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大丈夫与爱国情怀
--美国国殇日与1989年中国大陆六四国殇反思
王志勇 牧师
目录
一、基督徒大丈夫
二、基督徒政治观
三、基督教与政治
四、政教分离原则
五、基督教爱国主义
六、教会讲坛与政治
七、美国国殇日与美国精神
八、中国大陆六四与中国未来出路
背诵经文
拒绝遗忘，纪念六四；悔改和解，走向未来。
基督徒大丈夫与爱国情怀
--美国国殇日与1989年中国大陆六四国殇反思
王志勇 牧师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9：1-3）。
沃格曼在其《基督徒政治学》一书的序言中强调说：“人们的宗教性是不可治愈的；他们的政治性也是不可避免的。”（People are incurably religious; they are also unavoidably political）。[1] 加尔文强调人生来就是具有宗教心、道德心和政治心。[2] 因此，排除政治的神学必然是违背人性，背离真道的神学；同时，缺乏神学思考的政治也必然会蜕变为思想肤浅、立场混乱的政治。
可悲的是，宗教有时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但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宗教是更加可悲的！而不能利用世上的一切来荣耀上帝的宗教则是怯懦、无用的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心灵的鸦片，是来自魔鬼的假冒伪劣的毒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共产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土崩瓦解，伊斯兰教只能以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佛教、道教、儒教等东方古老宗教在今日现代化的洪流中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法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自由化提供指南。基督教以前所未有的雄健姿态在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复杂局势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基督徒弟兄如何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乃是基督徒弟兄公共见证的主要部分，也是基督教在公共领域中发挥光与盐的作用的关键（太5：13-16）。自从人类始祖堕落以来，犯罪所给人带来的一大现象之一就是阴盛阳衰--弟兄不愿意承担自己在家庭、教会和社会中的带领人的职分（创3：12；士4：8）。本文根据圣经启示和清教徒传统阐明基督徒弟兄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围绕真正的爱国主义阐明合乎圣经的基督徒政治观，鼓励基督徒弟兄勇于承担，当仁不让，努力在个人领域中攻克己身，在公共领域中作光作盐。
一、基督徒大丈夫
基督徒有真有假，真正的基督徒也有软弱和坚强之分。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是真的按照上帝的圣言去行，即使我们仍然是一小群，也能够像当初的保罗一样震动这个罪恶的世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徒17:6）。此处的“搅乱天下”在英文钦定本中就是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一位研究清教徒历史的著名学者就曾经以此撰述：《搅乱天下：英国革命时期的激进观点》。[3]
问题是目前的基督教、目前的基督徒还有自己的观点吗？美国惠顿大学基督教思想教授诺勒曾经感叹：“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就是没有什么福音派思想”（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is that there is not much of an evangelical mind）。[4] 高登-康威尔神学院历史和系统神学教授外勒斯先生发表其三部曲：1）《真理无处容身—福音派神学到底发生了什么？》；2）《处于荒原中的上帝—真理在一个逐渐丧失梦想的世界中的处境》；3）《美德的丧失—为什么教会必须恢复其道德的异象》。[5] 思想上的贫乏和冷漠所导致的就是信仰上的肤浅、行动上的软弱。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争战的领域中，已经越来越丧失了自己在真理上的见证，更不用说为这个思想混乱、道德滑坡的世界指明方向了。
孔子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6] 基督徒大丈夫首先要在真理上作大丈夫，恳切地学习真理，勇敢地为真理作见证。“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两大应许，也是基督徒的两大特权。熊十力先生称“欲救中国，必先救中国学术。”基督徒要明白自己所信的是谁，要知道自己当怎样行，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必须先从认真地研究圣经开始。
1、真正的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被圣父上帝拣选、被圣子上帝救赎、被圣灵上帝重生和更新的人（弗1：3-14；约3：1-15）。其特征就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遵行诫命，爱主爱人（箴9：10；传12：13-14；太5：17-20；加3：26-28；约壹5：1-4）。
真正的基督徒甚至不以个人的得救为念。当以色列人因为拜金牛犊而面对上帝可怕的审判的时候，摩西曾经在上帝面前如此祈祷，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出32：31）；保罗也曾经如此直抒胸臆：“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9：1-3）。
2、真正的大丈夫
孔子“君子”人格：1）仁者“爱人”--内心自觉自发的“仁”的道德境界—“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7] 2）“克己复礼”--遵循外在的“礼”的道德规范--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8] 3）“忠孝双全”--要有基本的道德情感“忠孝”意识—“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9]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0]4）具备完美的“信义智勇”的道德情操。“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1]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12]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3]
