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琳琳：缺席存在的奥运冠军

 

邓琳琳：缺席存在的奥运冠军

 谢丁 2012年08月01日

 

     安徽省阜阳市的繁华地段，有栋七层高的黄色建筑，由于年代久远，楼体已显破败，但就在那最高处，竖着一块全阜阳最有名的广告牌，蓝底白字，上写“阜阳市体操队”。广告牌右侧配了一张女孩照片，虽然模糊不清，但几乎所有阜阳人都认识她。她叫邓琳琳。

  

"阜阳市体操队”的小队员在位于顶楼的训练房内练习基本功。

 

     邓琳琳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女子体操团体冠军，也是伦敦奥运会中国女子体操队的队长，她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女孩。围绕着邓琳琳和一块金牌的故事在这个小城流传，她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还有她的队友和教练。最终她成为家乡阜阳市和安徽省的一张名片。 

    有很长一段时间，阜阳的大街上到处都是邓琳琳的照片和宣传语。她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广告，不断吸引着家长们带着孩子走进那栋大楼，进入“阜阳市体操队”。四年来，郭少华面试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小孩。只需看一眼他们的体型、走路的姿势，他就能判断出谁适合练体操，谁最好尽早放弃。他认为，个子不高，身材比较匀称，胸板厚实，手臂笔直，有很好的协调性，这些都是练体操的天赋条件。

     郭少华是邓琳琳的启蒙教练。他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已经55岁了，但全身都是结实有力的肌肉。有时候，他仍能在训练场向学员们示范几个“空翻”动作。在阜阳，尽管还有其他的体操教练，但家长们似乎都只相信郭少华的眼睛，因为他拥有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权力——人们相信他最有可能培养出下一个奥运冠军。

     郭少华坚信，体操是一种表现美的运动；但如果拿不到名次和好成绩，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示那种美。

 

 

训练很苦，小队员们咬牙坚持。

 

    “阜阳市体操队”在编制上属于“阜阳市体育运动学校”，但在运行方式上类似于一个松散的俱乐部。体操队大约有20名队员，只有郭少华一位教练。体操队的训练场就在那栋大楼的顶层。入口隐藏在背后一条肮脏发臭的小道上。爬上七楼，过一道铁门，就能听到一片叽叽喳喳的童声。那是个空旷的大厅，宛如旧仓库，地上铺着陈年的绿地毯，上面躺着几台二手体操设备——单双杠、平衡木、吊环。最奇特的是一条从天花板吊下来的麻绳，系着一个掉漆的痰盂，那是自制鞍马练习器。一切都很简陋。

 

 

阜阳市体操队的训练器材比较简陋，场地内有一个用痰盂自制的鞍马练习器。

 

      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没有风。几个家长坐在角落里玩牌。男孩们只穿一条内裤，光着身子好奇地盯着我们。郭少华站在训练场中间，一个一个介绍队员。最小的4岁，最大也只有7岁。他一口气说完男孩们的名字，然后望向一个站在平衡木上的女孩。

      “她很有希望。”他欣赏地看了一会儿，接着说：“她和邓琳琳小时候非常像。她们有一种共同的品质。意志力很强，肯吃苦，也听话。”

     他让那个女孩跳下来，走到我们跟前，伸出手。女孩只有7岁，她的掌心密布着老茧和血泡。“刚开始都很痛，但慢慢就有了保护层。”他盯着女孩，问道：“是不是不痛了？”她没说话，只是笑着。

     “你看。”郭少华说：“她内向的性格，也很像当年的邓琳琳。”

 

 

 阜阳市最值得炫耀的一个名字

    在阜阳，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邓琳琳是什么样子。

    对大多数人来说，她就像一个影子人物。直到北京奥运会后，人们才从报纸和电视的琐碎细节中，大略拼凑起一个小女孩的剪影：她出生在利辛县王仁镇邓小庄，5岁随父母搬到了阜阳市，和哥哥邓枭枭一起在阜阳市体操队训练，三年后，她被挑选到安徽省体育队，随后就去了北京。

     邓琳琳在阜阳训练的短暂时光，日后成为郭少华和整个城市的骄傲。“她个子很矮，不爱说话。”郭少华回忆说：“但她非常刻苦和专注，总是要学会所有的动作才回家。”邓琳琳多年前的一个队友张强则说，那时她很爱哭，但哭完又跳上了平衡木。几年来，郭少华和邓琳琳的父母接受了多次媒体采访，他们反复叙述着一个小女孩用坚强和毅力打造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关邓琳琳的一切，都围绕着她最后获得的那块奥运金牌。

