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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3
一位网友发来一篇谈台湾民主的文章，颇有代表性。由于自己对这个话题一直十分关注，而且多次应邀到台湾观选，有许多直观的感受，便专文回复。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台湾的民主转型是奇迹。我在台湾观选期间，台湾的学者也不只一次重复这个结论。其理由是，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发生流血和暴力事件。确实纵观古今中外，哪个国家民主转型没有经历过长期的内战、政变、复辟和血流成河？甚至国家分裂？
台湾民主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这要归功于蒋经国时期成功的开明威权体制。一是经济发展，形成中产阶级，营造了一个均富的社会。二是教育普及。三是社会相对廉洁，民怨较少。四是由政治强人蒋经国本人自上而下的推动。五是美国的因素。特别是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2004年两颗子弹引发的选举争议，都是在美国的影响下才平稳渡过。六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对台湾政策发生变化，由敌对走向缓和。改变了台湾的外部生态。这使得蒋经国不仅可以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也为其终止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戒严创造了条件。
蒋经国推动民主化还有两个历史偶然因素。一是他访美期间遇刺。虽然脱险，但也令他思索何以在蒋家做出如此之多的贡献之后，仍有台湾民众对之如此仇恨。二是他内定的家族接班人蒋孝武因受江南案拖累，被迫外放新加坡。此后，他才公开宣布蒋家不再继任“总统”之位。
最后还是要指出的是，台湾做为一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万的小岛，也是其民主可以创造奇迹的先天条件。古希腊时代，公认的就是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之地取得成功。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什么是奇迹？奇迹就是极小概率的事件，是极难发生的事情。所以，大陆如果实行民主化，从常规来说也要付出绝大多数国家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台独、疆独、藏独都主张中国民主化的原因。只有大陆民主化，才会导致大陆内乱，它们也才从而有机会实现独立。2010年台湾观选期间，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对方十分坦率的讲应该支持大陆的民主化，这样就可以令大陆分化，分裂，而且还可以产生台湾的内应（可参见本人观选系列）。倒是利益和大陆更为密切的国民党，反对大陆过早的实行民主化，也承认一个国家在没有解决国家认同之前实行民主化极易导致解体。这是主张大陆民主化的群体所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说英法再付出代价后可以东山再起，中国是否可能呢？当然不少自由派人士或者不承认这一点，或者认为民主比国家解体更重要，对这些人，我们无话可说。
其次，台湾民主化之后，衡量这一制度的标准应该是经济发展和民生。而不是民主本身。台湾在两蒋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总体廉洁，而且没有族群对立和分裂。但进入李登辉时代，腐败和黑金政治盛行。到陈水扁时代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陈水扁本人，他的家族、亲信，更是遍及所有的执政团队。除“教育部”没有卷入外，其他各部无一幸免。而且陈水扁贪污真相是在其下台之后才曝光的，而且是被瑞士发现和揭发。台湾的政党监督、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都没有发挥作用。无独有偶，亚洲四小龙的韩国自民主化后，也是腐败丛生，所有民选总统前腐后继，无一例外。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和香港在经济起飞之后并没有走向民主，但廉洁程度远高于韩国和台湾。
不过，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廉洁指数，台湾排名在大陆之前。但两者并不可比。一是台湾的发展阶段和大陆不同。台湾实行民主化之前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一直是实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转轨的问题。二是台湾过小。事实上，和大陆具有可比性的是同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和面积相近的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尼。要知道，所谓的金砖四国，中国一国的总量就超过其他三国的总和。廉洁程度也普遍优于它们。