孟子“大丈夫”品格：1）大丈夫的追求—舍我其谁：“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14] 2）大丈夫的定义—以道为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5] 3）大丈夫的气概—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也。”[16] 4）大丈夫的节操—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7] 5）大丈夫的历练—九死不悔：“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18]
圣经当然也提倡这种君子或大丈夫性格。吴经熊先生在翻译《诗篇》的时候，就把“敬畏上帝的人”翻译为“君子”，他把第一篇翻译为“君子与小人”：
长乐唯君子，为善百祥集。不偕无道行，耻与群小立。
譬如溪畔树，及时结嘉实。岁寒叶不枯，条鬯永无极。
哀哉不肖徒！与斯天渊别。悠悠逐风转，飘飘如糠屑。
天心所不容，群贤所弃绝。 我主识善人，无道终沦灭。[19]
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真正的“大丈夫”。“大丈夫”这个词在中文合和本圣经中出现在七节经文中：1）非利士人鼓励自己与以色列人争战：“非利士人哪，你们要刚强，要作大丈夫，免得作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作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争战”（撒上4:9）；2）大卫哀悼勇士押尼珥：“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作元帅的大丈夫吗？”（撒下3:38）；3）约押鼓励以色列军兵争战：“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上帝的城邑作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旨而行！”（ 撒下10:12；代上19:13）；4） 大卫在死前激励儿子所罗门：“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作大丈夫”（王上2:2）；5）上帝藉着先知以赛亚激励以色列人：“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作大丈夫。悖逆的人哪，要心里思想”（赛46:8）；6）保罗激励在哥林多的信徒：“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林前16:13）。这几节经文几乎都和争战有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生一世都要与世界、撒但和我们自身残余的败坏争战，我们必须靠着主的恩典，刚强壮胆，作耶稣基督的精兵，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罗7；林后10：3-5；加5：13-26；弗6：10-20）。
基督教本身就是圣徒与英雄的宗教。《希伯来书》11章所列举的信心的伟人都是大丈夫式的人。二十世纪得蒙上帝重用的中国传道人倪柝声弟兄：“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十八世纪前往印度宣教的英国宣教士威廉·凯利：“为主想大事，为主作大事。”美国著名作家、牧师布鲁克（Phillips Brooks, 1835-1893）强调：“不要祈求轻松的生活。当祈求成为男子汉大丈夫（stronger men）！不要祈求与你的能力相符的使命，当祈求与你的使命相符的能力。”[20]
保罗的大丈夫观：1）卑微与伟大：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提前1:15-16）；“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林前15:10）；“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上帝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加2:6）。2）异象与使命：“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26:19）；3）委身与受苦：“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林后11：23-29）；4）赏赐与安慰：“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6-8）。
每个基督徒都应当靠着上帝的恩典，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历真正的基督徒人生的伟大：
1）认识伟大的上帝――认识那创造天地，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17：3）；“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和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9：23-24）。
2）认识伟大的形象――认识上帝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每个人生来都是天才；每个人都是天才，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在基督里更是天之骄子，我们身上因着原罪和本罪而受到扭曲的上帝的形象得以更新，越来越能在基督里活出上帝的形象（创1：26-28；诗8：5-8；弗4：24；西3：10；彼前2：9）。
3）得着伟大的异象――上帝创造我们，保守我们，救赎我们，必然也要使用我们；形象不是摆设，乃是为了异象；生命不是虚设，乃是为了使命。生命是我们使命的根基，使命是我们生命的方向。“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29：18）；“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山上的城，你们是灯台上的灯”（太5：13-16）；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26：19）。
4）培养伟大的品格――用上帝的话语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靠圣灵所赐给的大能大力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思想上的美德、灵命上的美德、社会上的美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罗8：28-29）；“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5：22-24）；“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 神的性情有分。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后1：3-11）。
5）投入伟大的争战――在世界性的文化争战中，在自己蒙召的岗位上，积极工作，追求卓越，为真道作美好的见证。“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 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来12：1-4）。
