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毛泽东，凝聚中华魂

来源: 庄民于 2012-04-07 12:13:19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9593 bytes)

　　官方对毛泽东，很多年保持沉默，与毛泽东若即若离，是随波逐流高官当今最佳权术选择。保留这块招牌，除了昭示中共正统，还可以安抚些毛派势力。党内改革派反对专制独裁，迟早会与毛泽东决裂，只是时机问题，而最佳时机是，民族普遍客观评价近三十年，体谅专制体制下主持正义的特殊性；不过安抚*****而失去民主力量支持，显然越发得不偿失。另外不排除党内存在保守势力，又想借助招牌维护专制，又怕忽悠*****过火，让阶级斗争情绪复活，伤害既得利益权贵。
　　多年来无论哪里，只要一涉及毛泽东，肯定会引起一番激烈争论，而且时常升级为彼此漫骂诅咒。辩论本来正常，可是缺少真实史料，是非观念错乱，只能无休止打口水战。评价毛泽东，关系到中国能否确立正确是非轻装前进，三十年来摸着石头过河，诱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内耗随时引发社会动荡，让国家无法保证可持续发展。长期不能给毛泽东定位，民族被割裂，严重制约着民主进程，人群割裂背景下即使民主也是没有效率，而*****超出百分之五十时民主则意味着文革复辟。
　　当下中国不乏聪明之人，可是大多忙着发财，另外顾忌专制环境，所以把热情都悄悄埋在了心底。公开活跃关心中国前途的人虽在增多，可是无论左右，多是受利益或情绪牵制，观点和表现都暴露出政治上幼稚，基本与民意格格不入，甚至民主队伍中也不乏毛泽东残酷斗争情结。由于*****势力意愿单一，处处显示出团结，其表现气势磅礴，但是毛泽东去世已久，很多人都在人云亦云，早没了昔日忠诚及敏感；一旦公布真实历史，民众经历过了改革开放，足以接受任何结论。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放大了专制体制下腐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福利保障没能及时适度跟进，导致很多民众精神压力过大，让人错觉毛泽东时代公平，而“为人民服务”等绚丽口号，模糊了那个时代摧残人权的邪恶。经济萧条，生活必需品都需凭票供应，贪污了钱也难有东西可买，所以当时腐败主要表现在权权交易。再加上高度新闻管制信息封锁，舆论单一洗脑，“帝国主义国家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等着社会主义阵营去解救”，因此当时心理落差很小。
　　专制体制下发达的新富豪，在想象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违法，有人担心进入民主法治社会，违法证据难觅，会存在很多漏网之鱼，不甘心这些人民主后依然逍遥。其实所有国家从专制到民主，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尴尬时期，*****等坚持一刀切阶级清算，好似眼睛里不容沙子，客观上在阻挠民主破坏法治，拖延专制时间以及基层民众苦难。务实分析，即使存在漏网之鱼，这些人大多脑子活泛，善于资本运作，会给社会制造大量就业机会，愚蠢之人会很快被法治或市场所淘汰，何惧之有。
　　毛泽东效仿斯大林玩弄权术，带领共产党夺得了政权，在党内赢得了历次权力斗争，最终自己走上了神坛。其手段也很简单，迎合利用加剧愚昧，拉帮结派，模糊是非，言而无信，心狠手辣；晚年为稳固既得权利，人为扶持派性，相互牵制，导致后患无穷。持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总让“少数人”处于血腥恐怖之中，只是多数人对“多数人暴政”的邪恶缺少切身体会。无休止的斗争哲学，随时调整敌人范围，在运动中给斗争对象定比例和任务，倡导“大义灭亲”制造了红色恐怖。
　　城乡、单位、职务、等级工资等差异，时刻培植着尊卑，那时身为国营职工，是整个家庭的荣耀，而农民连到城里自由打工的权力都没有，更没有国营职工的医疗保险，只能享受赤脚医生服务；很多城里人因为第一时间没能进入国营集体，注定了一辈子临时工命运；文革后为掩饰经济崩溃缓解就业，毛泽东此时则忽视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领导地位”，破坏城市引领乡村的规律，变异知识下乡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客观上削弱了工人阶级后备力量。
　　毛泽东一直标榜自己是农民，还让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舆论导向因此误导农民当了家做了主，殊不知自从他们登上权利宝座，早就自然脱离了农民阶层，其典型个例荣辱代表不了广大农民阶层。在毛泽东心中，国家管理只有权利，无需专业知识，恩赐给谁都可以胜任，只要听话就行。其出身学说和实践也很邪恶，让一些人自打出生就失去了尊严；只有“反革命”罪名例外，束缚所有人言行不敢越雷池半步；人越穷越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导致人民干劲冲天却始终食不果腹。
　　如今很多*****苛求人民代表大会按照阶级比例分配名额，此举只能让政府臃肿笨拙，将中国复辟到毛泽东共同贫穷时代。政府公务人员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国家管理偏偏需要专业人才，而这些精英头脑灵活，处事态度务实，基本跻身富豪群体。如何从少数精英群体选拔出公务人员，使其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确是令人类困扰的难题，没有最好办法，只能通过民主，以选票精选觉悟的精英，尽管不能确保最好，但是可以有效制约庸腐，以言论自由充分行使监督。
