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人祸还是天灾？― 听父母讲述大饥荒的经历
―― 端午节忆父母之二
大跃进及其后的三年大饥荒，是中共治国史上最可耻的失策之一，也书写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惨痛的一页。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时至今日对那场灾难的全貌仍不甚了了，更遑论深刻检讨历史教训，以儆后人。
没有勇气面对过失的国人里面，常常流行着两种回避态度。一种态度以所谓的发掘真相为由，找出种种“证据”试图淡化那场饥荒的严重性，说到底就是搬弄数字游戏。大饥荒里饿死了多少人？5000万，3000万，还是1000万？这让人想起了日本人纠缠所谓“南京事件”的死亡人数。弄清死亡人数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无论死多少人，灾难还是灾难，罪责就是罪责。网友朋友们不要忘了官方发表的人口统计数字，在一向以人口暴涨为患的中国，那几年的人口增长率竟然为负值。
如果说上述观点尚可商榷，另一种观点就属于不可理喻了，有人不惜玩弄各种障眼法，甚至以威胁的方式，百般否认大饥荒的存在。但是，这些手法尽管花样翻新，总脱不了一个可笑的逻辑，即“我没见到的东西就是不存在”。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我要说：你的儿子肯定没见过你和老婆嘿呦，但他若由此否定你是他老爸，连我都要打他的巴掌。如果数千万死难者的血仍然不能给中国后人换来一个教训，我们有何面目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民族站在世界上？
有网友会问，你经历过那场大饥荒吗？当然没有，但是许许多多的普通农民，通过他们口述的切身经历，仍然在向后人诉说着血写的事实。笔者逝去十多年的父母也是这些普通农民之一，为了不让这段历史湮没，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经历记录下来。
笔者的老家是个自然条件相当优越的村子，三面环水，大河川流不息，背靠大平原，土地肥沃又可以灌溉，加上道路四通八达，自春秋时代有记载以来一直人烟不绝。只可惜老祖宗没有钻探设备，否则找个附近的大煤田安家，后人都可以农转非了，扯远了。
1960年春天父亲十二三岁，家里兄弟姊妹多，眼看着断了粮，幸好父亲的姥姥家有些存粮，偷偷捎信来让人去取。那时候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私自买卖是禁止的，爷爷就让未成年的父亲去拿。父亲到了他姥姥家，用小布包背回了一些粗粮做的煎饼卷子(把煎饼加热叠起来的干粮，搁现在是健康食品)。
快到村口时，碰到一个中年男人坐在路边，用低沉的声音问：“小孩，你背的什么？”
父亲头皮发麻，没敢说话撒腿就跑，中年男人就在后面追。父亲跑了大约半里路，回头发现那个男人躺在地上喘着粗气，没能跟上来。后来，父亲每当讲到这一段就反复自责：“当时真该往地上丢个煎饼卷子。”
父亲背回的煎饼卷子帮全家挨过饥饿，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此幸运。据父亲和其他老年人回忆，当时三百多人的全村饿死了十五个人，每个饿死人的家庭都有一段故事。
有一对孤儿寡母，孩子饿得奄奄一息，寡妇捉到一只蟾蜍烧了给他吃，可惜没有除干净毒液，孩子被毒死，寡妇也投了河。另有一家因为成分不好，自然最先遭殃，一家四口人，一个女儿饿死，妻子和另一女儿饿到不省人事，男人万般无奈，恳请一户光棍汉用米汤来营救，妻子被救醒后为了生存只好改嫁给他。
父亲又说，我们村还不是最惨的，旁边有一个村子也差不多有三百多人，饿死了三十多个。
我姥姥家是沂蒙山区南部的一个大山村，就是当年罗帅的抗日根据地。村子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怎么便利，耕地也少，且大多是山边的梯田，无法灌溉。挨饿那一年，母亲刚十岁，眼看着家里粮食将尽，几户要好的邻居们到处打探能弄到余粮的地方。某天夜间，几家男人(当时我姥爷流浪在外)结伙翻山越岭，到山那边更偏远更闭塞的村子搞来了一袋长着绿毛的地瓜干(把红薯切成片再晒干，便于储存的东东)。
半夜回到家，不敢开灶，孩子们就大啃大嚼起来。母亲说，她感觉自己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甜的东西。
“那么姥姥村里饿死了多少人呢？”
“没听说饿死很多人，有几个身体不好的饿死了”。
“为什么姥姥的村里很穷，饿死的人不多，咱们村很富，却饿死了很多人呢？”
父亲给出了答案：“咱们村离公社近，一来工作组就到咱这儿。挨饿的前年秋天，大家都去吃食堂炼钢铁，没人愿意干活。一场秋雨，地里的庄稼全烂掉了。”
所谓自然灾害，原来如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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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5daziyou 留言时间：2012-06-24 11:30:45
愿那场人祸灾难的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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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开始的 “大跃进”造成了以后三年的 “大饥荒”。在三年 “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估计数字从一千万到四千万。丁抒的《人祸》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对此有客观的描述。
目前，有两点是普遍公认的：一、从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 “大饥荒”里肯定饿死了不少人；二、不论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主要在老毛。中央其他负责人当然也有责任，但是，老毛的恶劣之处在于：当其他多数人都对错误有了认识的时候，老毛却文过饰非。并且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纠正错误的人加以残酷的打击。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除以外舒同，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比老毛本人还要左,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
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 － 川西大跃进纪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237万，有人推算达800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 “包产到户”。
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1968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1961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 端午节忆父母之二