6）成就伟大的事业――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上帝衷心的仆人，在小事上忠心，从现在作起，从自己作起，必然成就一番伟业；“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
7）得着伟大的满足――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品格，也不是以我们的工作，惟独倚靠上帝藉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在上帝面前得着满足的喜乐，在基督里得胜有余，福杯漫溢（诗23；哈3：17-19；罗8：31-39）。[21]
二、基督徒政治观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观。基督徒政治观就是根据圣经整全的启示建构自己的政治观。基督教本身就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是特指基督教作为独特的世界观在政治、律法等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作用。[22] 这就是说，基督教本身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拯救个人的灵魂，也包括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实际上，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否是他的门徒，真正的检验就是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有没有发挥“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的作用（太5:13-16）。
二十世纪中国教会中盛行的以“挽救国运，重建国家”为主题的本色神学和处境神学固然具有利用基督教的嫌疑和危险，[23] 而戴德生、倪柝声、王明道为代表的基要派、敬虔派对文化和社会的轻看和漠视，也使得中国传道人甚至不具备起码的政治常识，正如赵天恩牧师所总结的那样，“他们多数对政治，就是中共的统战斗争理论一无所知，使他们很容易跌入陷阱。”[24] 既然牧羊人这样容易跌入陷阱，又怎能保护和带领羊群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因此，改革宗神学在政治观上一般都是采取“积极的行动主义的立场”（civic activism）。[25] 约拿单·爱德华兹强调：基督徒公民应当“全面地有责任感地参与公共事务，目的就在于提高公共生活的品质。”[26] 钟马田博士甚至警告说：“非常明确，基督徒缺乏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怀必定会使人疏远福音和教会。”[27]
1、政治的定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雅各（John James, 1735-1826）认为这是“一门神圣的科学”（A divine science）。 [28] 因此，对于基督徒而言，政治不是肮脏的交易，而是上帝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责任。
英文的政治politics来自希腊文polis，这个词是“城市”、“城邦”的意思。因此，“政治”原本的意思就是城市中市民之间的交流。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这并不是说人生来就想争权夺势，而是说我们人性的本质就在于我们与群体中的其他人之间要有理性的交流。因此，“政治就是城市，也就是社会群体，根据公众的益处而调整自己的生活。”在现代话语中，“政治”这个词更加强调的是权力之争。这种权力之争不仅仅局限在国家生活中，也包括其他领域，比如church politics, corporate politics, union politics, school politics。有时候这种斗争主要是思想上或感情上的，目的就在于说服别人。有时候这种斗争涉及暴力，更多的时候则是见不到明显的暴力。[29]
钟马田强调，政治是“妥协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深深地晓得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政治都是不完全的：“基督徒必须作为公民而行动，在政治和其他事务中尽职尽责，目的就在于得到可能得到的最好的条件。但是，我们始终必须牢记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因此，基督徒一开始就必须牢记他只能得到有可能得到的。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必须竭力争取最好的能够得到的东西，同时又要满足于得到并不是完全合乎基督徒的原则的东西”（The Christian must remember as he begins that he can only get the possible. because he is a Christian he must work for the best possible and be content with that which is less than fully Christian）。[30]
2、仆人政治观
与当今世界上盛行的以争权夺利为特色的“政治”相比，圣经上提倡以“非于役人，乃役于人”（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为特征的仆人政治观（可10：45）。
1）无用的仆人：“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路17：10）。
2）忠心的仆人：“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25:23）。
3）众人的仆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可10:44）；“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林前9:19）。
4）有见识的仆人：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太24:45）。
三、基督教与政治
任何宗教都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基督教作为上帝所启示的真宗教更是如此。改革宗神学作为一种全方位地回归圣经、荣耀上帝的运动，更是清楚地阐释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改革宗神学的强项之一就是强调上帝的主权，这一教义为现代政治所提倡的“有限政府”提供了真理上的依据；改革宗神学强调上帝所启示的律法的规范性作用，也为现代法治政府奠定了理论根基；改革宗神学所阐明的圣约论，直接导致了瑞士、荷兰、英国和美国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宪政共和体制的确立。[31]
威瑟普恩（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独立宣言》签署者，大陆议会成员，牧师，教育家，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强调说：“只有在敬畏上帝，具有内在原则的人身上，我们才能期望看到不受腐败的爱国者、有用的公民和不可战胜的战士。在美国，真正的敬虔和公共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不义之人试图推翻其中的一项，最终必然倾覆另外一项。唯愿上帝施恩，使人最终同时支持、巩固真正的敬虔和公共的自由。”[32] “谁最真诚、积极地促进那真正的毫无玷污的敬虔，谁最坚定地消除各种亵渎上帝、败坏道德之事，谁就是美国自由最好的朋友。同时，那些发誓抵挡上帝的人，我也毫不犹豫地称他为他的国家的敌人。”[33]
