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缺乏公共理性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源！
作者:laoshi2009 【中华论坛】
中国社会乱象丛生，怪事、恶事频频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事、恶事，其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或者减少这些问题？我在此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政府部门、大学、医院、企业等单位，还是党政官员、专家学者、商人、百姓等个人，在考虑问题时普遍缺乏公共理性，他们或者从政党、部门、单位的利益出发，或者从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出发，因此我们会看到每一件事情的最终结果都是维护了决策者的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
我们先来看看最应该具有公共理性的知识分子的行为
学者不断呼吁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因为这反映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利益。至于知识分子的待遇是否偏低而急需提高，是否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更需要改变，教育腐败、教育低效更需要解决，他们则很少关心。教授、博导、研究生等抄袭论文已成家常便饭；学者争取科研课题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得到科研课题的手段也是经济手段——拉拢、腐蚀官员和评委；医生也不再是白衣天使，不给钱，就缝你*****。。。
再来看看政府的行为同样缺乏公共理性
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无视房地产价格高企，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现实，一味地抬高地价，一再制造所谓的“标王”，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政府有钱不去优先解决民生问题，而是拿上亿元去粉刷房顶。。。
老百姓的行为与前述行为也如出一辙
一方面，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在遇到关乎自身利益时，想尽方法寻找可以利用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时候，他们绝不会考虑他们这样做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不良风气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在碰到有人落水，需要救人时，又袖手旁观，麻木不仁。。。
商人的行为更是不仅缺乏公共理性，甚至缺乏起码的个人道德
不必说三鹿奶粉、地沟油、毒大米这样丧尽天良的案例，也不必说山寨产品、盗版软件这样的一般性违法行为，就连史玉柱这样的“青年楷模”同样缺乏公共理性——征途游戏害了多少青少年？史玉柱不会介意，他只关心自己赚了多少钱。。。
下面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成熟的制度、成熟的民众，什么是公共理性。
1940年5月丘吉尔取代对希特勒一味退让的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在危难之时，坚定地扛起抗击纳粹德国的大旗，苦撑5年，和盟国并肩作战，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可打赢了一场战争的巨人丘吉尔在国内大选中却轰然“倒下”，工党的艾德礼成为最大的赢家，成为二战后的第一任首相。
为什么丘吉尔功高至伟、威望如日中天之时，反被英国民众“抛弃”了呢？原来英国民众迫切希望保持民主制度不变，丘吉尔虽然劳苦功高，但战时的权力过于集中，如果丘吉尔挟战胜之余威，扩张个人权力，英国数百年的民主制度将遭破坏；所以英国选民理智地认为在此非常时期还是先让丘吉尔先生休息休息地好。这才有了一出让世人嗟叹不已的经典好戏。
有意思的是，过了几年后，丘吉尔“重出江湖”，再一次担任首相。那些对英国人一肚子疑问的人，终于弄明白，英国人并非忘恩负义，而是担心当时让丘吉尔接着干英国可能会走上个人专制之路，所以当年英国的选民的行为是一次可贵的理性选择。丘吉尔当年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英国选民的成熟。
华盛顿总统则是另外一个具有公共理性的光辉典范
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大陆军已成为新生的美国的中流砥柱。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战功赫赫，有着世界性的声望，更是美国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每一次军内外面临危机的关头，他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个人力量，顺利地化解危机。那时，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长期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给古老的英国带来了繁荣、稳定和自由。美国新大陆上涌动着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
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华盛顿坚定拒绝了军队对他的王袍加身的要求。他的态度对美国消除君主制的威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国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公开反对君主制，严词拒绝国王的头衔，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
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理性呢？
康德在1784年《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率先提出“公共理性”的概念，即在一切事情上人们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认为，唯有公共理性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这是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
根据康德和罗尔斯等人的论述，可以这样概括我们所理解的“公共理性”：所谓“公共理性”所讨论的对象是公共事务，参与讨论者应是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发表意见而超越其特殊职业或阶级、阶层身份和利益的局限，采取的方式是努力诉诸一些公认的前提，并运用可以理解和讨论的推理说话。公共理性的核心在于公共性，本质在于公共的善，目的在于寻求公共利益。
在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涉及公共事务的实践理性，公共理性主要运作于两个领域：一是市民社会中由公民参与而形成的政治性公共领域，一是政治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公共理性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运作是密切相关的。
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种理性能力。
首先，公共理性是在公民的个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依赖于公民个人的理性能力，这主要包括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
其次，这这里所说的公民是一种政治身份，政府官员虽然是公共权力的实际行使者，但也应涵括在此意义上的公民之内。
再次，公共理性作为民主制下参与协商的公民所具有的一种理性能力，也具有理性的一般特征，即“所有的推理方式都必须承认某些共同的因素：判断概念、推论原理、证据规则，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必须把各种基本的理性观念和原则通合起来，包括正确性的标准和证明标准。”
公共理性还是公民的一种道德能力。
公民不能像处理私人事务那样，只着眼于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提出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方案，如果有别人对此提出质疑，方案的提出者有义务解释自己提议的理由与根据。通过这样的辩谈，每个参与者都表达了自己对此公共问题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的真诚见解，并希望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和赞同。
公共理性主要关注公共利益的生成和分配。公共利益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或大部分成员所共有，而不是只为某些个人或某些群体所独享，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有享受这种利益的权利，并且增加新的受益者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同时公共利益又具有不可分性，这是因为“公共利益所具有的数量不能像私人利益那样被划分，不能由个人按照他们的偏爱，多要一点或少要一点”。
公共理性主张通过公平协商解决行为主体间的冲突和分歧。公共理性主张行为主体共同放弃或激进、或极端的政治歧见，通过公共协商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虽然公共理性积极促进公共的协商与对话，但并不总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公共理性作为处理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精神和态度，所形成的并不是基于某种最高理想原则之上的绝对真理。
这种依据公共利益提出自己的诚见，并准备倾听和接受他人的意见，与他人进行公平合作的能力就是公共理性作为一种道德能力的体现，这种美德有助于使有关公共问题的理性讨论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的价值不仅包含基本的判断、推论和证据之概念的恰当运用，而且也包含着合乎理性、心态公平的美德。”
怎样才能形成公共理性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并非难事，但一个社会群体要将众多“理性人”的选择整合为一种公共意志，则决非易事。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必须具备若干要素：社会高度开放，公众意志能自由表达，信息传播没有阻碍，公众选择权不受任何限制。
公共理性若仅限于口舌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它最终要落实在公共政策和集体行动上。即使公共问题得到了确认，如果对公共权力的制衡机制没有建立，决策者就可以藐视民意，按强势集团的个体理性要求来确认公共问题，供给政策资源，这个社会还是无公共理性可言，或者只有集团理性伪装的公共理性。所以，关键还要有公共理性的实施机制。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民理性，只能存在于拥有平等权力的公民社会。所以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公共理性的有无。形成公共理性，需要平等的话语权，需要货真价实的公民权力。有人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因此，少数精英可以代表公共理性，这种想法是很不靠谱的。不要假设有圣人，也不要假设社会精英能超越其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让多元的各种集团理性相互制约，达成公共理性，不仅能保证利益的平衡，还能维护社会和谐，减少社会冲突。当然，公共理性也只能是有限理性，它不能保证公共政策和集体行动都是最好的，但是能防止最坏的可能发生。
当然，培养具有公共理性的民众需要有一整套相应的理论和良好的环境保障，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政党、学校、媒体、公民等达成共识，大力弘扬，需要坚持一百年不放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家真正迈入世界强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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