大跃进及其后的三年大饥荒，是中共治国史上最可耻的失策之一，也书写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惨痛的一页。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时至今日对那场灾难的全貌仍不甚了了，更遑论深刻检讨历史教训，以儆后人。
没有勇气面对过失的国人里面，常常流行着两种回避态度。一种态度以所谓的发掘真相为由，找出种种“证据”试图淡化那场饥荒的严重性，说到底就是搬弄数字游戏。大饥荒里饿死了多少人？5000万，3000万，还是1000万？这让人想起了日本人纠缠所谓“南京事件”的死亡人数。弄清死亡人数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无论死多少人，灾难还是灾难，罪责就是罪责。网友朋友们不要忘了官方发表的人口统计数字，在一向以人口暴涨为患的中国，那几年的人口增长率竟然为负值。
如果说上述观点尚可商榷，另一种观点就属于不可理喻了，有人不惜玩弄各种障眼法，甚至以威胁的方式，百般否认大饥荒的存在。但是，这些手法尽管花样翻新，总脱不了一个可笑的逻辑，即“我没见到的东西就是不存在”。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我要说：你的儿子肯定没见过你和老婆嘿呦，但他若由此否定你是他老爸，连我都要打他的巴掌。如果数千万死难者的血仍然不能给中国后人换来一个教训，我们有何面目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民族站在世界上？
有网友会问，你经历过那场大饥荒吗？当然没有，但是许许多多的普通农民，通过他们口述的切身经历，仍然在向后人诉说着血写的事实。笔者逝去十多年的父母也是这些普通农民之一，为了不让这段历史湮没，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经历记录下来。
笔者的老家是个自然条件相当优越的村子，三面环水，大河川流不息，背靠大平原，土地肥沃又可以灌溉，加上道路四通八达，自春秋时代有记载以来一直人烟不绝。只可惜老祖宗没有钻探设备，否则找个附近的大煤田安家，后人都可以农转非了，扯远了。
1960年春天父亲十二三岁，家里兄弟姊妹多，眼看着断了粮，幸好父亲的姥姥家有些存粮，偷偷捎信来让人去取。那时候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私自买卖是禁止的，爷爷就让未成年的父亲去拿。父亲到了他姥姥家，用小布包背回了一些粗粮做的煎饼卷子(把煎饼加热叠起来的干粮，搁现在是健康食品)。
快到村口时，碰到一个中年男人坐在路边，用低沉的声音问：“小孩，你背的什么？”
父亲头皮发麻，没敢说话撒腿就跑，中年男人就在后面追。父亲跑了大约半里路，回头发现那个男人躺在地上喘着粗气，没能跟上来。后来，父亲每当讲到这一段就反复自责：“当时真该往地上丢个煎饼卷子。”
父亲背回的煎饼卷子帮全家挨过饥饿，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此幸运。据父亲和其他老年人回忆，当时三百多人的全村饿死了十五个人，每个饿死人的家庭都有一段故事。
有一对孤儿寡母，孩子饿得奄奄一息，寡妇捉到一只蟾蜍烧了给他吃，可惜没有除干净毒液，孩子被毒死，寡妇也投了河。另有一家因为成分不好，自然最先遭殃，一家四口人，一个女儿饿死，妻子和另一女儿饿到不省人事，男人万般无奈，恳请一户光棍汉用米汤来营救，妻子被救醒后为了生存只好改嫁给他。
父亲又说，我们村还不是最惨的，旁边有一个村子也差不多有三百多人，饿死了三十多个。
我姥姥家是沂蒙山区南部的一个大山村，就是当年罗帅的抗日根据地。村子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怎么便利，耕地也少，且大多是山边的梯田，无法灌溉。挨饿那一年，母亲刚十岁，眼看着家里粮食将尽，几户要好的邻居们到处打探能弄到余粮的地方。某天夜间，几家男人(当时我姥爷流浪在外)结伙翻山越岭，到山那边更偏远更闭塞的村子搞来了一袋长着绿毛的地瓜干(把红薯切成片再晒干，便于储存的东东)。
半夜回到家，不敢开灶，孩子们就大啃大嚼起来。母亲说，她感觉自己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甜的东西。
“那么姥姥村里饿死了多少人呢？”
“没听说饿死很多人，有几个身体不好的饿死了”。
“为什么姥姥的村里很穷，饿死的人不多，咱们村很富，却饿死了很多人呢？”
父亲给出了答案：“咱们村离公社近，一来工作组就到咱这儿。挨饿的前年秋天，大家都去吃食堂炼钢铁，没人愿意干活。一场秋雨，地里的庄稼全烂掉了。”
所谓自然灾害，原来如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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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5daziyou 留言时间：2012-06-24 11:30:45
愿那场人祸灾难的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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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开始的 “大跃进”造成了以后三年的 “大饥荒”。在三年 “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估计数字从一千万到四千万。丁抒的《人祸》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对此有客观的描述。
目前，有两点是普遍公认的：一、从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 “大饥荒”里肯定饿死了不少人；二、不论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主要在老毛。中央其他负责人当然也有责任，但是，老毛的恶劣之处在于：当其他多数人都对错误有了认识的时候，老毛却文过饰非。并且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纠正错误的人加以残酷的打击。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除以外舒同，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比老毛本人还要左,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
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 － 川西大跃进纪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237万，有人推算达800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 “包产到户”。
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1968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1961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