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强调：“在导致政治昌盛的各种意向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那种想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枉费心机。纯粹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和道德。它们与个人的和公众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即便写一本书也 说不完。我们只须简单地问一句，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藉以调查事件的誓言中，那么哪里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我们还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维持。尽管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心灵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说道德是一个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话实质上一点不错。这条准则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实朋友，对于足以动摇它组织基础的企图，谁能熟视无睹呢?因此，大家应当把促进发展普及知识的机构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政府组织给舆论以力量，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得更有见地，这是很重要的。”[34]
约翰·雅各强调：“宗教和美德不仅是共和国和各种自由政府的根基，也是各种政府形式下、各种人类社会中社会幸福的根基。”[35] 耶鲁大学校长德威特（Timothy Dwight, 1752-1817），著名改革宗神学家、牧师约拿单·爱德华兹的孙子，强调：“宗教和自由乃是整个政治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缺乏任何一大要素，另外一大要素都会凋萎、死亡......没有宗教，我们可能仍然享有自由，但这种自由是野人、狗熊和豺狼的自由，绝不是新英格兰的自由。如果我们的宗教消亡，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会同归于尽。”[36]
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家Edmund Burke （1729-1797）在谈及美国十三个殖民地的时候对英国议会说：“宗教始终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这个崭新的人民身上，宗教是从不衰竭的；他们对其宗教的认信也是导致他们的自由精神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群人民是抗罗宗基督徒；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思想上的屈从。这种确信不仅使得他们酷爱自由，并且也在这种确信上建立他们的自由。所有抗罗宗基督教，不管是极其冷淡的、极其消极的，都是一种持不同政见者。当然，在我们北美殖民地最盛行的宗教最讲究的就是抵挡暴政这一原则；它是持不同政见者中的不同政见，是抗罗宗中的抗罗宗。”[37]
伯克对自由的分析堪称经典：“假如没有智慧和美德，自由是什么呢？这样的自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因为这样的自由就是愚顽、罪恶和疯狂，没有任何限制。人在多大程度上喜欢以道德的锁链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就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享受公共的自由......除非对人的意志和欲望在某处加以一定的控制，社会就无法存在；内在的控制力越少，外在的控制力就越大。永恒的法则就是：心灵缺乏节制的人是无法自由的。他们的邪情私欲就是他们的锁链。”[38]
三、政教分离原则
二十世纪最猖獗的专制政权就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的红色中国。他们一致强调“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施鲍洛分析说：“他们真正的意思就是国家与上帝的分离。他们的观念就是国民政府不可处于上帝之下，必须独立于上帝之外，拥有自己自法性的权威（autonomous authority）。”[39]
1791年12月15日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施鲍洛分析说：“第一修正案所表达的观念并不是说我们的国家独立于上帝之外，更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上。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在其本源上是自觉地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的。但是，第一修正案所拒绝的就是给与任何特定的有神论群体在法律上的特惠地位。” [40]
美国宪法第一个修正案所规定的分离乃是教会作为一个组织与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分离；国家不能把某个特定的教会或宗派作为在税收上特别支持的对象。[41] 因此，政教分离原则绝不是指“宗教和国家的分离”（separ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tate），而是指“教会与国家的分离”（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42] 更重要的是政教分离绝不是“上帝与国家的分离”（separation between God and state）、“基督教与国家的分离”（separ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tate ）、“道德与国家的分离”（separa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state）、“圣经与国家的分离”（separation between Bible and state）！[43]
因此，合乎圣经与合乎历史的“政教分离”乃是指教会与国家“在功能上的分离”（a functional separation）。[44]
五、基督教爱国主义
何谓真正的基督教爱国主义？1949年之后大陆共产党政权辖制教会，为教会提出了“爱国爱教”的口号，发动所谓的“三自爱国运动”，欺骗世界舆论。[45] 但是，这种所谓的“爱国”，正如丁光训所阐述的那样，“在我们，爱国不仅是爱一个抽象的历史古国，爱国首先是热爱新中国。”[46] 这种“爱国”乃是赤裸裸的政治上的奴颜婢膝：“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有了党的领导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离了党的领导，就必一事无成。”[47]
