增加，但低生育率导致科技进步能力下降、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减少，消费最终处于长期的低迷，根本无有效刺激措施。
欧债危机，主要就是人口问题。如果说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模式有问题，那为什么过去不出问题呢？低生育率必然导致未来重老龄化，导致国家与社会负担沉重，同时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能力大幅下降，国家和社会破产的风险大幅提高，所以出现了欧债危机。以后还会有“日债危机”、“韩债危机”和“华债危机”，或者说“东亚债危机”，因为东亚国家生育率太低了，未来国家和社会破产的风险正在积聚。
随着低生育率危害的显现，如年轻劳动人口减少和重老龄化，发达国家的整体低生育率必然导致其科技进步能力下降、投资和消费活力下降，发达国家已经不可避免的要进入经济低迷阶段。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达国家的科技、投资和消费，而发达国家低生育率必然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科技供给、投资供给和消费市场供给能力的下降，进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低生育率最终导致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接着危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进而导致全世界经济增长能力下降。
三、治理不佳埋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
自发达国家结束黄金高速增长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近年来更是如此。
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80%以上，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0%。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后，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较大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理应更快一些。
但什么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呢？是其治理不佳，是其制度和腐败。如果发展中国家能较大程度的降低腐败，无需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也会比现在更好。由于制度和腐败因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要素活力的释放。比如劳动力和投资，可能由于其行政限制过多和腐败，极大限制了其劳动力和投资对经济发展贡献的释放。
在中国和印度的对比中，印度比中国更腐败一些。但中国和印度的腐败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中国更倾向于在发展中腐败，印度似乎更倾向于在腐败中发展。比如说，中国的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及其官员，很热衷于增加投资，既获得了GDP和财政增长，官员本身也从中获利，而很大一部分获利是以腐败的形式实现。如果中国学习一些印度的民主，中国的腐败会降低。如果印度也可以将投资、经济增长与官员利益很好的挂钩，尽管其中是以腐败形式表现，印度GDP增长也会更快。
非洲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问题，不是过去被殖民了，不是被发达国家剥削了，也不是人口增长过快了（人口增长反而推动经济增长），而是其国家治理不佳的问题，一些制度、政策和腐败才是制约非洲经济增长的最大阻碍。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很快，而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达3.1，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理应比现在快许多，从而弥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但受制于不佳的国家治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被埋没了好大一部分，也降低了世界经济自我恢复、摆脱危机的能力。
另外，由于发展中国家治理不佳，金钱和权力结合过多，腐败较严重，社会公平程度和自由程度相对较低，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愿望和能力的释放，也拉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进而危害其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增长能力。
比如在中国，各个地区的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是不同的：录取分数低就意味着所享受的受高等教育权利过多，分数高就意味着所享受的受高等教育权利过低。这样的结果是，一些聪明的、更努力奋斗的年轻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被压制，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下降。比如说河南、山东，其分数高根本不是什么人口多问题，而是个民主制度问题。如果一人一票，河南、山东最占优势，也就不存在对其高等教育的不公平，这在其他方面也一样。
笔者就是这种权利不平等或者说权利差距的受害者。我老家在河南农村，2006年高考，在河南上不了二本，但在另外一些省份却超过重点线。城乡差距和城乡不平等已经让我倒霉在起点，地域不公平再次让我输在新的起跑线上。这种不公平一直让我倒霉到现在，还可能一直影响未来、倒霉一辈子，甚至为此埋葬一位致其毕生之志振兴中华的青年爱国者，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中国的高房价及持续的房地产泡沫，就是根在制度。在人民没有决定权力的情况下，政府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垄断土地供给。在这样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为获得最大卖地收入，大幅降低了住宅土地供应量和大幅提高住宅用地价格，人为的让商品房“奇货可居”，结果投机涌入和高房价；地方政府为最大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又低廉的大量供应工业用地，造成工业用地效率低下，且为一些钻研投机者创造机会，其中还有许多强拆和一些人民群众付出流血或生命代价；同时，为人民建设廉租房的积极性不足，经济适用房成了腐败产业。这样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供给结构不合理、房地产腐败、高房价（间接抬高物价）、住房难、民生难、房地产泡沫绑架经济、高房价透支消费购买力、扭曲经济社会结构、加剧贫富差距和社会经济危机，进而危害民族国家的未来。