　　很多弱势群体虽然也不喜欢共同贫穷，但是更忍受不了分化让自己遭受的白眼，所以宁愿站在文革复辟旗帜下，不惜国家倒退到共同贫穷。殊不知“为富不仁”是中国变革时期必然存在的现象，很多人因此伤害了个人利益，坚持正义也付出了诸多牺牲，中国如果想摆脱几千年的恶性循环，脱胎换骨更上一层楼，经济上顺利赶超发达国家，中国只有在政治上前进，而不是文革复辟，否则人民群众如今的牺牲非但打了水漂，今后中国还会因为再次崛起分化，让人民重受二茬罪。
　　毛泽东不惜以志愿军阵亡十万计为代价，力促中国在朝鲜战场抗衡了美国，后来又费尽心机拥有核武器，把愚昧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因为建国后没有遭受过外侵，文革时期又出现民整官，所以造成人民站起来的错觉。毛泽东是站起来了，而且还高高在上，而所谓人民当家做主的现实是，和平时期民不聊生，国内不能存在任何反毛声音，收音机短波波段旋钮都是摆设，帮助过毛泽东的功臣，包括文革中造反的学生，几乎没有好下场。没有人权国度，主权也只能保护独裁者的利益。
　　建国后毛泽东的确展示了强大国威，把狂热民众凝聚起来，让西方世界无所适从；毛泽东敢于豪赌，根本不在意军人和百姓性命，无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利用矛盾又是毛泽东的拿手功夫，巧妙利用苏美两大阵营对立，在二强之间以平衡获得生存；对外示弱的时候，回避或篡改背景真相，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做掩饰。斯大林促使外蒙独立，搞个人崇拜和血腥清洗时，毛泽东或装聋作哑，或唯唯诺诺，偏偏在前苏联否定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断绝了与苏联正常往来。
　　否定毛泽东的理由，不该是传说中他婚外玩弄女人，不该是杨开慧还在监狱，就与贺子珍重婚；而是以脱离人性的标准要求他人，只许自己放火，不许群众点灯；百姓如果暴露生活作风问题，文革时期将会生不如死。毛泽东时代共同贫穷，破坏了色情行业土壤，其中多数人暴政功不可没。色情行业兴衰反映着文明程度，但是综合疏导的结果才作数。尽管政策法律道德丑化压抑着性欲，可是那时强奸杀人犯却是屡见不鲜，百般限制婚姻自由，导致时常耳闻情欲诱发的恶性案件。
　　毛泽东生前以多位亲属的牺牲，来标榜自己品格高尚，使用出身理论神化自己，本身就是无耻表现。首先意外阵亡与慷慨赴义，牺牲方式不同，都折射出对信仰的忠诚差异；而且在正义战争中阵亡的人，都不能确保所有人品格百分百高尚，更何况张冠李戴。从毛泽东毕生追求分析，为了实现独裁，他可以拿江青做枪手，宁可亲人牺牲，也不肯放弃权利，就可对其人性略见一斑。借花献佛是毛泽东骗取人民信任的一贯手法，以“为人民服务”口号和雷锋等标杆来昭示自己伟大。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评论者首先跳出三界外，以当时世界文明为背景，国内政治环境为依据；除了根据其言行鉴定其功过是非，还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挖掘其动机，才能准确定位历史人物；尽管挖掘动机很难，可又无法回避，因为做事动机决定着一个人的品性。人都具有两面性，不可能一辈子只做好事，或者只做坏事，但是在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前提下，毛泽东为了一己私利，神化自己，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可以作为世界现代文明背景下一票否决毛泽东的理由。
　　探讨三年大饥荒，不必把精力消耗在大饥荒死亡数字上，因为无论饿死几万，还是饿死几千万，都影响不了我们对毛泽东邪恶本质的定性。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健在的人还很多，目前很容易了解到真相，只要激发了年轻人求知欲，由不得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信口雌黄。据说大饥荒头一年中国农业大丰收，当时吃大食堂，不允许把粮食收到个人家，而由于集体储存能力不足，导致大量粮食烂在了农田，次年百姓没有粮食吃，只能抢吃野菜、树皮、树叶，很多人因此出现浮肿。
　　最新解密资料表明，前苏联知道中国大饥荒后，主动提出支援中国，可是被毛泽东拒绝，而且主动承诺按时偿还债务。退一步讲即使上面资料是假的，面对大饥荒民不聊生，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应该进行外交斡旋，不惜委曲求全，也要尝试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援助。可是毛泽东却背道而驰，谎报苏联逼债与自然灾害，宁可人民饥饿与死亡，也不能阻止塑造毛泽东伟大气魄。不是毛泽东不会赖帐，而是他不想为人民赖帐，他害怕因此否定大跃进和大锅饭，顽固闭关锁国政策。
　　三年大饥荒证明了大跃进失败，证明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无能。迫于党内压力，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蜻蜓点水，做了自我批评，经济领域靠边站，给了中国经济几年喘息机会。以那时毛泽东威望，如果致力于完善民主集中制，应该也能名垂青史，可是本性决定了他不能漠视权力旁落，悄悄酝酿文革政变。毛泽东以林彪军界为后盾，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旗号发动文革，借助民主暴政土壤，迎合利用愚昧，实现个人最高指示王国，而群众只能隔三差五享受“忆苦思甜”。