     邓琳琳的父亲邓杰古曾经也被说成是个“体操苗子”。他年轻时打过篮球，专门学过田径，曾参加过阜阳地区的运动会。他的个子也不高，但却非常灵活。但他并非”专业运动员”。1997年，邓杰古在阜阳找到了郭少华，把儿子邓枭枭送进了体操队。他那时刚把全家从利辛县的邓小庄搬进城里，买了套房子，并从农民变成了一个生意人，他目前经营一个养猪场，生意不错。邓琳琳起初只是跟着哥哥到训练场玩，有时也模仿哥哥的动作。郭少华突然发现这个5岁的女孩也是个练体操的好胚子，她不仅胆量惊人，而且速度快，爆发力强。

     1998年，邓琳琳正式进入阜阳市体操队训练。第二年，她参加了安徽省青少年锦标赛，没有拿到奖项。但第三年她就获得了一个亚军，被省体操队的人选中，抽到合肥集训。那年冬天，她一直在等待省队的通知。过完春节，她就离开阜阳再次前往合肥，并迅速成为省女子体操队的主力队员。在2002年的安徽省十运会上，她一下获得了自由体操、跳马、全能、平衡木等多项奖牌。

     邓琳琳的家位于阜阳市中心的一装独栋小院内，院子里有一只看门狗，还停了一辆越野车，房子盖了两层，看得出家境殷实。在那里我们才见到邓琳琳的母亲，她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家庭主妇，几乎面目模糊，见到我们后一言不发，旋即又消失了。邓琳琳的父亲邓杰古是这个家庭绝对的家长。他说，自从2002年女儿开始屡获奖牌时，他就开始装修家里的客厅。他在电视后面设计了一面金牌榜，专门用来悬挂女儿未来可能获得的奖牌。到今天，那面墙一共挂了51枚奖牌。

 

邓琳琳的父母对女儿拿到的每一块奖牌都印象深刻。

 

    他也为女儿的上进心感到骄傲，说有一次去合肥看望女儿，发现邓琳琳练得很辛苦，他劝她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她担心地问父亲：“如果我回去了，我的位置会不会丢掉？”

     2003年，邓琳琳被挑选进国家队。之后五年，她从未回过阜阳。每年春节，父母都前往北京过年。2008年8月13日，北京奥运会体操决赛的那天上午，邓杰古借了一百多把椅子，招待前来家里观看比赛的人。郭少华是当天唯一在场的教练，他不停接到领导的电话，询问赛况。当邓琳琳最后拿到团体冠军时，他并不意外。很早之前他就知道，国家队一定不会在自己的国家丢掉这枚团体金牌。几乎是马上，阜阳市政府就派人送来了五十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很快，这个消息就震动了整个城市。

     那年中秋节，邓琳琳回了一次阜阳。当时她16岁，31公斤，身高1米37，是参加北京奥运会个子最矮、体重最轻的中国运动员。在安徽省政府和合肥市政府的精心安排下，阜阳这个城市像迎接凯旋而归的英雄。她住在全市最好的酒店“国际大酒店”，每天奔波在各个场合做报告。当她准备回到母校“阜阳体育运动学校”时，所有的学生都出动了，站在马路两边夹道欢迎。在一张记录当时场面的照片中，邓琳琳乘坐一辆黑色的雅阁轿车，站在车里，身体伸出天窗，手中捧着一束鲜花，如同“阅兵”一般缓缓驶入阜阳体校。她紧抿着嘴，看起来有点手足无措。

     在由阜阳市政府主办的最高规格的晚宴上，郭少华和邓琳琳坐在一张桌子上。他们已经八年未见。“她看起来成熟了很多。”郭少华回忆说：“那两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不停地说要再次为阜阳争光。”他们没有做更深的交谈——即便有，也是关于训练，关于她对更多金牌的期待。她仍是不爱说话。她甚至没有回家住上一晚。在阜阳，她也没有年龄相当的朋友。她与这座城市的联系既紧密又疏离——她仅仅是这个城市最值得炫耀的一个名字，一个金牌的象征。

     因为那块金牌，郭少华当选为阜阳市政协委员，并获得了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之后，他们很少谋面。有一次，郭少华在电视上看到邓琳琳正在国外参加比赛。结束时，他发了一条短信过去，短信里：“状态保持得不错，有些不足的小失误，可以改进的。”几分钟后，邓琳琳简短地回了过来：“知道了。”

 

2010年11月14日，邓琳琳正在进行广州亚运会体操女子资格赛。

 

