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60多年,一个社会腐败至此,反右运动就是中国道德沦丧的开始。的确,当年许多“右派”是伟大的民主先知,他们的许多观点不容于共产党的独裁是必然的。但更多的人却是莫名其妙被划成右派的。从此,说假话成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保护必修课。道德败坏从官场传染到知识界,最后扩散到整个社会。
当时,毛泽东的一句话,%95的同志是好的。结果变成了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 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结果,说话的是右派,不说话的也是右派;拥护运动的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的是右派,反正领导说你是你就是右派。 ...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
下面就是部分莫名其妙变成右派的例子,在经历了这样的丑恶后,还能有多少人能保持善良?
北大,一个大二学生,他连大字报也没贴过一张,沉默寡言,很孤独,结果划他为右派。罪名是用沉默来对抗运动。
交大金相专业另一位学生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行是反苏,缘于有人揭发他“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
一位供销社的员工,领导给定的罪名是“不爱看革命电影”。因为农村好不容易看场电影,他没去参加,回家照顾老婆孩子了,变成右派被劳改。
北京大学57届学生闫桂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派运动中,被当时的班级打成右派。在未经过校党委批准的情况下,闫桂勋被发配到黑龙江劳动改造。1979年,北大给右派平反,但闫桂勋根本没有在右派名单上,因此他的冤情拖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公正解决。
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在整风鸣放阶段,报社布置的工作是报道了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的鸣放意见。一声“反右”令下,这些鸣放者纷纷中箭落马,她也成了“帮助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
李君某某,共产党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东江纵队某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时加入了志愿军,因带病上前线慰劳战士,荣立过三等功。后来转业到县文化局工作。在文化局工作积极,事事带头,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分子。帮助党整风时,他没提什么意见,相反,出于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报纸上出现的某些对党不满的言论还愤愤然,更别说他会有什么“猖狂进攻”了。再说文化局长就是他的本家叔叔,也谈不上得罪领导。反右开始后,上级布置任务,要文化局评一个右派,可是评来评去,总评不出来。因为大家觉得谁都差不多,都够不上右派的标准。但是,上面定的指标却是死的,非完成不可。没办法,他那当局长的本家叔叔只好对他说:“德仔(他的小名),你什么工作都带头,是个老先进,这次评右派,你也带个头吧,要不,向上汇报时我脸上不好看。”他一听,低头一想,觉得也没什么,反正中央说过,这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一当也无所谓;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就带这个头吧。于是,就点头答应了。这样,他就成了右派。后来右派问题越来越严重,大有升格为敌我矛盾之势,他才慌起来,但生米已成熟饭,后悔也没用。他的本家叔叔也很内疚,所以以后形势一好转时,就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有一顶帽子他永生永世也摘不掉,这就是“脱帽右派”。
黄君某某,基本群众,某县电影公司的售票员。此君平时与世无争,既不得罪群众,也不得罪领导,按理说,这种人是很难成为右派的。反右开始后,电影公司也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但公司评来评去,总评不出结果来。这也难怪,一个电影公司只有九个人,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贝的,谁好意思提别人的名呢?正为难,有人提出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就是右派。公司领导虽然觉得这过于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别无妙法,只好抓阄了。于是裁了九张小纸条,一张写个“是”字,其余八张是白纸,然后将纸条捏成小纸团,让大家自己抓。抓阄之时,黄君战战兢兢,总怕抓到那个“是”字,不敢先抓。后来,当他看到前面几个都抓了白纸,也赶忙上前抓了一个。抓到后,他双手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团,一看,中间赫然一个“是”字。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周君某某,共产党员,某中学地理教师。此人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所以刚给学生上课时,学生都瞧不起他。班长喊“起立”后,许多人半站半坐的,屁股不愿离座。他好像没看见似的,站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反手往黑板上一画,一个地球就出现了,别人用圆规也画不了那么圆。学生这才大为叹服,觉得人不可貌相。反右开始时,他所在的学校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个已有所属,是初三语文教师,有海外关系,帮助党整风时提了两条很尖锐的意见,尤其是跟校长的关系很不好,校长就内定这语文教师是右派了。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没办法,只好召集全校教师开会讨论。由于知识分子爱面子的坏习惯,不敢当面得罪人,所以讨论来讨论去,整整一个上午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地理教师早饭多喝了点面汤,膀胱胀得难受,便想上厕所方便方便。他想,反正自己政治上进步,业务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说什么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自己头上,因此就放心大胆地上厕所方便去了。谁知他刚一走,一个老师灵机一动,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师也立即同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已经当成了右派。事后,他逢人就说,他这右派,是一泡尿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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