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右派和解之时，就是中国进入真正民主社会之日。
今年8.27，中国右翼人士搞了场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发表三十周年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大都是当今中国右翼大腕。如杨继绳、茅于轼、张维迎等等等等，以及南方报系的一班人马，甚至包括中央党校的教授。主持会议的是我们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公子，胡德平。
据说会议一开始，就有人上台大骂：共产党最操蛋的就是，老子干完了，儿子干，儿子干完了，孙子再干。在这种气氛下感染下，竟有有人喊出了：“不杀毛左，国无宁日”等比较情绪化的口号。
在这之后，左右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北大孔教授的“三妈”，更将这股烈火烧遍了全中国各大网站。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这场战斗的各方人马与日俱增。前不久，河北、山西两地有人发起焚烧南方系报纸的运动。而右翼也表示将会采取类似行动反击。
大约在两年前，我就在网上看到过“先杀左派，再反腐败”，“杀左族毛”这类口号。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极端右翼分子在宣泄内心仇恨而已，以及矫枉过正导致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过渡期。这种意识成不了主流。但也曾产生过一点质疑：凯迪网，一个很文明的网站，一个把“理性、宽容”几个大字挂在网站门脸上的公共平台，怎么能允许开设这种专栏？
有关这事，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两年前凯迪网开设了一个【屠杀左派讨论】专栏，公开讨论如何屠杀左派，包括具体屠杀方式。专栏主办人提出，对待毛左，应该像对待法西斯分子一样。先杀掉几十个，以化解中华民族60年的积怨。其中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上了第一批黑名单。
这是杀左，还有族毛。所谓族毛，既族杀毛的所有直系子孙，以平民愤。极右翼人士提出：将“杀左族毛”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搬开拦路虎、绊脚石。
现在将其与今年8.27研讨会中“不杀毛左，国无宁日”贯穿起来，足见当年的杀左族毛，并非仅仅是一帮极右分子的个人宣泄，它的确实实在在的道出了中国右派的心声。
我想有人会说：你在偏袒左派（这是相对客气的说法），也有人会说：你就是个毛左（这属于不客气的说法，当然还会有更不客气的）。
对于比较客气的人，我可以回答你：你说我偏袒，我承认。但我偏袒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因为中国右派的手里高擎着那面“普世价值”大旗。何谓“普世价值”？说法甚多。我们还是以《南方周末》作为权威解释：自由、民主、文明、博爱、人权、平等、公正、法制。
我看了这些让人动容的字眼良久，无论如何也难与前面提到的右派言论对得上号。你说在这点上我是该对一个将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民主、文明等作为价值观的政治派别、民间群体所表现出的非自由、非民主、非文明的现象表示沉默呢，还是该对一个反对普世价值观的政治派别、民间群体规劝他们对待右派的这种言论应该文明一点、宽容一点呢？既然一个宣扬博爱、人权的政治派别、社会群体，都可以说出诛杀对方的言论，你还要我对它的对立派说什么？
当然，说还是要说的。我们现在来说左派。左派有丰富的意识形态斗争、阶级斗争理论和经验。他们很善于将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汉奸”、“西奴”、“带路党”，“吴三桂”、“李鸿章”、“汪精卫”，哪个都可以被定义为中华民族的败类而全国共讨之，中华民族的罪人而全民共诛之。
有人讲了：左右之争嘛，不过是思想交锋，是思想争鸣。没啥大不了的。可我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种结论。一派被骂为法西斯，一派被骂为卖国贼，两派都把对方定位为敌人，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都想不仅在言论上封杀，而且在肉体上消灭对方。他们之间的斗争属于思想争鸣范畴？我看这与思想争鸣完全属于两个不同概念。
中国目前这种左右之争，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好处？我感觉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它造成的后果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和相互包容的关系，进而使民族更团结，社会更和睦，政治更进步，而是在撕裂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并极其有碍政治进步。