1、基督徒的爱国首先是求上帝的国度
耶稣基督强调：“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6：33）。此处的“国”是指上帝的国度。因此，我们基督徒追求和效忠的第一对象并不是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的国家。
1778年，华盛顿在签发给部队的命令中强调说：“我们正在热心地履行我们作为好公民和士兵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们不应忽略在敬虔方面更崇高的责任。我们固然欣赏与众不同的爱国者特质，但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就是赞美那更与众不同的基督徒特质（the more distinguished character of Christian）。”[48]
2、基督徒的爱国乃是按照基督的教训参与国家管理
美国第22任和24任总统Stephen 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宣布：“一个公民如果是基督教绅士，就会是更好的生意人。当然，如果根据基督教原则作生意，生意肯定会更兴盛......所有人都必须承认，接受基督的教训所导致的就是最纯粹的爱国主义，对公众的托付有着最一丝不苟的忠诚，所塑造的公民也是最优秀的公民。那些管理政府公共事务的人由此所得到的提醒就是：上帝的律法要求他们勇敢地忠于人民的利益，宇宙的大君王要求他们严格地从事管家的职责。这样一来，人的律法和上帝的律法融合成一个词，就是责任！不管是教会，还是国家，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就是在管理上都注重人的责任。”[49]
3、基督徒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努力使国家成为基督教国家
马太·亨瑞注释《马太福音》28章19节“使万民作我的门徒”（μαθητεύσα τε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时指出，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所有的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do your utmost to make the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50]
Francis Scott Key (1779-1843) ，美国律师和诗人，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的作者，“那些感到自己是在侍奉上帝，在自己所行的一切事上尊崇上帝的爱国者，有全能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引领的应许。哪怕是在他们个人极大的黑暗中，他们也会在上帝的圣言中发现‘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此，他所寻求的是要在世人面前使他的国家成为基督教国家，并且使这个国家的国格确实与基督教国家的名字相称。”[51]
六、教会讲坛与政治
清教徒毫不犹豫地传讲支持美国独立的“爱国讲道”（patriotic sermon）。波士顿著名公理会牧师约拿单·马太（Jonathan Mayhew, 1720-1766）在讲坛上大声疾呼：“君王受其誓约的约束，不得侵犯人民的法定权利，人民也有责任顺服君王。因此，一旦君王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他就丧失了君王的资格，而成为暴君。他如此行，就是自己有意地剥夺了自己君王的资格。”[52]
为什么在教会讲坛上也可以传讲政治方面的信息？马太在讲道中解释说：“有若干人认为在教会讲坛上传讲这样的主题并不合适，他们认为这是传讲政治，而不是传讲基督。要消除这种偏见，我请求大家牢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既然如此，为什么圣经中那些关乎国家的部分就不能考察、解释呢？”[53]
其实，在讲坛上阐明上帝对政治的旨意，一直是改革宗神学的传统。加尔文当初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每当选举日来临，他就在圣皮埃尔大教堂讲一篇道，“阐述公民有责任选举敬虔之人，当选者则必须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为上帝而领导百姓。”[54]
七、美国国殇日与美国精神
每年5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国殇日（Memorial Day），又称阵亡将士纪念日，一开始为纪念在南北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设立的。一九六八年，美国国会正式将“国殇日”定为联邦节日，并将原来纪念南北战争阵亡将士，改为纪念在任何战争中为国家捐躯 的将士，现在美国五十州已全部接受这个节日。 美国总统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发表的纪念阵亡将士的演讲，反映了真正的美国精神，也奠定了美国国殇日的基调：“我们应该在此献身于我们面前所留存的伟大工作--由于他们的光荣牺 牲，我们要更坚定地致力于他们曾作最后全部贡献的那个事业--我们在此立志宣誓，不能让他们白白死去--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 --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失。”[55]
1、山上之城
当初朝圣者和清教徒来到美国这片土地的时候，具有非常清楚的自觉的梦想：“我们必须思考的就是：我们应当成为山上之城（a City upon a Hill），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56]
2、圣约之国
“联邦主义”本来就是“圣约论”（Federalism）。[57]
1620年清教徒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就是基督徒在圣约观下自由缔结公共盟约(Civil Covenant)，从而开创一个公民政体的典范。正是按照《五月花号公约》所构建的的公约范式，清教徒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了美利坚联邦共和国。“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公民政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58]
3、法治自由
对于基督徒而言，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上帝的律法之下的自由。Katherine Lee Bates(1859-1929)是美国教育家和诗人，她所撰写的著名的爱国歌曲就是《美哉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这是美国国庆节必唱的歌曲:
O beautiful for pilgrim feet
Whose stern impassioned stress
A thoroughfare of freedom beat
Across the wilderness!
