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2013-03-04 16:13:09
被称为“政治盛宴”的“两会”正式拉开大幕。由于今年适逢换届，因而备受瞩目，但更令各界广泛关注的是“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的一些“雷人提案”。诸如两会前夕，人大代表、广东律师朱列玉提出议案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人均收入近年大增，但目前仍沿用1997年刑法“贪污10万以上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很不妥，应改为“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
据金羊网报导，朱列玉提出的议案认为，“1997年刑法规定的‘10万元’基数相当于当时农民年收入的近50倍，相当于城镇居民年收入的近20倍。从购买力角度考虑，现在的‘10万元’大致相当于1997年的‘1万元’。”
因此，朱列玉建议将刑法中关于个人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改为个人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
被称作为“贪官”辩护的广东律师、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的该议案在网络中引起轰动，同时也遭到各界人士广泛批评。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刘植荣对此在博客中向朱列玉提出质问，“你是人民的代表，还是贪官的代表？”“中国对贪官的量刑本来就很轻了，你还呼吁给贪官减轻刑罚，是不是鼓励官员腐败？”
刘植荣指称，“你提出为贪官减刑，鼓励腐败是不是怂恿尽快亡党？”他说，中外历史的发展揭示，国家的衰落、政府的倒台，几乎都是腐败所致。刘植荣认为“对于贪官必须用重典”。……
一如既往，“两会”代表中的富豪人数将再度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富豪们究竟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并步入政界？而在一批富豪从政的同时，另一批富豪却在移民海外，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
根据上海研究机构“胡润百富榜”的资料，中国最富裕的1024人中，有160位是中共党代会、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会议的成员。这些富豪的家族财富净值总额达2210亿美元。他们的财富已经超过了美国国会议员、总统、甚至包括大法官在内的所有美国上层官员的财富。不仅在全国性的三大政治组织，在中国各省和地方的人大和政协中也活跃着富人代表的身影。而且，有些富豪甚至不惜出重金贿选，以便跻身这些组织。比如湖南邵阳民营企业家黄玉彪落选湖南省人大代表后，在凯迪、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实名举报称，邵阳市的省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贿选，他本人就是一例。
活跃在中国三大政治组织的富豪包括高居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杭州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宗庆后；位列第三的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及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的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浦说：“企业家加入共产党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加入共产党后，他们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获得出口或是其他在中国做生意所必需的许可证。入党对这些都有帮助。第二个原因是，一旦他们介入政治后，他们就可以以此为跳板进入地方‘人大’、‘政协’等组织，进一步获得一些荣誉的或是有影响力的位置。”中共十八代表，中国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江的名片上列有10个政治职务。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这些职务使他有机会跟各界精英，即商人、政界人士和军方人士打交道，有时甚至可以向最高领导人提出施政建议。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林培瑞回顾中国人加入共产党的历史后指出，自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加入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带有“犬儒主义”的成分：“从大学生到富翁，他们都想入党，参加共产党是为了自己。为了赚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奇怪的是，他还保留原先的那种理想主义的空话。‘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那些话语还在。但是完全变成了一种空乏的东西，实际都是利己，都是赚钱。”胡润的报告显示，从2007年到2012年的胡润百富榜，有75人在这段期间为中国立法机构的一员，此期间他们的财富平均增长81%。另据胡润统计榜单上没有担任全国性政治职务的324人，同一时期的财富平均增长47%，增长幅度几乎少了一半。截至2010年，中国的顶级富豪中，大约三分之一都是党员。狄忠浦教授说：“有些人取笑这样的决定。另外一些人认为，这展示了共产党的灵活性。他们可以按照外部环境的发展，调整自己内部的制度。”
中国资本家加入共产党被许多西方政客，包括美国总统前克林顿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内，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将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发展。林培瑞说：“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要发展他会使上压力，让共产党妥协，让媒体更开放，让基本的权力扩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实现。倒是那些慢慢富起来的人不跟上面对着干，反而是跟上面合作。所以中国社会中比较大的隔阂，不是中产阶级和领导层的隔阂，而是领导层和中产阶级合作对付下面。”
狄忠浦教授撰写过三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富人阶层的书。在《财富转化为权力》一书中，他说，中国富人已经成为执政的共产党的伙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希望维持政治现状：“那些被允许加入共产党的企业家是那些共产党认为不会给他们制造麻烦的人，不会要求改变的人。他们的兴趣是维持稳定、维持高增长、扩大出口的机会等等。共产党推出这些政策，而企业家从这些政策中获利。”一个需要指出的事实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从来没有进入真正的决策层。民营企业领导人一般都只能是止于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即使被安排在政府机构任职，往往也只是并无实权的虚衔。
与富人加入共产党形成对照的是，相当数量的富人选择移民海外。根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而投资移民已经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表明，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实际中国富人的移民人数远比上述报告要多得多。
狄忠浦说，中国富人入党也好，移民海外也好，都是出于一种目的，降低风险：“入党是降低生意的风险，这样，你的企业就不太可能被政府关闭或是被压榨，某种程度上是将风险降到最低。将家人和财富转移到国外也是避免风险的一种做法，避免财产被没收，家人受迫害。入党是积极的动作，移民是消极的，但是出于同一种愿望，那就是降低风险。”然而，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表示，对上述观点不完全赞同。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移民有种种原因。其中一种是用脚投票。他对现行的体制不满意。这么多人移民，这实际上构成一种新的压力，要改革，要进行体制的变革。体制变革了，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了。那么对社会发展就是有利的。就会吸引人们重新倒流。”
有迹象显示，大陆官方对富人集团的支持在下降。分析人士认为，中共18大代表，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没有向先前所说的那样进入中央委员就是一个迹象。狄忠浦教授说：“（富人）代表在党代会的数量是多了，但是整体来说，仍然是很小的一个数字，不到12人。而且没有一个人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甚至是候补委员。这体现了共产党如何看重一个群体或是一个职业。”
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演变成目前所谓的“富人党”？中国又是如何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共党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距离“两会”代表们“参政、议政”的人民大会堂不远，就是毛泽东纪念堂。躺在水晶棺材中的毛泽东如果醒来，一定会惊诧莫名，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绝非他生前所致力打造的那个社会，而中国共产党也绝非他90多年前所参与缔造的那个政党。1921年，毛泽东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具有党章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性文件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逐步达到共产主义。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写进了党章。这个改变被中共官方党史学者，甚至被后来的中共党章，称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灿荣说：“很多年前,斯大林就批评毛泽东搞的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只是他的一个工具，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标。我相信，如果马克思和毛泽东同时代生活，并成为毛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障碍时，他会毫不犹豫把马克思清除掉的。”