左右派严重对峙无益于社会和谐，无益于政治进步。而两派和解，则社会得益、政治进步得益（为什么说会得益？我将在后面讲到）。那么如何才能寻找到一条让左右派能坐下来理性交流的途径？我认为最关键是让他们意识到，在他们两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识。
先插入一个内容：严格地说，中国左、右派并非真正意义（定义）上的左派、右派。按西方政治派别分类（用美国作样本），笼统地讲，左派属于草根阶层，经济上相对贫困，政治上相对激进。比较侧重于关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草根阶层出于利益上的关系，一般是站在各类精英（尤其是大企业主，大银行家以及管理精英）的对立面。因此工会是左派的老营区。
而右派在政治上相对保守。与左派比，右派更关注和维护社会上层利益，比如大企业、大财团。右派因为保守，墨守规则，因此对激进做法反感。
右派在一般情况下比左派更爱国，对祖国有更强烈的认同感（这点可以在对待焚烧国旗的态度，对待关塔地摩恐怖分子的态度等方面略见一斑）。而左派与自由主义者走得比较近（自由主义者，对国家这个概念相对淡薄）。当年马克思时代的左派，曾有一句很流行、很时髦的话：工人阶级没有祖国。
但中国的左右派不然（在这点上还没做到与世界接轨）。中国的左派反而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右派则抨击其为激进民族主义、激进爱国主义。右派一般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为了确保人权可以放弃国家主权，尤其是领土主权，甚至可以做殖民地。
中国的右派也并不象西方右派那样相对保守。中国右派比左派在政治上，以及对社会现状所表现出的态度更激进。而且缺乏西方右派的务实精神，具有西方左派的理想主义倾向。
关于美中左右派之间的分野，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然在中国左右两派间，除了上面提到的几处不同外，在很多领域都存有相当严重的分歧。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外交领域，以及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等方面。但他们之间又的的确确如我所说存在着巨大的共识。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存在于左右派之间的共识。比如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强行拆迁、社会不公等等方面的态度。甚至民主政治方面，左右派都有相似之处。
有段民谣大家还记得吧？说的是下岗女工的命运：“下岗女工莫流泪，挺起胸，露出背，昂首走进夜总会。不靠国家靠社会，有吃有喝有小费”。这民谣，左派唱完右派唱，并不分彼此，双双都以嘲讽的口吻揭露当今社会的堕落、不公，以及政府的无能。
对于“民主”这个话题，右派就不说了，我们说说左派。有人认为左派喜欢专制，不喜欢民主。其实不然，左派一样喜欢民主。只不过左派喜欢的民主与右派喜欢的民主，本质上存在一定差别。
让我们看看左派最著名的理论家，当代左派第一笔杆子张宏良是怎么说的：就民主建设来说，党内只搞权力民主，党外只搞资本民主，而把原本应该是民主主体的人民大众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如此一来，民主（指的是党内权力民主与党外资本民主）越发展，各级官员和老板的权利就越大，老百姓就越是没有任何出路。
上面那段话，我如果事先不说这是张宏良的，有几个人能认为它出自毛左之口？说到这，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左派张宏良几年前那篇《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曾被人冠上中央党校教员周天勇的名字（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周应该算是右派）在网上流传，而且被一些不知内情的右派们捧上了天。
文章用大量数据揭示了当今中国生态状况：百分之八十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中国的GDP是带血的GDP，是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堆积起来的（这都是张宏良的原话！）。
另外在对待三公消费问题上，左右派也表现出严重一致。右派极其憎恶政府官员三公消费，反对政府用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满足一己私欲。而左派也当仁不让。几天前国内左派网站曾就广州市三公消费大力鞭笞。那里揭露：仅在去年，仅在广州市的四个大商场，就有40亿购物券被消费。购物券是什么？是政府发给他们职员的消费补贴。40亿，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它是广州市政府年度开支的1／6。不算公车、不算公费旅游，仅仅四大商场的消费券。这么巨大的政府开支为什么不用在福利、教育和医疗上，为什么不用在校车上？