四、贫富差距撕裂世界经济健康运转
近年来，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甚至一些国家近几十年来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
马克思说，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国家会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发生经济危机。其实，由贫富差距导致普通大众消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然后引发经济危机或制约经济进一步增长，这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如此，无所谓他的国家制度名称是什么主义。
经济是生产和消费的循环，经济的增长是两者循环共同增长的过程。贫富差距过大或者说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必然导致普通大众购买力不足和消费不足，接着导致消费不足，进而危害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甚至产生经济危机。
贫富差距过大，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大量事实上的机会不均等和社会不公正。同时，贫富差距过大也是机会不均等和社会不公正的结果，因而贫富差距过大会恶性循环。比如说大量穷人，由于经济水平有限，投资于自身和孩子的资金就严重不足，从教育和医疗保障自己和下一代劳动能力的保障力就很差，贫二代恶性循环。与此同时，权富集中了过多资源，他们的后代受教育很好，下一代资源很多，继续保持在社会的高层。这样，社会就变得固化，大量出自底层的智力资源或者说人力资源，一是被开发太差，二是进入社会后严重机会和资源不均等，人力资源培养和利用的效率大为下降。另外，社会的固化，底层的绝望，也降低了国民的创造活力。最终，贫富差距降低社会发展的能力、发展的潜力和整体可到达的富裕程度，这在拉美国家表现最为明显。
贫富差距破坏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撕裂着社会，大幅提高社会的不稳定风险。贫富差距过大，对许多人来说，不仅是经济的剥削强化，机会的剥夺同样被强化。绝望，铤而走险，非法渠道，或者干脆自杀式的让社会付出一定代价为自己的不幸陪葬。拉美国家持续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其对经济社会的危害。中国的贫富差距，先是分裂社会，再而撕裂社会，尤其是高速增长结束时，其激发的矛盾或将进一步爆发。
贫富差距，除了人的能力、努力等合理因素外，如果贫富差距过大，那必然是权力差距和权利差距过大的结果。以中国为例，在很大程度上，贫富差距过大是民主法治发展不足的结果。这个不足导致权力和权利在国民之间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非常大，钱权结合过多必然垄断社会多数财富，权利差距过大所表现出的机会不均等必然导致社会财富获取的不均等，最终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中国贫富差距大，导致消费比重过低，经济运转模式很不健康。但中国为什么还没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呢？这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弥补了内需的不足，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暂时覆盖了贫富差距的影响。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科技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发展空间大。当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基本完成时，贫富差距在巨大人口危机的作用下，其影响才能不被覆盖，从而完全显示出来，和人口危机一起开启一个中国无法逾越的发展陷阱。
这里要对出口弥补内需的不足说明一下，是总出口，而不是净出口。因为发达国家普通民众消费中国普通消费品，中国富人消费发达国家奢侈品，中国民众缺乏内需购买的消费品供给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用技术产品和奢侈品换来这些产品，进口与出口的产品和消费者都不相同，所以进出口不能相减，更不能使用净出口来衡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倒霉的是，发达国家最具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在减少，中国以外需弥补内需不足、以投资弥补消费的模式，在发达国家老龄化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投资空间降低的情况下，越来越难以为继。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更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皆在危害着自身的经济健康发展，降低了经济发展潜力和发展的能力，同时也降低了其走出危机的能力。或者说，这场危机本身就有贫富差距过大的因素，自然也加大了克服这场危机的难度，这在消费比重过低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表现更强烈一些。
五、计生利益集团正挟持中国经济进入地狱
无论说是改革滞后、民主法治不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还是说贫富差距过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都远远比不上超低生育率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危害。