“邓小平理论”的提出是中共党章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1997年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这就像很多人所说的，‘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你就是极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你就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你就是‘邓小平派’。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共当局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邓小平派’。他们实际上干的是越来越多资本主义，但是口头上说的还保留了若干社会主义的东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东西。”胡平还说：“事实上，自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推行改革以来，中共已经放弃了很多共产革命的目标，因为改革开放说到底是改什么呢？就是改共产党过去搞的一套，也就是改他过去共产革命的那一套。这个在实际上已经走的很远，但是在理论上和文字上，在党章上你看到的还比较少。”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正式融入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并再次修改党章。这次修改最重要的是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纳入党章。党章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做了新的表述，把过去的“一个先锋队”、“一个代表”、“一个核心”的表述，升华为“一个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的新表述。这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共党性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革命时期“是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2002年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狄忠浦教授说：“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共产党已经在做的一切，将私营企业主纳入体系，吸收同化资本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将其合法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与时俱进。”狄忠浦教授说，当时的中国，私营企业几乎是所有新就业机会、所有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的来源。而地方官员为了职位的升迁，已经在与私营企业家合作。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纳被认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富人入党。从“一大”纲领要推翻资产阶级，到“十六大”党章暗示可以接纳私企老板入党，中国共产党几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胡平说：“共产党的变化，变得和过去都已经面目全非了。照理说，就不应该坚持原来的名字了。我觉得这种变化更多的是一种负面作用。一个政党如果前前后后能够做出这么多互相矛盾，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却依然坚持原来的名称，坚守原来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这个党失去了最起码的道德标准。”
中共“十七大”和中共“十八大”再次对党章进行修改，确立了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地位。至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至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一步步远离了主张废除市场化和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甚至中国官员也认为，中国不应该被称作共产党国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曾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应该被称为共产党国家。尽管如此，在国际社会上，中共还是与古巴和朝鲜为列，被称为共产党国家。
狄忠浦教授说：“中国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也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是仍然保留了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一党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取得该党的成员资格就是通往获得这个社会最有影响力，最有权力的地位的大门。”
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更名为“中国社会党”才能名副其实。他说：“我在90年代就曾提议，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改名为中国社会党。我们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叫社会党呢？共产主义起码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我们就叫社会党有什么不好？”
曹思源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他说：“我们过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把它写进了宪法。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序言又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首先不符合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列宁的理论。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看，列宁所说的专政，指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专政。”
共产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它的口号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什么人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无产阶级，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没有资产的人。什么人会反对共产主义？资产阶级，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拥有资产的人。而且，毫无疑问，拥有资产越多的人就越是不愿意与其他社会成员共产，因而就越是会反对共产主义。显然，只有当共产党主要是由无产阶级或者说没有资产的人构成的时候，共产党才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如果有朝一日共产党成了主要是由资产阶级或者说拥有资产的人构成的政党，其党员拥有百万资产、千万资产、亿万资产成了很“正常”、很平常的事，共产党就一定会变成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党。到那时，其党员可能口头上还在大喊大叫“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但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是丝毫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百万资产、千万资产、亿万资产拿出来与其他社会成员共产的，相反，他们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干着疯狂攫取财富、以占有尽可能多的资产的勾当。这时， “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而终将有一天，当共产党内拥有百万资产、千万资产、亿万资产的党员人数达到了一定数量之后，这些党员就会提出要求改掉 “共产党”中的“共产”二字，因为他们其实早已感到“共产”这二字对他们的资产是巨大的潜在威胁。所以，不久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要着力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继续做好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工作，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优化党员队伍结构。
不过，大陆官场的情况却与习近平的要求相距甚远。真正的工人、农民在“两会”中，还仅仅是有数的象征性花瓶。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刘丽代表资格有效，意味着刘丽成了“安徽省首位被选为人大代表的农民工”。据《北京青年报》报导，2013年1月，刘丽老家安徽省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选举出当地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13名代表，刘丽位列其中。1980年出生的刘丽是安徽省颖上县人，14岁她就外出打工，挣钱为弟弟妹妹交学费、补贴家用。她先后在湖北、江苏等地做过服务员和保姆，2000年她前往厦门，在一家足浴城里当“洗脚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刘丽正在合肥人大接受为期两天的代表培训。她说，“自己也是一周前刚知道当选人大代表的消息，心里还有些紧张”。……
这位糊里糊涂的被推选为人大代表的刘丽对此深感意外，而对于许多中国公众来说已见怪不怪。著名律师袁裕来在微评中说，“一直以为我们被代表了，如今才发现不少人大代表竟然也是被代表的”。《时代周报》记者、“何光伟1983”在微博上说：人大不仅非富即贵贪官多还是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大舞台。有资格成为人民代表的，不是在职官员，就是董事长、总经理，或是体育、娱乐明星，他们只代表权贵利益，权为钱用、权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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