可见中国左右派不仅有共识，而且相当巨大。既然两派都有反腐、反贪官、反官商勾结的斗志，都有让人民参政、议政的诉求，都有为弱势群体请命的意愿，都有对三公消费的痛恨，那么为何不坐下来，就其共同点一起努力，迫使中共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改变？这不比长期争吵而不果更有社会价值？这不比打口水张更惠及百姓？
客观地讲，左右派实际上还是曾坐在一起过的，而且不止一次。今年十月，大概是中旬，国有企业与世界未来发展论坛携多家经济报刊、杂志社在京召开了一场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当今国内政治经济舞台比较活跃的左中右各路精英，同时还邀请了国外学者。
结果开会不久，一些学者跳上讲台上对发言者破口大骂。会议进行到下午时，左派学者只剩下张宏良一人，其余的都退场了。第二天，个别右派学者没到场，而所有左派学者全部缺席（可见今天的左派，还是未得毛的真传：让人说话，天是塌不下来的。当然最后如何收拾说话的人，那是另一回事了）。
一个带有学术性质的研讨会，参加者大都是知名教授、专家、管理精英、理论精英，只因为政治理念不合，就打的一个学术性研讨会不欢而散。文人们踢场子，也算中国一大发明。难怪连老外（加藤嘉一）都写文章，说中国左右派之间缺乏交流意识。说白了，就是不懂得如何交流，也不愿意学习如何交流罢了。
我在寻找根源：为什么西方的各政治派别能坐在一起，而我们却不能？除了一般认为的：中国人缺乏包容、妥协、退让的文化、意识、素质外（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确缺乏和解的成功经验与例证），是否还有其它什么我们没大注意到的地方？目前我初步下了一个判断：中国左右派坐不到一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不属于利益矛盾，而属于信仰矛盾，意识形态矛盾。利益是可以交换的，但意识形态不能交换，信仰更不能交换。尤其是信仰，她是排外的。
从这个意义讲，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国还完全没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社会（西方国家大都属于成熟的商品经济社会）。起码在意识上，在价值观、在世界观上还没进入商品经济社会。还存留着改革前的认识。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层面上更是这样。他们对社会的解释依旧没有走出“一种信仰战胜另一种信仰”，“一个意识形态战胜另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阶段。
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交出一部分利益，以换取和保护另一部分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妥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否则两败俱伤对谁也没好处。在民间，资方与劳方的成功谈判，最能说明问题。另外在政府与国会中，国会各党派议员中，也体现到这点。
但是我们必须回到现实中来。我们不该因为我们目前尚未具备商品经济社会的条件，就眼睁睁看着社会资源（关注中国百姓、关注中国发展的舆论资源）浪费和流失。因此在左右派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回避存在于他们之间巨大分歧和争议的地方，就相互的共同点，携手办几件事实，对中国社会进步有所作为，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尝试。
左派有一些运营、管理的相当不错的网站。右派的南方报业网，以及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等四大门户，也可谓功能齐全，读者众多，影响力甚大。中国网民已近五亿，这个资源实在太大了。
我认为，利用网络这个资源，先从左右两派共识的两个方面下手，第一个：一致力推政府做出退步或承诺，全国以及地方人民大会代表真正做到由人民自己一票一票选出。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举代理投票人。比如一个人可以代表他全家投票。第二个：将扼制三公消费具体方案，提请全国人大讨论，立法。
不管先走哪步，着着实实地干几件事，才是真章。
说到这，我想起piachan博对左右之争扔下的一句话（大意）：“当年国共都能坐在一起”，左右派又有什么不可？是呀！国共争雄天下的矛盾，怎么着也比我们民间要激烈得多，血腥得多，残酷得多，不可调和得多吧？
我很欣赏纽约居士所说的：促使左右派“结成同床异梦的统一战线”。其目的在于，先努力将双方认同的“民主诉求”，法律化。这样以后的事就都好办多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将解决实际的问题，与民主（包容异议）操练同时进行，进而达到和解。而左右派和解之时，就是中国真正进入民主社会之日。