　　毛泽东之所以胆敢如此，就是迎合、利用民族的愚昧，洗脑与利益诱惑加剧是非错乱，以便自己浑水摸鱼。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毛泽东拿着“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荒唐口号，竟然招摇了一个时代。群众愚昧，官员也迷糊，可是经过文革洗礼高官开始反思，有人随波逐流助纣为虐，有人开始觉醒，可是迫于毛泽东淫威而委曲求全。直至毛泽东去世，叶剑英力挽狂澜，救共产党告别邪恶，重新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总设计师地位，并与其共同推动了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
　　经过近半个世纪战乱，中共建国时经济接近一穷二白，前三十年经济绝非一无是处，和平时期总要有所建树，但这绝对不是毛泽东的功劳。从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的起落，从前三十年国民始终在温饱线下挣扎，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经济的破坏。前三十年历史充分证明，每当毛泽东消停时，国家有了喘息，经济就有生机。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以后，中国人民迅速解决了温饱，跳出了前三十年农业的恶性循环，说明改革开放成就并非毛泽东确立的基础。
　　笔者经历的文革晚期，祖籍只能按照计划种植玉米高粱，乡亲能吃上白面就是享受，吃上饺子就是过年。北方的居民家家都挖菜窖，冬天只能储存萝卜、白菜、土豆等几样蔬菜，政府不参与南菜北运和大篷种植，也不允许个人参与，那时投机倒把还属违法。城市里居委会隔三差五检查居民是否私自养鸡，不给小资产阶级留任何尾巴。想起少年钻到床下学鸡叫戏弄检查人员情景甚是好笑，想起居民发泄不满当众砍断鸡脖子，鸡身拖着耷拉着的鸡头满院子狂奔的情景甚是恐怖。
　　有人拿现今尖锐社会矛盾，反推文革初期毛泽东料事如神，证明文革完全正确。其实毛泽东绝顶聪明，知道斯大林模式和西方文明孰优孰劣，可“十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说明他压根没信心实现和谐社会，威望尽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想消灭人类私欲也只能是螳螂挡车，充其量成为他实现个人独裁的幌子，不可能兼顾到群众利益。中共前三十年“权权交易”玩人，后三十年“权钱交易”玩钱，都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专制体制下必然，如今贪官污吏都是专制弄权的受益者。
　　在史实模糊错乱的时期，应该侧重于定性分析，已经能够定性的事件就少纠缠于量化分析，正义人士更不该因为量化偏差而内耗不休。其实根据中共发布的史实，甚至毛泽东生前自己炫耀的重大事件，结合现代文明是非标准去剖析，不失为当前行之有效的定性策略。过去教科书一直认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是破坏北伐战争、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罪魁，其实只要留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作日期，是在“四一二”之前，就可以澄清历史，毛泽东才是真正罪魁。
　　因为国共精诚团结，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深得民心，北伐势如破竹。而毛泽东深知乱中夺权道理，担心进入和平局面后难于混水摸鱼，因此无视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土地改良政策，迫不及待在湖南掀起土地革命。土地改良政策意味着向地主购买土地分给农民，但是需要合法政府做后盾，落实起来还需要时间。毛泽东以无政府土匪方式斗杀地主，玩的就是时间差，毕竟土地革命可以立杆见影迎合一些农民需要，表面很正义，其实就是血腥的民主暴政。
　　毛泽东生前一直赞誉北伐战争，可明知被杀土豪不少是北伐军官家属，此举势必引发国民党各个方面恐慌，激化国共矛盾，毛泽东不惜违抗中共中央，仍然坚持土地革命，要的就是国共分裂这个效果。遗憾蒋介石也落入了毛泽东圈套，针对所有共产党人发动“四一二”政变，把主张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也推向了绝路，引发中共中央频繁发生改组，国家和国共混乱都给了毛泽东机会。土地革命初步显示了毛泽东弄权的手段，也说明他十分自信，未来能够驾御中共，驾御中国。
　　历次土地政策变革显示，毛泽东是地道的机会主义者，决策从不根据是非曲直，随时根据革命斗争需要而变化。湖南土地革命，实现了国共及中国混乱；延安时期作为政府首脑，毛泽东推行的土地政策却是改良，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个阶层；而建国初期，毛泽东又将土地政策恢复成革命，表明他将确立铁腕政权，保持中共革命党本色。这种革命思想，在建国后前三十年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抑制了经济领域主观能动性；在后三十年民众无法接受新分化，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毛泽东一直借助媒体痛批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能漏掉一个”，可是中共历次运动扩大化，民众面对如今诸多尖锐矛盾的情结，又何尝不是如此。现代文明需要民众摆脱愚昧，理性遵循法治，“宁可漏掉一千，也不能错杀一个”。毛泽东迎合、利用愚昧，务实创建中共武装，本也无可厚非，战乱时期需要实力说话，抵制迎合就很难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民情愚昧，战乱又让人民水深火热，民众受到利益驱动，选择毛泽东也是必然，而毛泽东不该和平时期加剧愚民。
