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这些罪孽是反文革派操刀的。由作者自己的文字作证:
“当时,我们淮南市有一帮人‘文革’大造反时期没有过足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说毛某人身边还有一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要‘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又寻死判活地大闹起来。他们打人、抄家、捣毁政府机关乃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闹的太疯狂。后来,北京下命令把这些人都抓了起来,‘打击刑事案件专案组’就是专门整治这一些人的。他们中间的首要分子都是不知死活的政治歹徒,大脑都像进了水似地特别疯狂。有的家伙被判了死刑,直到被执行的前夜,还梦想着北京突然‘传来喜讯’: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被公开点名批判了!祸乱中华民族的妖魔确实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但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没有来。翌年,这些人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专案工作实际上即将结束。”
文革中反文革的当权派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人脉,动用国家机器和亲信人马,杀人立威,借力打力,打击敢于向其造反的人,以文革名义保自己的特权,同时以文革名义制造罪孽从而通过败坏文革、搞乱文革达到反对文革、瓦解文革的目的。文革中几个重要的规模较大的屠杀,无一不是他们做的孽。所以,在反文革派一手遮天的今天,我们在他们攻击文革的时候,不时听到这些惨案,但我们始终见事不见人,无从知道决策人的尊姓大名和决策过程,而一切的具体的罪孽都被归到了毛泽东本人和文革、红卫兵等这些抽象符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