今年8.27，中国右翼人士搞了场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发表三十周年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大都是当今中国右翼大腕。如杨继绳、茅于轼、张维迎等等等等，以及南方报系的一班人马，甚至包括中央党校的教授。主持会议的是我们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公子，胡德平。
据说会议一开始，就有人上台大骂：共产党最操蛋的就是，老子干完了，儿子干，儿子干完了，孙子再干。在这种气氛下感染下，竟有有人喊出了：“不杀毛左，国无宁日”等比较情绪化的口号。
在这之后，左右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北大孔教授的“三妈”，更将这股烈火烧遍了全中国各大网站。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这场战斗的各方人马与日俱增。前不久，河北、山西两地有人发起焚烧南方系报纸的运动。而右翼也表示将会采取类似行动反击。
大约在两年前，我就在网上看到过“先杀左派，再反腐败”，“杀左族毛”这类口号。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极端右翼分子在宣泄内心仇恨而已，以及矫枉过正导致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过渡期。这种意识成不了主流。但也曾产生过一点质疑：凯迪网，一个很文明的网站，一个把“理性、宽容”几个大字挂在网站门脸上的公共平台，怎么能允许开设这种专栏？
有关这事，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两年前凯迪网开设了一个【屠杀左派讨论】专栏，公开讨论如何屠杀左派，包括具体屠杀方式。专栏主办人提出，对待毛左，应该像对待法西斯分子一样。先杀掉几十个，以化解中华民族60年的积怨。其中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上了第一批黑名单。
这是杀左，还有族毛。所谓族毛，既族杀毛的所有直系子孙，以平民愤。极右翼人士提出：将“杀左族毛”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搬开拦路虎、绊脚石。
现在将其与今年8.27研讨会中“不杀毛左，国无宁日”贯穿起来，足见当年的杀左族毛，并非仅仅是一帮极右分子的个人宣泄，它的确实实在在的道出了中国右派的心声。
我想有人会说：你在偏袒左派（这是相对客气的说法），也有人会说：你就是个毛左（这属于不客气的说法，当然还会有更不客气的）。
对于比较客气的人，我可以回答你：你说我偏袒，我承认。但我偏袒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因为中国右派的手里高擎着那面“普世价值”大旗。何谓“普世价值”？说法甚多。我们还是以《南方周末》作为权威解释：自由、民主、文明、博爱、人权、平等、公正、法制。
我看了这些让人动容的字眼良久，无论如何也难与前面提到的右派言论对得上号。你说在这点上我是该对一个将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民主、文明等作为价值观的政治派别、民间群体所表现出的非自由、非民主、非文明的现象表示沉默呢，还是该对一个反对普世价值观的政治派别、民间群体规劝他们对待右派的这种言论应该文明一点、宽容一点呢？既然一个宣扬博爱、人权的政治派别、社会群体，都可以说出诛杀对方的言论，你还要我对它的对立派说什么？
当然，说还是要说的。我们现在来说左派。左派有丰富的意识形态斗争、阶级斗争理论和经验。他们很善于将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汉奸”、“西奴”、“带路党”，“吴三桂”、“李鸿章”、“汪精卫”，哪个都可以被定义为中华民族的败类而全国共讨之，中华民族的罪人而全民共诛之。
有人讲了：左右之争嘛，不过是思想交锋，是思想争鸣。没啥大不了的。可我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种结论。一派被骂为法西斯，一派被骂为卖国贼，两派都把对方定位为敌人，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都想不仅在言论上封杀，而且在肉体上消灭对方。他们之间的斗争属于思想争鸣范畴？我看这与思想争鸣完全属于两个不同概念。
中国目前这种左右之争，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好处？我感觉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它造成的后果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和相互包容的关系，进而使民族更团结，社会更和睦，政治更进步，而是在撕裂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并极其有碍政治进步。