　　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再次联手抗日，由于攘外前没能安内，国共都顾忌着后院着火，潜意识里仍然处于敌对状态，而消极对日正面作战。毛泽东游击策略，宣传上是骚扰打击日寇，客观上是以壮大共产党武装为主，骚扰日寇为辅；平型关和百团两次对日正面作战，还被毛泽东批评暴露了实力；而敌后游击战，非但不能有效消灭日本军事力量，反而拖累敌后群众遭受损失。游击策略也只能仰仗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援手，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国共两党军队才开始积极抢占地盘和枪械。
　　毛泽东不该抹杀国军在正面战场的表现，不该无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决定性作用与恩情，不该把抗日胜利的功劳据为己有。之后国共内战是民族愚昧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当时那片土壤，产生不了贴近群众的民主力量，来引领中国实现民主。电视剧中可以看到，美国调停人马歇尔不辞辛劳往返国共双方，认真从中斡旋，希望中国建立民主政府，而国共两党却把马歇尔当猴耍，利用他拖延时间积极备战。民主对当时的工农来说，属于奢侈品，所以中国很少有人感念马歇尔。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诸面旗帜，更加迎合了民族的朴素追求，尽管建国后证明有些旗帜只是权宜之计。这些旗帜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壮大了共产党队伍，使得共产党多了很多善良和智慧，正是因为这些力量，积极影响着共产党整体素质，最终瓦解了毛泽东毕生经营的个人崇拜。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借助思想高度控制，最终实现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以运动战和军人坚强的意志彻底击溃了松散管理的国民党军队，把他亲手砸碎的“旧世界”重新统一起来。
　　从作战角度分析，运动战以军队良好作风做支持，可以有效实现以弱打强。可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具有同样缺陷，时常拖累支持自己的群众遭受损失。国共内战初始，为了战争需要，毛泽东就把老根据地延安抛弃了，声称不惜坛坛罐罐被打烂。而运动战与土地革命相结合，非但对农民缺少责任感，还胁迫民众不得不参与革命。其实早在土地革命之时，毛泽东就有终极目标，在农村实现合作社，之所以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不惜合作化时对农民背信弃义，无非有利于招兵买马。
　　毛选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充满敌视知识精英，迎合利用愚昧的观点。毛把所谓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列为主要敌人，因为他们极端反对革命，主张资本私有经济，与西方列强往来；不以善恶来甄别敌友，反对革命或者想生活比大家好，都被当成罪过，中国也只能血腥与贫穷了。他文中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进步阶级，是革命运动领导力量，可从其毕生理论或者实践，不知这个结论由何而来，文中所列举理由，不外乎无产阶级和贫雇农受到利益驱动，最容易被当枪使。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政府倾向十足，通篇充斥着民主暴政思想，崇尚城里人怕乡里人，淡忘了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证明毛泽东只是冒牌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封建时代以农业为主，一旦遭遇天灾或战乱，基层民众就沦落在生死线上，再由于传统等级文化束缚，以及个别为富不仁现象，让基层民众没有尊严。可毛泽东声称矫枉必须过正，宽容痞子现象，以基层民众报复心理驱动，以新的不公摧毁旧的不平，最终只能以新权贵取代旧权贵，将永远无法确保所有人尊严。