 金牌效应

     阜阳一直被看作是安徽省的“西伯利亚”。这里是贫穷和落后的象征，也是著名的丑闻集散地。人们甚至形容这里是中国的“新闻富矿”——贪官，毒奶粉事件，手足口疫情。当地政府想方设法扭转阜阳的形象，他们说这里是江淮粮仓、宜居园林。邓琳琳所获得的一块奥运金牌可以说“抵销”了阜阳的所有负面新闻。

     在中国，安徽也从来不是一个体育大省。它最辉煌的历史还是24年前，祖籍安徽的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得冠军。那是1949年后，中国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许海峰也从安徽一名普通的供销社职员，变成中国最有名的运动员之一。但从那以后，金牌变得遥遥无期。无论安徽省政府投入多少精力和金钱，但每次奥运会几乎都失望而归。“在省体育局，许多人甚至因此丢了官。”郭少华说。对安徽省来说，邓琳琳就像一次意外的收获，一个虽然漫长却值得骄傲的回报。

    对郭少华而言，虽然他只训练了邓琳琳三年，但这枚金牌却好像耗尽了他前半生所有的精力。

 

郭少华是邓琳琳的启蒙教练，他正在指导“阜阳市体操队”的小队员训练。

 

    1957年，郭少华出生在界首县，在县委大院里长大。他上初中时，全国掀起了竞技体育的热潮——1949年后的中国还从未参加过奥运会，正迫切希望通过体育在全世界证明自己。1971年，郭少华从一堆中学生里脱颖而出，被选中进入了安徽省体操队。他拿过安徽省的冠军，却从未在全国比赛中取得名次。五年后，他因为受伤退役，回到阜阳的亳县体委工作。恢复高考后，他于1978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1997年，当邓琳琳全家搬入阜阳时，郭少华已经是阜阳师范学院体育系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阜阳体校的兼职教练。

     创建于1961年的阜阳体育运动学校，那时很少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他们甚至居无定所。有五年时间，学校的训练场地，一直租用着阜阳市军分区教导队的营房。但对一个运动员来说，体校却是最重要的起点，是迈向奥运金牌的第一步。那就像一场不停往上攀爬的长途跋涉：从体校开始，到省体育队，再到国家队，每一级跳跃都是一次脱胎换骨。最终，只有几个人能有幸参加奥运会。

     郭少华明白这其中的艰辛和风险。但他认为，只要你成为省体育队的专业运动员，政府自然会帮你解决好其他问题。那是中国体育体制的一部分。运动员生来的目标就是拿到世界冠军，其中又以奥运金牌为最，为此他们可以不惜代价。

     “这可能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唯一遗留的产物，但它依然符合我们的国情。”他说：“如果竞技体育放开到市场，我们会很难培养出好的运动员。”他的理由很简单：谁会有那么多钱，去练那些根本不能养家糊口的体育项目呢？答案也很简单：只有政府。

     2009年，阜阳市将邓琳琳写入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阜阳籍运动员邓琳琳荣获北京奥运会女子体操金牌，实现了我市奥运会奖牌和金牌‘零’的突破。”虽然只有简单一句话，却微妙地投射出政府的喜悦之情。也许他们双方都怀抱着感激。在许多场合，邓琳琳都不厌其烦地感谢着党和国家，而政府给她的回报是总计13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根据“阜阳信息港”和《合肥晚报》的报道，邓琳琳获得的奖励来自她籍贯所在的颍州区政府（10万元人民币）、阜阳市政府（50万元人民币）、安徽省政府（50万元人民币）和国家体育总局（20万元人民币）。

     至于她的母校，则来了个大变身。2008年以后，阜阳市体育运动学校建起了全新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在校生已有千余人。虽然学校目前只有2万平方米，但在已规划好的宏图中，学校将达到10万平方米，一共要开设20多个运动训练的专业项目。

     2010年7月，投资2.6个亿的阜阳市综合体育馆开工建设。到2012年底，郭少华就将从他简陋的训练场搬往那里。他掩饰不住激动。他说他要尽全力打造出第二个邓琳琳。

     “就像那句老话。”他说：“给我一个支撑点，我就能撬起地球。”

  

两代体操运动员

    在阜阳市体操队，最有希望成为第二个邓琳琳的，是个7岁的女孩张鑫鑫。

    2009年，张鑫鑫的奶奶常其华带她走进了“阜阳市体操队”那栋大楼。家里人原本期待她练点体操的基本功，然后去学拉丁舞，但她却再也没停下来。那年她4岁。几个月后，她第一次参加安徽省青少年锦标赛，歪歪倒倒的动作把评委逗得哈哈大笑。第二年，她获得安徽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的团体第三名。到了去2011年，她一举拿下了省青少年锦标赛的四个冠军。