左右派严重对峙无益于社会和谐，无益于政治进步。而两派和解，则社会得益、政治进步得益（为什么说会得益？我将在后面讲到）。那么如何才能寻找到一条让左右派能坐下来理性交流的途径？我认为最关键是让他们意识到，在他们两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识。
先插入一个内容：严格地说，中国左、右派并非真正意义（定义）上的左派、右派。按西方政治派别分类（用美国作样本），笼统地讲，左派属于草根阶层，经济上相对贫困，政治上相对激进。比较侧重于关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草根阶层出于利益上的关系，一般是站在各类精英（尤其是大企业主，大银行家以及管理精英）的对立面。因此工会是左派的老营区。
而右派在政治上相对保守。与左派比，右派更关注和维护社会上层利益，比如大企业、大财团。右派因为保守，墨守规则，因此对激进做法反感。
右派在一般情况下比左派更爱国，对祖国有更强烈的认同感（这点可以在对待焚烧国旗的态度，对待关塔地摩恐怖分子的态度等方面略见一斑）。而左派与自由主义者走得比较近（自由主义者，对国家这个概念相对淡薄）。当年马克思时代的左派，曾有一句很流行、很时髦的话：工人阶级没有祖国。
但中国的左右派不然（在这点上还没做到与世界接轨）。中国的左派反而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右派则抨击其为激进民族主义、激进爱国主义。右派一般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为了确保人权可以放弃国家主权，尤其是领土主权，甚至可以做殖民地。
中国的右派也并不象西方右派那样相对保守。中国右派比左派在政治上，以及对社会现状所表现出的态度更激进。而且缺乏西方右派的务实精神，具有西方左派的理想主义倾向。
关于美中左右派之间的分野，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然在中国左右两派间，除了上面提到的几处不同外，在很多领域都存有相当严重的分歧。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外交领域，以及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等方面。但他们之间又的的确确如我所说存在着巨大的共识。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存在于左右派之间的共识。比如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强行拆迁、社会不公等等方面的态度。甚至民主政治方面，左右派都有相似之处。
有段民谣大家还记得吧？说的是下岗女工的命运：“下岗女工莫流泪，挺起胸，露出背，昂首走进夜总会。不靠国家靠社会，有吃有喝有小费”。这民谣，左派唱完右派唱，并不分彼此，双双都以嘲讽的口吻揭露当今社会的堕落、不公，以及政府的无能。
对于“民主”这个话题，右派就不说了，我们说说左派。有人认为左派喜欢专制，不喜欢民主。其实不然，左派一样喜欢民主。只不过左派喜欢的民主与右派喜欢的民主，本质上存在一定差别。
让我们看看左派最著名的理论家，当代左派第一笔杆子张宏良是怎么说的：就民主建设来说，党内只搞权力民主，党外只搞资本民主，而把原本应该是民主主体的人民大众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如此一来，民主（指的是党内权力民主与党外资本民主）越发展，各级官员和老板的权利就越大，老百姓就越是没有任何出路。
上面那段话，我如果事先不说这是张宏良的，有几个人能认为它出自毛左之口？说到这，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左派张宏良几年前那篇《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曾被人冠上中央党校教员周天勇的名字（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周应该算是右派）在网上流传，而且被一些不知内情的右派们捧上了天。
文章用大量数据揭示了当今中国生态状况：百分之八十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中国的GDP是带血的GDP，是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堆积起来的（这都是张宏良的原话！）。
另外在对待三公消费问题上，左右派也表现出严重一致。右派极其憎恶政府官员三公消费，反对政府用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满足一己私欲。而左派也当仁不让。几天前国内左派网站曾就广州市三公消费大力鞭笞。那里揭露：仅在去年，仅在广州市的四个大商场，就有40亿购物券被消费。购物券是什么？是政府发给他们职员的消费补贴。40亿，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它是广州市政府年度开支的1／6。不算公车、不算公费旅游，仅仅四大商场的消费券。这么巨大的政府开支为什么不用在福利、教育和医疗上，为什么不用在校车上？