　　将近百年后，海内外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活跃力量，依旧时尚痞子政治，理性民主力量迟迟不成气候，广大民众因此对前途没有信心，始终成为中国民主进程尴尬。西方世界尽早结束中国专制的初衷毋庸质疑，可是扶持政治势力原则，只要反共就行，对待中国民主进程，只要中共倒台就行，好似中共以外的政治势力都比中共强。瓦解专制确保世界进步安全的动机可以大肆宣扬，可万一中国变革导致经济崩溃，还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估计明白的西方人不敢点透这层关系。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对红军洗脑，他批驳军阀的观点正确，可在后期实践中却一直致力于军阀政权，借助军事表现逐步攫取了中共和国家领导权。他把红军定位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意味着毛泽东要从党家军开始，打造中国最大的军阀政权；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运用于军队管理，可以确保军令畅通，强化军队战斗力。毛泽东阴险之处，回避治国与治军不同，建国后治军原则运用于各个领域，军人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向。
　　中国习惯了胜者为王败者寇，评价名人也是一好百好。毛泽东具有军事才能，在战争时期受到器重无可厚非，但不该因此推论其胜任党务；很多学者因为某一学科而成名，现今偶尔就时事牢骚几句，舆论都会盲目追捧，而怠慢理性务实正义言论，甚至以哲学文学水平作为批驳民主人士依据；美国民主实践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很多人就把现今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民主策略想当然确定为正确法则，殊不知在专制国家推行民主，与民主国家维护民主，手段存在很大差异。
　　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毛泽东指出，“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由此可见他清楚凡事都需循序渐进，不能冒进。可是建国后为了独裁，迫切想在经济领域立腕，以运动强力推行合作社，失败后也只能以政治斗争解嘲。毛泽东晚年理论更是泛滥，自相矛盾之处很多，影响在文革，同是忠诚他的群众，武斗中都以毛主席语录攻击对手。
　　尽管毛泽东没有认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否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重新定位“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长征后的毛泽东，深知单纯依靠农工，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在反对日本侵略之机，举起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筹划吸收知识分子充实中共领导力量。可是毛泽东无视斯大林独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一刀切丑化，还给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精英套上“小资产阶级”的紧箍咒，明确与资产阶级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可如果反革命就是非正义成立，正义旗帜下潜藏滥杀无辜，人类因内耗则没有宁日。“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可既然真理时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才要堤防多数人战争衍变成暴政。
　　“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所有人都喜欢被赞美，工农更不例外，政客们因此都摆脱不了迎合，无论实践中工作做的如何，都要把话说的漂亮。毛泽东迎合工农，一刀切本已错误，而赞美言辞如此肉麻，还把共产党捆绑进去，可以预见，捆绑他自己，那是迟早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重新调整了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与政策，放弃了一刀切，可是仍然以“帝国主义”学说丑化国家之间竞争；文中首次提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那么“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经济建设同样需要民主、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是否呵护民主、和平与团结，考核着每个政党本质，也是伸张正义与公正的基础。
　　毛泽东呼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解读孙中山“三民主义”大体正确，还真有点象民主人士。可是“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同时，拒不承认土地革命错误，掩盖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根本冲突，强调“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毛泽东此时虽然充满忽悠，但是奠定了延安时期实现相对“民主的模范区”理论。
　　姑且不论《实践论》的哲学水平，单从哲学研究运用效果来看，制造了太多导师，可并没有指明人类前进道路。“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屁股决定脑袋，正义也只能滞留在嘴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作为人类重要社会实践，缘于他对社会阴暗面以及斯大林残酷清洗的耿耿于怀，迷失了人性，导致他没有交心的朋友，至死没有信任的人。正义必须让人类明白，所支持的领袖或组织，必须尊重人权，性格开朗率真。
