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郑永辉祭 (知情民间历史）

郑永辉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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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辉祭

－－作者：王东风

郑永辉是我小学校友；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郑学勤的妹妹。原名“效梅”，“小妹”之学名也。她父亲是个海外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曾任原是外资经营的上海铝材厂总工程师兼资方代理人。家境优裕，独立的花园洋房，出入汽车代步。她母亲则操持一家大小饮食起居，出门总是打扮入时。我与她二哥是好友，时常去她家玩，记得她家里养过一条“赛虎”的小黑狗。五、六十年代，世人还在摇扇驱暑，她家已用上了冰箱、空调。五个孩子，大哥玩无线电，大姐学钢琴，二哥好体育，她是老四。当年印象中的她是个任性的小女孩，不步好好学乐器。小弟则还是个吵闹的小毛头。她叔父是现代控制理论专家，美国大学教授。

文革伊始，她家就首当其冲。轮番抄家，多次的凌辱，使她母亲深受刺激。有形无形的枷锁，极大地曲扭了郑永辉的灵魂，挣脱“资产阶级家庭”的藩篱，成了她一生的追求。名字改“效梅”为“永辉”，以示绝不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上山下乡，到安徽蒙城插队落户，她又与我同在罗集公社。她处处逆“阔小姐”之道而行之，想要脱胎换骨地改适自己，表现得比谁都“左”。苦活、累活、脏活抢着干。集体户轮到她做饭，同学们的胃就要遭殃：她煮红芋连泥都不洗！也可能是以前在家从不做饭，也可能是故意“自讨苦吃”。这个样子使她很难与人相处。

招工她到了罗集供销合作社任统计兼仓库保管。生活的空闲，用看书填补。看的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之类艰深理论大部头，想弄明白为什么“无产阶级要专资产阶级的政”。我也啃过《资本论》，故曾有幸与她交流过心得。马克思用诗般的语言揭示了资本积累财富的秘密；却无意让资本家个人对这种关系负责，他用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呼唤更为明白合理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曲高和寡使郑永辉愈加孤芳自赏。

到了谈婚谈嫁的年龄，穷街出身的上海知青张荣国闯进了她的心扉：“彻底背叛资产阶级家庭”，就要找这样的人嫁！张荣国才华出众，年纪轻轻当上了立仓公社书记，引来许多女知青的追求，他却独独选中郑永辉：一见钟情来信的大胆表白，与生俱来无法背叛的贵族气质，不俗的谈吐，吸引了张荣国。共同的高傲，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然而郑永辉的父母却不认同这样的婚姻。他们已经被整怕了。女儿居然敢不忌出身和阶级路线，嫁一个共产党书记，这不是惹祸吗？！自己作为资产阶级受专政，共产党内部也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哪有太平日子过？但女儿认定了的事就绝不回头，与母亲大闹一场，差点把电视机都砸了。父母无可奈何，只得随她去了。新房就安在虹镇老街的小阁楼，虽然局促，却无碍郑永辉憧憬美好的未来。

当时“路线教育”运动正在蒙城如火如荼地展开，主持运动的上海女知青俞自由，曾是全国知青先进集体组长，受安徽、上海乃至中央领导大力扶植，从大队书记、公社书记，擢升到县委副书记。运动中，一批上海知青受到提拔，被委以重任，试图用他们与当地无宗派瓜葛的单纯，冲击当时蒙城的种种腐败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张荣国担任了蒙城县劳动局长，郑永辉当上了县城关派出所户籍员。当年曾是“专政对象”家庭子女的郑永辉，如今却一身警服，佩带手枪，飒爽英姿。心中的翻身喜悦，溢于言表，连走路都一蹦一跳，拉住小树转个圈。

招工指标与城镇户口的管辖权，多少官梦寐以求的肥缺，多少人前程予夺的关卡，居然被上海知青攥在手心！不知有多少红眼在盯着他们。不谙人情世故的郑永辉，走马上任，就依法行事，大刀阔斧地清退了一些不合手续的城镇户口。这一举措，使那些费尽心机钻营混到城镇户口的、与大小干部沾亲带故的、被清退的家族对其恨之入骨，蒙城地头蛇的生财之道也为之所断，能不引起怨毒？！