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人先生产创造，然后再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经济就是人的生产消费行为和结果，所以人口就是经济的活动主体和生命载体。一个经济体发展如何，竞争力如何，最终实力如何，人口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决定最终经济实力方面，人口实力几乎就是一切。
中国的计划生育和其所宣称的人口思想，就是“目中无人”，把经济社会中的“人”抽调了，或者认为其影响不大。真是末本倒置，经济是人的生产消费活动经济，人口是经济的皮，GDP只不过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人口，GDP就是零蛋，一切财富缩水为零，一切创造沦为废墟。人口实力大幅下降的结果，必然是经济潜力、经济竞争力和未来经济实力的大幅萎缩。
比如说日本、新加坡，有什么资源？一个国家，除了人口和一片甚至可以寸草不生的地皮之外，他可以什么资源也没有，这不影响它成为发达国家或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不知中国计划生育、少生孩子，除了降低人力资源投入进而短期增加物力资源投入和断绝未来发展之外，还能为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折腾！计生委被称为“寄生委”恰如其分。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2010年生育率仅为1.18，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发达国家水平的69%，中国之外发展中国家水平的38%。
或许有人认为，由于躲避计划生育罚款，新生儿童一般存在漏报，所以生育率应该比这高一些。我们以2010年人口普查和2000年人口普查做对比，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数，则2000年人口普查时0岁儿童漏报率不足4.57%。假定2010年0岁儿童也存在相同比例的漏报，以此估计2010年总和生育率略低于1.2377，但仍属1.2左右。
实际上，由于年轻人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下降、人口政策有所放松、可以生二胎的独生子女进入生育年龄、未完全实施一胎政策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年轻育龄妇女占比增加，经过这10年变化，所谓的“超生”应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为躲避计划生育罚款的漏报儿童应该大幅减少，再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漏报率很低，所以实际生育率也只能是1.2左右，偏离很小。
作为同属中华文化圈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生育率变化与人口年龄结构比较类似，只不过是人口状况变化比中国略早一些。在老龄化程度比中国高的情况下，2009年韩国、新加坡0-14岁人口比例分别为16.8%和16.3%，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比例为16.6%，而韩国、新加坡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和1.1左右（现在分别降低到1.2和1.1以下），所以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2左右是可信的。
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4岁，其中第一胎母亲年龄众数是24岁，第二胎母亲年龄众数是28岁，第三胎及以上母亲年龄众数是30岁，分别对应为1986年、1982年和1080年。也即是说，现在中国的绝对生育主体是80后女性。在高房价高物价高奶粉价格高幼儿园价格及绝大部分年轻人已经离开农村和“鸭梨山大”的情况下，中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超低生育率时代，即便是鼓励生育也难有起色，更别提放开生育后人口爆炸了。
按照1.2的总和生育率，未来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就会减少45%。按照1.2的总和生育率和不变的80岁人均寿命推算，中国人口将从2030年开始每过30年减少45%， 2060年降低到7.15亿，2090年为3.93亿，2120年为2.16亿，2150年为1.19亿，2180年为0.65亿，2210年为0.36亿，2240年为0.20亿，2270年为0.11亿，2300年为0.06亿。即2300年原中国人口仅剩下600万，不足现在的0.45%！崩溃！
在中国超低生育率的今天，早已需要鼓励生育，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早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中国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寄生虫，计划生育已经塑造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部门利益及其宣传的错误人口思想和人口恐惧心理已经绑架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继续计划生育，就等于是他们的部门利益挟持中国未来进入地狱！
日本在1980年代，城市化工业化完成，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消失。与此同时，1990年日本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比1980年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下降了20%，然后房地产在缺乏人口支撑下泡沫破裂。在最具消费活力和创造能力的年轻人口快速减少的情况下，日本就此拉开了“失去十年”再“失去十年”和未来永远“失去十年”的序幕。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到2025年中国25至34岁年龄段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23%以上，其中2025年中国25至29岁年龄段人口比2015年减少41%，这决定中国的房地产、汽车、家电等产业过剩大危机不可避免。当然，或许无需到2025年，这要同时考虑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进程、可利用的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和贫富差距危机的爆发，才能确定一个更精确的超低生育率的经济危机大爆发时间。但可以确定，中国经济在2020年代绝对难逃超低生育率的劫难！