 

7岁的张鑫鑫被认为有望成为下一个邓琳琳，家人和教练对她寄予厚望

 

    刚进体操队，张鑫鑫就成了邓琳琳的铁杆粉丝。2009年10月，邓琳琳获得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平衡木冠军。国家队特批她又回了一次阜阳。郭少华带着二十多个小队员，跟着她回到阜阳体校。参加那次盛典的每个小孩都留下了一张集体照。典礼结束后，邓琳琳和学校领导开座谈会。张鑫鑫拿着一支笔和小纸条，自己跑到二楼办公室，敲开门，说：“姐姐，给我签个名吧。”奶奶常其华跟在她身后，抓住了那个瞬间，照下一张她们的合影。邓琳琳把名字签在张鑫鑫的训练服背部。她回家脱了衣服，收起来再也没穿过。

    张鑫鑫的父亲身高1米8。郭少华起初担心她长得太快，身材过高也不太适合练体操，但她爷爷却个子矮小。他相信这里有隔代遗传的因素。反之，家里人却担心张鑫鑫因为练体操而不长个儿——现年20岁的邓琳琳身高也只有1米4。郭少华安慰他们，那些都是谣言，体操怎么可能限制你的身高？

     张鑫鑫的父亲在药房工作，母亲是银行职员，她的家境也属当地的“中产家庭”，房产有几处。看护张鑫鑫的主要是她的奶奶常其华，这是一个干练、直爽的58岁女性，烫着头发，举止利落，看得出在有关张鑫鑫的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上，她绝对强势、不肯妥协。

     常其华就非常担心训练会耽误孙女的文化课。这也是阜阳市体操队里所有家长最担心的事。2011年，安徽省体育队看中了张鑫鑫，让她去合肥集训。那曾经是邓琳琳走过的路。进了省队，接下来就有机会进入国家队。但张鑫鑫没去多久就回到了阜阳。常其华说：“省队里的教练不怎么管她，文化课也不好，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都在一起上课。那能学到什么？”最后，省队的领导生气了。常其华也不服气，一转头，她们去了上海。

     上海的体育队一直缺少队员。那里的家长们很少愿意把孩子送去体操队。2012年的第一个学期，张鑫鑫开始在上海训练。和过去三年一样，奶奶常其华一直陪在她身边。她认为，无论从哪方面看，上海的条件要比安徽省好得多。张鑫鑫每个月可以得到上海政府的300元补助，除此之外，其他什么几乎都免费。重要的是，她可以在上海学习文化课。无论如何，奶奶都认为张鑫鑫应该读完小学，到那时再考虑她的未来。“走一步，看一步。”张鑫鑫的奶奶说：“我们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2012年夏天，张鑫鑫从上海回到了阜阳。整个暑假，她几乎都在训练场度过。有时候，她上午还有一堂钢琴课——有助于培养她对音乐的感受力。她也从上海带回了一些CD，是那边的女教练专门为自由体操而编辑的音乐。郭少华笑称是“海派音乐”，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体操队的所有小队员中，张鑫鑫的自由体操拥有最好的艺术表现力。

     有一天中午，张鑫鑫全家人请郭少华吃饭。几杯酒后，郭少华对我们说：“张鑫鑫就是阜阳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现在的表现，比邓琳琳那个时候还好。”

    常其华非常高兴。“等张鑫鑫拿了奥运金牌，我请大家大吃大喝，连吃几天。”她爱惜地盯了一眼孙女，补充道：“如果政府不掏钱，我给你掏钱。”

    邓琳琳和张鑫鑫如同中国两代运动员的缩影。曾经张鑫鑫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琳琳”， 现在她再也不这么说了。张鑫鑫和邓琳琳之间隔着13年的光阴。她们性格迥异，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身处不同的时代。如果说邓琳琳的体育生涯带有“使命”的意味，她身肩重任，既肩负着家庭的期许，也寄托了阜阳市乃至安徽省的抱负；张鑫鑫则更加“个性化”，她实现自我的愿望，或者帮助家人实现自我的动力远超其它，她的家庭也足以帮助她在“小环境”下抵抗举国体育体制的安排——如果安徽省不能够更好地帮助她在获得金牌的道路上前进，她还可以选择其它省队，因为，按照她的奶奶常其华的说法：“她是自由的。”

 

 

 

 

 

 

谢丁是特稿记者，在《时尚先生》任职。

本文感谢王鑫提供的帮助。

编辑：困困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