　　《矛盾论》演绎出的辩证法，在实践中只能让人无所适从，随便给个结论，都可以辨证出道理，而根据辩证法却很难敲定伸张正义的道路。“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面对所有世间矛盾，应该时刻捕捉以双方最小代价来化解危机的时机。
　　毛泽东一直想人民“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革命会使一些人角色转变，而且注定是少数人，造福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尊重人权的民主体制结合扎实的国民经济，否则也只能在封建皇权革命中恶性循环。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从此分析毛泽东思想，始终在相互对立的专政和无政府之间徘徊。科学认知权力结构，也只能是宝塔结构，无产阶级专政就类似于把宝塔倒过来，导致他毕生事业一场空。拉帮结派势必造就腐败，现代社会也不允许无政府，所以只能通过提高人类素质，科学遏制党团中的无原则没是非的人或事。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这个给宣传定调的习惯沿袭至今，成为中共体制中的严重弊端。而提纲解释公然出现在毛选，可见中国这几十年国民素质，是非已经错乱到何等程度。从毛泽东在此文和《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刻意渲染中共早于蒋介石发表对日抗战的声明，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喜欢文字表面功夫；从毛泽东诋毁蒋介石与日本的外交斡旋，可见他蔑视规避战争的努力。
　　难得《反对自由主义》通俗易懂，“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毛泽东依据西方民主尊重人类私欲，给群众错觉西方民主纵容私欲泛滥，顺理成章就可以批西方民主了。反对自由主义，强化了中共纪律，确保了军队战斗力，同样只适合战时治军。毛泽东封杀知识分子言论时，*****就助纣为虐；如今*****言论时常享受同等待遇，*****还在崇尚人民专政，反映出他们私字当头，无知如何跳出恶性循环。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倡导军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中共官兵此方面努力的确难能可贵；毕竟在偏激麻木环境，如果不以利益诱惑，极端手段忽悠，想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不过后来还是证明共贫穷易，共富贵难。此文对三民主义解读显然倒退，“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荒唐地把对立的专政和共和捆绑到一起。“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可是没有帝国主义标准，也没见行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导言揭示了一个史实，“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而且该统计还不包括大量游击队，但没以史实或数字说明，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怎样的伟大作用。而且“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推论荒谬，“而到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
　　《论持久战》够冗长，建国后为毛泽东增添不少稿费，归根结底持久战就是拖延时间。“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后面这段文字不慎泄露权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可惜人民搞不清楚何为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表达了正确的爱国主义观，“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可惜在民主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只要有人主张学习美国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很多*****就漫骂这些人是汉奸，显然背离了毛泽东这一爱国主义观，没学好毛选还想做*****。
　　张国焘“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中国事务一旦涉及外来干涉，犹如清官难断家务事。“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正确的论断可惜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两个党军都维系各自独立性，迟早是国家的灾难。