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也就开始减少了，同时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已经接近利用完毕，至少农村年轻人口已经没有可以再转移的了，剩下的大多是一些难以转移或不愿转移或转移了也没多大经济价值的农村中老年劳动人口。转移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接近停滞，不久后将陷入负增长（回农村养老）。
在年轻劳动人口快速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后续动力就是提高年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中国近年来和未来的经济发展，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大跃进功不可没。但可惜，由于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2012年的中国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75%，而美国高中生升大学的比例也就75%左右。中国依靠提高年轻人口质量从而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后继乏力。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8年大学年龄(18-22岁)人口将只有2008年的55.6%，10年将近减少一半！在生源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一些末流高校陷入困境，按照百分制计算现在连不到30分的考生就可以上大学了，不知这样的大学生还有什么质量可言？
大学适龄人口的快速萎缩，一些高校面临生源危机，这不仅意味着提高年轻人口质量的发展模式即将终结，同时意味着中国最具生产创造活力、最具消费活力和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继续发展的最后力量在快速萎缩（难道要小学毕业的中老年劳动力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吗？），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可利用经济技术差距快速缩小和不得不依赖创新进一步推动经济走向更高水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
悲哉！危兮！有多少人认识到超低生育率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就跟1980年代日本人也意识不到其经济增长可以从4%降低到1%一样，中国人在计划生育几十年来的单方宣传教育下更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中国面对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则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或许还有人认为，或者一些经济学家（比如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见其谬误政策结论的报告《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二）：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挑战》）和人口专家拍脑袋认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老年劳动力减少，所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不大。这是不假思索、理所当然的拍脑袋。
实际上，尽管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老年劳动年龄人口是增加的。按照65岁退休年龄，2013年退休的是1948年出生的，但随后就开始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和接着更大的第二次婴儿潮。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和中国人口历史决定目前中国老年劳动力处于持续增长阶段，一直到第二次婴儿潮人口大规模退休为止，也即到2028年，在此之前的中国老年劳动年龄人口都是增加的。
所以，中国未来十几年的劳动力减少，不是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是年轻人口快速减少造成的，是因为老年劳动人口增加已经无法弥补快速萎缩的年轻劳动人口。从大学适龄人口快速萎缩和高校持续快速扩大的生源困境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不多了，中国绝对无法跑赢由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所带来的政策人为的“未富先老”。而至于养老，显然许多人还继续活在“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帮养老”的梦中。
什么人口减少就更富裕了，什么人口减少就业压力更轻了，等等，强制计生和一胎政策所宣称的美好未来，看看未实施过这样政策的且已经鼓励生育几十年但仍未摆脱低生育率危机的欧洲和日本，两个字——“扯淡”！但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利益，特别是计划生育几十年来单方宣传教育所赋予中国人的错误人口思想，却让中国继续这样自毁未来的政策。
即便中国2013年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并开始鼓励生育，使生育率提高一点，这样增加的孩子也只能出现在2014年，如果18岁参加工作是2032年，如果22岁大学毕业工作则是2036年，那时中国由超低生育率所导致的经济大危机或者说经济沉沦早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中国早已经错过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早已经错失挽救自己未来危机的机会。但可笑又可悲的是，中国还在实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还在争论到底要不要放开二胎，真的无药可救了。（作者新著《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详解中国未来的最大危机）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