这里还要谈一下财产申报制。以西方的经验看，实行财产申报制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一是要有健全的银行监督体系。要求每人都有银行账号，所有收入都直接进入。一旦有一定数量的现金存入，必须到银行说明来源。如果账号现金长期不消费（比如有灰色收入），银行立即向税务部门举报。二是普及的信用卡制度、个人支票并规定日常消费超过一定数额不得使用现金。只有这样，财产申报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即使公布了，也不会被相信。实际上也不会起作用。现在的台湾，也同样由于这样的问题，如无法对现金的使用进行控制，所以虽然有财产申报制，也形同虚设。2010年在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座谈，针对本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们也承认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台湾民主化后，经济发展迅速放缓。从四小龙之首降为四小龙之末。虽然也有人认为台湾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事实上，台湾经济下滑则和内部党争、弥漫全岛的政治内耗直接相关。其根源在于民进党执政八年，出于意识形态和选票的需要，刻意制造族群对立和冲突。不仅如此，就在全球都在搭大陆经济起飞的快车时，同文同种、近在咫尺的台湾却选择自我封闭、肆无忌惮挑衅大陆的政策。结果强行推行的南进政策失败，损失惨重。挑衅大陆的结果导致大量的外资撤离台湾。在今日的台北，极少能看到外国人，也极少遇到堵车。一份报纸的价格可以十年不变。足见其经济现状。如果不是两蒋时代打下的厚实家底，台湾恐怕早就退回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了。大陆民主化且不说出现的动乱，仅经济停滞二十年，想想是什么后果？
台湾经济的停滞还和各政党选举时竞相不负责任的许诺有关。尽管整个台湾除台北和台中市外，都负债累累，但不管哪一方选举时根本不顾财政能力，极度慷慨，对社会福利竞相加价、加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有资金发展经济？国民党执政后，开放大陆游客赴台和两岸直航。深绿的台南则要求建立直航航班。高雄的陈菊为了吸引大陆游客甚至要求开放三军官校让陆客入内参观。要知道三军官校前身就是黄埔军校，蒋介石曾被视为黄埔永远的校长。陈菊则把蒋介石铜像大卸八块。从过去的反将先锋到今天开放军校给陆客，其转变之大令人瞠目。不过只要想想高雄市上千亿台币的债务，也不难理解。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据台湾财税资料中心数据，目前台湾最富家庭和最穷家庭的收入差距为75倍----根据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今年在人大会上的发言，大陆为40倍。尽管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关系迅速升温，合作交流成为潮流。但直到今天，台湾的失业率仍高居四小龙之首。
台湾的经济如何其实无需多少数据，只要到台湾走一下就一眼明了。它的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比大陆要落后二十年。大致相当于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用连战的话讲，来到台湾如同到了第三世界。
第三，台湾的民主另一个致命伤是未能阻止台独势力的坐大。这也是大陆民众无法认同台湾民主的重要原因，也是台湾民主劣质化的根源之一(直到今天，尽管台湾已经四次直选最高领导人，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选举主轴仍然是“我是台湾人”。)。民主化可以给任何政治思潮和力量提供发展空间。但是否有效遏制极端思潮则成为检验民主成效的一个标准。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期间，法西斯主义席卷全球。但最终仅仅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等国取得成功。在英、法、美均是昙花一现。台湾民主化之前，主张国家分裂的台独思潮是非法的，这也确保了台湾内部的和谐，也为经济起飞创造了必要的稳定条件。但民主化之后，台独思潮合法性，并借助民进党的执政，成为今日台湾重要的政治势力。台独的坐大，不仅令台湾整体撕裂、引发内部冲突，更导致两岸关系严重动荡，也威胁到亚太和世界的和平。如果不是大陆和美国的制衡，台湾早已借助民主化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今天的中东也是如此，一旦放开，获胜的往往是伊斯兰主义者而不是民主主义者）