可见中国左右派不仅有共识，而且相当巨大。既然两派都有反腐、反贪官、反官商勾结的斗志，都有让人民参政、议政的诉求，都有为弱势群体请命的意愿，都有对三公消费的痛恨，那么为何不坐下来，就其共同点一起努力，迫使中共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改变？这不比长期争吵而不果更有社会价值？这不比打口水张更惠及百姓？
客观地讲，左右派实际上还是曾坐在一起过的，而且不止一次。今年十月，大概是中旬，国有企业与世界未来发展论坛携多家经济报刊、杂志社在京召开了一场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当今国内政治经济舞台比较活跃的左中右各路精英，同时还邀请了国外学者。
结果开会不久，一些学者跳上讲台上对发言者破口大骂。会议进行到下午时，左派学者只剩下张宏良一人，其余的都退场了。第二天，个别右派学者没到场，而所有左派学者全部缺席（可见今天的左派，还是未得毛的真传：让人说话，天是塌不下来的。当然最后如何收拾说话的人，那是另一回事了）。
一个带有学术性质的研讨会，参加者大都是知名教授、专家、管理精英、理论精英，只因为政治理念不合，就打的一个学术性研讨会不欢而散。文人们踢场子，也算中国一大发明。难怪连老外（加藤嘉一）都写文章，说中国左右派之间缺乏交流意识。说白了，就是不懂得如何交流，也不愿意学习如何交流罢了。
我在寻找根源：为什么西方的各政治派别能坐在一起，而我们却不能？除了一般认为的：中国人缺乏包容、妥协、退让的文化、意识、素质外（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确缺乏和解的成功经验与例证），是否还有其它什么我们没大注意到的地方？目前我初步下了一个判断：中国左右派坐不到一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不属于利益矛盾，而属于信仰矛盾，意识形态矛盾。利益是可以交换的，但意识形态不能交换，信仰更不能交换。尤其是信仰，她是排外的。
从这个意义讲，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国还完全没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社会（西方国家大都属于成熟的商品经济社会）。起码在意识上，在价值观、在世界观上还没进入商品经济社会。还存留着改革前的认识。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层面上更是这样。他们对社会的解释依旧没有走出“一种信仰战胜另一种信仰”，“一个意识形态战胜另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阶段。
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交出一部分利益，以换取和保护另一部分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妥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否则两败俱伤对谁也没好处。在民间，资方与劳方的成功谈判，最能说明问题。另外在政府与国会中，国会各党派议员中，也体现到这点。
但是我们必须回到现实中来。我们不该因为我们目前尚未具备商品经济社会的条件，就眼睁睁看着社会资源（关注中国百姓、关注中国发展的舆论资源）浪费和流失。因此在左右派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回避存在于他们之间巨大分歧和争议的地方，就相互的共同点，携手办几件事实，对中国社会进步有所作为，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尝试。
左派有一些运营、管理的相当不错的网站。右派的南方报业网，以及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等四大门户，也可谓功能齐全，读者众多，影响力甚大。中国网民已近五亿，这个资源实在太大了。
我认为，利用网络这个资源，先从左右两派共识的两个方面下手，第一个：一致力推政府做出退步或承诺，全国以及地方人民大会代表真正做到由人民自己一票一票选出。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举代理投票人。比如一个人可以代表他全家投票。第二个：将扼制三公消费具体方案，提请全国人大讨论，立法。
不管先走哪步，着着实实地干几件事，才是真章。
说到这，我想起piachan博对左右之争扔下的一句话（大意）：“当年国共都能坐在一起”，左右派又有什么不可？是呀！国共争雄天下的矛盾，怎么着也比我们民间要激烈得多，血腥得多，残酷得多，不可调和得多吧？
我很欣赏纽约居士所说的：促使左右派“结成同床异梦的统一战线”。其目的在于，先努力将双方认同的“民主诉求”，法律化。这样以后的事就都好办多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将解决实际的问题，与民主（包容异议）操练同时进行，进而达到和解。而左右派和解之时，就是中国真正进入民主社会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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