1977年初夏，安徽开始清查揭批帮派体系。俞自由被认为是“四人帮”帮派体系在蒙城扶植的代理人。怨毒之气有机可乘，一下子冒了出来。从七月份开始，蒙城掀起了一股风，“砸烂俞自由在蒙城的帮派体系”的大标语、大字报贴遍了全城大街小巷，声势越来越大，调子越定越高，打击面越来越宽，凡是从上海知识青年中提拔起来的干部都被划进所谓的“上海帮”。大字报、大标语点名的上海知青（包括提干的与一般群众）有几十个人。当年上面扶植俞自由，一些人靠拢唯恐不及，如今俞自由要倒霉了，这些人又反戈一击唯恐不狠。郑永辉又一次首当其冲，成了怨恨者的众矢之的：在某次县委大会上，有主管局级干部点名诬陷郑永辉，将“上海资产阶级阔小姐、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有严重经济问题”等罪名安在她头上，并说她是俞自由的“小姐妹”，被俞自由私自安插到派出所来夺户口大权的。1977年8月2日，两个县常委违反组织原则，匆匆召开县委常委会，擅自决定拿郑永辉开刀。当天下午，公安局和派出所负责人全班来到郑家，宣布三条“决定”：“郑永辉立即交出手枪，户口室钥匙，调回罗集商业部门工作”。

郑永辉此时因先兆流产和严重的，妊娠反应，在家休息。饱受身心折磨的她想不通，又怎么能想得通？！说“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当时调她来当户籍警时，政审是怎么通过的？说有严重经济问题，更是无稽之谈！那些人若稍有常识，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郑永辉生平独不缺钱，更厌恶铜臭，贪污的赃怎么能载到她头上！

就如阿Q最伤心的是“不准革命”，郑永辉最伤心的是叫她“资产阶级阔小姐”。原来在世人心目中，在档案袋里，她永远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资产阶级阔小姐”，永远不可能“脱胎换骨”，不管她如何表现，不管她如何表里一致地背叛家庭。祥林嫂捐再多的门槛仍是“不洁”，不可以染要职。剥夺已经拥有的，比从未奢望拥有更让人绝望，更让人倍感羞辱。一生的追求成了泡影，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连腹中胎儿，也有阶级烙印，是有“原罪”的“资产阶级子孙”，这个社会没有他的地位与前途，根本不该出生！

“想叫我活着受他们凌辱是不行的”。去意已决，她反而显得无所谓，与怕她想不开而来陪她的曹揆昕老师下棋，还耍小孩子脾气赖皮。最后她说累了想睡觉，笑着把曹老师送出门。一转身，就服了毒。

张荣国回家，郑永辉服毒还未超过三小时，几步之遥就是医院。按理说完全可以抢救，可值班医生却说胃管插不进去！张荣国眼睁睁看着郑永辉宛转断气，看着三个月的胎儿流产夭亡。事后才知道兴灾乐祸的值班医生的姐姐就在户口被清退之列！

如她遗书所言，“我一直到死都是一个光荣的公安战士。”郑永辉穿着警服离去，穿着警服走向焚尸炉，成为蒙城火葬场的第一个顾客，化作哀哀青烟，直上九霄。这身警服的代价，竟是她24岁的年轻生命！

不想步郑永辉后尘的上海知青们，以各种方式纷纷离开蒙城。郑永辉的死为蒙城的上山下乡运动划了一个句号。

如果郑永辉能忍受“不该她承受”的一切，一切都会转变。可惜没有如果，这不符合她的孤傲与刚烈，只能留下无尽的遗憾。

不久，郑永辉的家庭被“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几个哥姐弟也陆续上大学、考研究生，出国，归国，学问、事业均有所成。到如今，登记表中取消了“家庭出身”一栏，不再以出身决定亲疏。相反，她一辈子想摆脱而未能摆脱的“贵阔”，已成为世人追逐的目标。如果郑永辉泉下有知，看到今天，该作何想？

当年我曾作诗一首：

追日未及叹余辉，
逐鹿难有完璧归。
长庚终逝启明徊，
何必乘风觅兰桂。

赵国屏，父亲曾当过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是共产党统战对象、重点保护对象，一家人安然渡过历次运动，没有遭受郑永辉一家所经历过的苦难，故仍不失理想主义的赤子之心，他看了我的诗，认为太消极，遂和诗一首：

追日有幸沐朝晖，
渴饮大河泣神鬼。
邓林千年待后人，
到此莫作痛哭归。

（本文作者：1969年1月插队罗集公社，现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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