第四，借助民主这个形式，台湾的官二代、富二代愈演愈烈。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只有二十多年，已经形成多个政治家族。如连战家族，其子连胜文为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家族，其子吴志扬为桃园县县长。现在的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其父则是国民党大老郝伯村。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其岳父高育仁也为政坛大老，曾任台湾省议会议长、立法委员及台南县县长。现在的陈水扁虽然关于监狱，但其子仍可凭他的荫持，最高票当选高雄市议员。至于台湾基层，更是父传子、子传媳。2009年县市长选举过后，花莲县县长傅崐萁竟然任命自己的前妻为为副县长。台湾的选举，已经把官二代漂白了。2010年在台湾观选的最后一天与当地学者交流，他们也承认官二代现象造成的不平等已经打击了青年才俊进入政坛的热情。台湾之所以出现大量的官二代现象，原因在于它的官僚体系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事务官相当于大陆的公务员，需要严格的考试。但不允许参与政党政治，也不与政党共进退。政务官则由选举产生或者选举获胜的政治人物任命。现实政治中，官二代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如知名度、党内的支持率。在台湾分为蓝绿的现实格局下，在各自选民占优的选区内，无论是谁出来选举都会获胜。这也是为什么陈水扁之子陈致中既送卷入其父的贪污弊案，又在选前发生嫖妓丑闻和谎言被戳穿，但依然可以最高票当选。
官二代在大陆也是一个关注的热点。但客观来说大陆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官二代现象。因为大陆只有相当于台湾事务官的公务员体系，任何人要起进入都是必须经过万里挑一的考试，是否能够入围完全凭借能力。所以在今年举行的一项调查也表明，89.6%的党政干部自认来自草根。
至于为官者为其后代谋取私利，如经商，则属于腐败，而不是官二代现象。当然入围之后，在同等条件下，如果有家族背景，其仕途升迁会有更大优势。但在今日中国，无论是谁，什么背景，也都要从最基层（县乡）一步步历练才能走向更高的发展平台。
第五就是台湾的媒体。今日台湾媒体已被整个社会视为乱源。媒体已无中立，非蓝即绿。丧失了做为第三权的中立、客观、监督的作用和功能。不只一个台湾朋友告诉我，不要相信台湾的媒体，更不要靠媒体来解读台湾。几乎每个政党都在指责媒体。这就是新闻自由后的现状。
正如台湾媒体人南方朔所评论的：“媒体不但没有促进民主发展，反而是扮演倒退、激化的角色，不断的煽风点火”。就是蓝营媒体批评蓝营，绿营媒体批评绿营，也都是如此：“把情绪推向极端，媒体对社会是破坏角色。”
媒体的失格，在2010年五都选举前连胜文枪击案一事中表现的最为令人触目惊心。偏绿的“三民自”三大电视台，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对此视而无睹，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以我个人的观察，台湾的媒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色情、凶杀为特色的《苹果日报》。这也是今日台湾销量第一的报纸。另一类是以极端政治立场为特色的《自由时报》----其报头就是“台湾优先，自由第一”。如果法国的报纸也这样写，大概是会有种族优越论的嫌疑。我在台湾观选，每天都买报纸，如果有活动耽搁，《自由时报》往往售罄。格调一直较高的《中国时报》则沦为破产境地，后被大陆投资的旺旺集团收购。
不管立场，仅就办报水准来讲，台湾媒体远逊于大陆。
最后谈一下两岸的官员。我在台湾也接触过不少的官方人士，确实感到他们已经不在高高在上，简单说不再有官架和官腔。在大学和台湾学生交流时，凡是去过大陆的学生也对大陆官员的高高在上颇有微词。虽然最高领导人胡温平民化的风格已和西方的政治人物并无二致，但各级官员还差的太远。但我相信，胡温做的到，各级官员也同样做的到。更何况中共履政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甚至直到文革，都能做到这一点。何以以后做不到呢？更何况现在的重庆也正在向这个方向演变。
总的感觉，这位网友对台湾和大陆的了解都不够深入和全面，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难以站的住脚。比如，他认为台湾经济发展缓慢，但社会代价也远小于大陆。比如没有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资源浪费我想这个世界最严重的是美国。至于环境污染，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环境污染之严重超出想像。当时的官员要去检查，都必须穿防护服。台北驻法国代表处代表吕庆龙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回答：“台湾在五十、六十年代是超级穷，从七十、八十年代，发展就是呈直线的，但是当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环境污染是相当严重。”至于这位网友提到的姚立法，实际情况却是姚立法可以自由独立参选，而且也正常胜选。但转折点是在他接受美国邀请出访之后。在西方，一个政治人物接受外国的资助是严格禁止的。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就是因为误接受旅日韩国人的捐助而不得不辞职，根据法律还将判刑和剥夺公民权。