God mend thine every flaw,
Confirm thy soul in self-control,
Thy liberty in law! [59]
美哉福地先民足跡，堅忍激勵不移，
一心建立自由樂土，远及曠野無際！
美哉美國，福哉大地，上帝匡正扶佑，
堅定你靈助人律己，享受法制自由！
4、感恩悔改
始终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美国有感恩节。始终向上帝认罪悔改，所以美国在面对国家大事的时候总是有国家性的祷告日。
八、中国大陆六四与中国未来出路
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反贪污、反腐败、争自由的爱国运动，却被共产党以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这一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仍然没有得到正视。我们必须拒绝遗忘，纪念六四；悔改和解，走向未来。正如《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20周年的宣告》所阐明的那样：“这是一场由中共少数当权者动用军队，对和平请愿民众的屠杀；这场杀戮将专制制度的残暴 和虚伪，以及人心最深处的罪孽和黑暗，赤裸裸地呈现在上帝和世人面前。但是，时至今日，这一惨案的真相仍被政府刻意隐瞒着，许多受害人依旧处于被逼迫的困境中。而中国人二十年来持续地活在一个由强权维系的谎言之下，以至于在年轻人的心中，这一历史已经被扭曲、甚至完全忘却。”
1、中国教会当珍惜清教徒传统
国家的悔改先从社会做起；社会的悔改先从教会开始；教会的悔改先从牧长开始，牧长的悔改先从心意更新开始。正如余杰弟兄所总结的那样：“中国最大的悲剧便在于，或一心学习法俄，或拼命效法德日，偏偏就是与英语国家伟大的清教徒传统和新教伦理擦肩而过。而正是清教徒的信仰与文化，缔结出了五百年来真正的]稳定的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我们认为，与清教徒的信仰与价值擦肩而过，乃是中国近代化‘屡战屡败’的关键原因。”[60]
2、中国教会当继承教会政治神学之传统
基督教在中国有蜕变为“只追求医病赶鬼、内心平安等原始宗教经验，缺乏对教义的内容、信仰的文化及社会意义的关怀” 的民间宗教的倾向。[61] 陈佐人牧师追问：“我作为一位基督教神学学者，特别需要再次回应一点普遍之提问：究竟宗教与政治有何关？特别是历史性之基督教与国族政治之渊源。中国人之宗教观深受一般民间宗教之影响，根深蒂固地视宗教为他世之追寻，与此世之有功利性质边际关系。”[62] 实际上，“基督教信仰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外部之延伸，反而是一中内在之关联。可惜的是现代传统教会基于各种因素而持守一种避世心态，将一切有关社会与政治之事均排拒于教会门外，此种分割的世界观忘记了基督吩咐我们在世为光为盐之使命，更将政治关怀看作是神学家之‘业余活动’，由此而未能真正鉴赏二千年来教会历史中政治神学之丰富传统。”[63]
3、中国教会当带领中国走向悔改与和解之路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会应当兴起发光，通过讲道、祷告和善行，带领中国真正走向悔改与和解之路。正如寇尔森所强调的那样：“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上帝的国度的价值来。”[64] 余杰弟兄强调：“中国已经有了数千万基督徒和数十万教会及团契。我们不能躲藏起来偷偷摸摸地持守信仰，不能满足于充当礼拜天的基督徒，更不能对那些饥渴的、呻吟的、苦痛的同胞视而不见。既然受中有多余的饼，就应当分给那些饥饿的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隐秘的信仰，不是‘大隐隐于市’的秘密社团；教会不是俱乐部，不是一种自娱自乐、自我安慰的沙龙。没有同情心和良知，信仰者的生命便会逐渐枯萎；没有爱心和灵性的复兴，便没有中国教会真正的复兴。”[65]
正如众多基督徒牧者和基督徒所签署的在《悔改与和解：目前中国社会的唯一的出路》一文中所宣告的那样：
作爲基督徒，我們深信：悔改與和解是目前中國社會的唯一出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聖經•馬太福音》4章17節）。目前中國社會在經濟上有巨大的進展；在法治建設和人權保障上，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法無天的現象相比，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在一黨專政、道德頽廢、民族矛盾、城鄉差异等問題上，長期舉足不前，其癥結之一就是政治改革的極端滯後。要突破目前的困局，個人和群體都當爲自己的犯罪而真栈诟模瑤涨覍で笤诨诟牡幕?A上達成個人、群體之間的 和解與共融，消除暴力、內戰、分裂的內在毒根和外在土壤，擺脫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我們深信，上帝造人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 創造的，每個人都具有來自上帝的不可剝奪的自由和尊嚴；同時，上帝也把治理全地的權力賜給了每個人（創1：26-28）。家庭、教會和國 家都當根據個人的同意而自由結合，幷且以保障和促進個人的自由和幸福爲主要目的。因此，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依靠暴力和强權淩駕于其他人之上，假借“主 義”、“國家”、“民族”之名肆意踐踏個人的尊嚴和權利。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中國真正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世紀，任何以暴力和謊言歪曲真理、强奸民 意、奴役他人、踐踏人權的個人和群體都會受到至高上帝公義的審判。