　　关于防止奸细混入，“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方面，强调废除官僚专制，对工人运动还是具有进步意义，充其量与斯大林只是路线之争。可是文中把托派和投机分子列为打击对象，显然只是为了方便排斥异己，同时给斯大林献媚。
　　分析毛泽东制订的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粗略推敲四条并无明显错误，可是为何偏偏打造出专制的系列体制，问题出在忽视了民主的科学性，小范围的少数服从多数与拉帮结派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治军经验一旦延伸到治党，还有民主味道才怪。
　　《必须制裁反动派》展现了毛泽东文字权术功夫，“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明眼人都知道反动派指的是蒋介石，不点名意味给合作留有余地，把他与日本人联系起来，尽管没有依据，在中国还是蛮有杀伤力。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此文隐形否定了持久战，充分表现出毛泽东的两头赌，由于希特勒很快撕毁协定，导致《论持久战》最终成为神话毛泽东的经典著作。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显示，毛泽东在二战初期目光短浅，“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后来苏联和中共也加入反法西斯战线，投降派帽子显然发错了。英美法“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没有英法拒绝签定互助条约的具体借口，显然推论也站不住脚。
　　《共产党人》发刊词，“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值得中华民族深刻反思，如果中国无法协调阶级矛盾，不能在理性斗争中建立平衡，而狂热极端血腥手段，那么就不配拥有光明的前途。“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可惜这只是内耗环境中个人或团体成功的法宝，国家进步需要人民的觉悟，不计个人得失的坚持正义才更难能可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首提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现今*****甚至毛泽东都不明白，民主社会尊重富豪权益，更务实尊重基层民众。在实现民主之前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背离了早期宏伟蓝图，何况子孙后代普遍比古人智慧，任何人都不必为后代指手画脚。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只能让人联想到摇尾乞怜，“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那个时期，毛泽东一直强调民族解放，可是面对把外蒙独立出去的斯大林，便忘却了民族大义，无非妄想斯大林援助。而毛泽东在阶级分析中，与中共并肩抗日的蒋介石，被公然列为买办阶级代表，未来革命的对象，还滑稽地谴责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可怜蒋公，为了民族大义，不得不与日思夜想革他命的人合作，还真难为了他。
　　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说明他富有正义感品格高尚，可经《纪念白求恩》渲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脱离人性的标准，引导着中共党员甚至全国人民，开始了虚伪的政治人生。反正到不了毫不利己境界，一个人好与不好，关键成了别人如何评价，在政治生活中只能都遮掩各自私欲而言不由衷。其实高尚的人，是把荣誉看的比生命还重而坚持正义的人，至于荣誉感背后的私心无关紧要。
　　在毛泽东与华国锋时代，学毛选，成为全国人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因为那时高压的政治环境，盲目崇拜，以固化的阶级斗争是非观分析问题，所以心得都是别人听着舒服的赞美之词，当时笔者也没想到如今的毛选心得如此叛逆。其实毛选中错误的历史、观念，远不止文中陈列的这些，只是为了防止文章臃肿，不想跟着毛泽东的反复唠叨而继续，本文只是希望把毛泽东从*****心中请下神坛，防止*****成为民主进程中的障碍以及官僚资本体制的帮凶，加剧基层民众的苦难。
　　否定毛泽东，不意味着无视基层民众的权益，毕竟他们从事着人类多不喜欢的体力劳动，保障着人类基本需要，因此必须确保发展与公平的平衡。维护基层民众的利益，需要首先推进类似西方的民主体制，务实确保基层民众当家做主的基本权利。无论如何，大锅饭势必共同贫穷，多数人暴政和少数人掠夺同样邪恶，西方民主总比专制独裁和官僚资本体制进步的多。当然西方民主并不完美，市场经济还有马太效应，强者恒强，这就需要人类在文明的斗争中，逐步完善现代文明。
　　否定毛泽东，也不意味着清算，因为毛泽东的成功与中华民族的愚昧土壤密切相关。毛泽东与华盛顿对比，所处的历史位置，个人威望都很相似，可惜二人觉悟天壤之别，做法背道而驰。毛泽东加剧了民族愚昧，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但是民族不该以其邪恶出身理论报复他的后代，也不该否定中共还是存在为民主自由奋斗的人，特别是为民主自由献身的先烈。否定毛泽东的现实意义，在共产党内外弘扬正气，重新树立正确是非观，教育*****迷途知返，务实维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