在中国，同样也是严禁外国势力介入国内的政治。还有拆迁也属于这种情况.从总体来说,今日中国的拆迁已成为百姓致富的手段。这和九十年代不同。九十年代是在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强拆。现在则是漫天要价之后、法院审理之后的执法。这里可以对比一下西方。美国建横贯铁路的时候，宣布铁路两侧十公里的土地面积归投资者所有。所有印地安人和野牛群都被消灭。法国在二战后出现三十年经济起飞，也出现大量的强拆现象----尽管这也是民主国家。后来经济起飞了，这种现象才减少。目前法国的做法是，如果需要拆迁，先按相关规定给出一个补偿方案。如果不同意，就诉诸法律。法院批复后，就可以执行。另外还可以举一个今日美国的例子。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议二十年后高铁覆盖全美80%。结果第一条高铁，尽管由联邦政府提供90%的资金，地方仅承担10%的费用，仍然被地方政府拒绝。拒绝的原因很多，比如高速公路和航空等利益集团的反对，还有一个原因是今日美国已经无法解决拆迁问题了。
哪么台湾民主化的试验究竟对大陆产生何等影响？应该说，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反面教训。它的内耗、选举时的暴力事件（两次枪击案）、立法院的全武行、官员的贪腐、台独坐大以及经济停滞，都令大陆社会对台湾的民主说不。如果说1912年的中华民国失败的尝试使得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现在的台湾民主化，则更令大陆坚定走自己道路的选择。
附网友来信：谈谈台湾民主
台湾自1996年实行普选制以后，告别威权体制，快20年了。这期间经历四次大选，综合看来，有正副两方面的特点；
正面因素是，温和，理性，法制，文明，有序。没有出现泰国式的军事政变和民变，也没有非洲、南美式的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冲突，选举纷争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副面因素是，群族撕裂，买票贿选，人身攻击，选举奥步。
相对于大陆而言，台湾民主有以下优势：
一，普选和多党轮替制，各党依选票上台，相互攻讦，大量的贪腐得以及时揭发。反观大陆，一党体制让很多贪腐长期得不到揭发，逍遥法外。这也是在透明国际中，廉洁指数排名，台湾远高于大陆的重要原因。60多年了，中共连个人财产公开申报都不敢实行，心虚胆怯，在民意面前发抖了吧。
二，台湾各级政府害怕选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公务员才真正像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反观大陆，基层官员架子多大？仗势欺人，以权谋私层出不穷。武汉出现了一个官腔十足的少年儿童，就是这种官僚体制的产物。台湾可以出像邱毅这样的“揭弊天王”，大陆就连一个姚立法都容不下。湖北潜江市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姚立法，被称为“新中国民主之父”，简直就是当代的李公朴，闻一多。
三，台湾社会，以蒋孝文为代表的官二代渐渐成为历史垃圾。反观大陆，“我爸是李刚”、“我爸就是国法”，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成为社会一大公害。
四，台湾社会，短期内经济发展并不快，跟大陆比简直有停滞的感觉。但是长期来，经济还是得到一定的发展。因为民意希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而且，其缓慢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社会代价，远小于大陆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五，台湾社会，没有行政强拆，更没有暴力拆迁。想想，大陆这几年的暴力拆迁引起的自焚事件此起彼伏，群体事件风起云涌，维稳开支超过国防开支。
六，台湾选举中正面因素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副面因素将长期存在，但终究成不了社会的主流。多次选举的历程，比较一下，2000年选举差点引发军事政变，2004年大选又差点激起了民变，但始终在可控制的范围，最终都在法律层面解决。2008年选举，正面因素占主导，副面因素大量存在，相对前几次选举，则进步得多了，温和理性得多了，不得不说台湾社会进步了。可以展望的2012年选举，肯定比前几次还有进步。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理想状况是，正面因素完全盖过副面因素。
七，相对而言，台湾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对大陆产生强大的“软实力”。2017年香港双普选了，十年、二十年后，随着两岸民众交流的加深，大陆民众亲眼见到民主比威权的优越性后，会对中共当局形成巨大的民意压力，从而推动中国大陆，和平理性的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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