在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暴政时期，原俄罗斯已经和平逊位的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被残杀、活埋、尸体都受到凌辱。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多 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 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66]
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人，我们身上都流淌着该隐杀兄的鲜血（创4：1-16）。即使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是站在更高的道德地位上谴责别人，保罗强调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罗3：9）。因此，对于纪念六四而言，我们基督徒所主张的不是报复，而是悔改与和解。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没有任何和解可言；没有和解，我们只能重复中国几千年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在这中国大陆1989年六四国殇22周年的时候，笔者泣泪心祷：圣洁、公义、慈爱的主啊，求你在申中国无数灵魂流血之冤的时候，怜悯中国，赐福中国，光照中国。因为你若按着你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来究察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在中国这长达五千年的专制历史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加害人。求你赐给我们中国人悔改的心，求主破碎我们冷漠、自私、刚硬、愚顽的心，让我们为自己抵挡上帝、否认上帝的大罪悔改；让我们为歪曲、谬传你的福音的大罪悔改；让我们把我们的悔改扶助行动，用坚定不移的爱心和谦卑去感化那些仍然在黑暗中执迷不悟、继续作恶的人，用爱人如己的心志去帮助那些在人格尊严上被粗暴地践踏的人，用己立立人的真情去教导那些爱慕真理和公义的人。愿耶稣基督这公义的日头在神州大地升起，驱散我们的黑暗，医治我们的创伤，复兴我们的灵魂。愿那些在我们之后的中国人能够得享真正的自由和法治，不再把年轻、宝贵的鲜血倾洒在坦克、机枪面前。愿中国能够成为敬畏上帝，渴慕公义，尊重人权的大国。阿们！
背诵经文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14:34）。
“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
“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诗67:1-3）。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3-16）。
[1] J. Philip Wogaman,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
[2] 王志勇：“雅和博圣约世界观四大种子，”《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经学院里默想录》书稿。
[3]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History, 1975).
[4] 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p. 3.
[5] David F. Wells,
[6] 孔子：《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7] 孔子：《论语·八侑第三》。
[8] 孔子：《论语·颜渊第十二》。
[9] 孔子：《论语·八侑第三》。
[10] 孔子：《论语·里仁第四》。
[11] 孔子：《论语·颜渊第十二》 。
[12] 孔子：《论语·里仁第四》。
[13] 孔子：《论语·宪问》。
[14] 《孟子·公孙丑下》。
[15]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16] 《孟子·公孙丑上》。
[17] 《孟子·告子上》。
[18] 《孟子·告子下》。
[19] 吴经熊：《圣咏译义》，1：1-6。
[20] Phillips Brooks. In his sermon, Going up to
[21] 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经学默想录》，未出版稿。
[22] 参考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23]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2页。
[24]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9页。
[25] Ray Penning, "Political Ministers of God," in Joel R. Beeke, Living for God's Glory: An Introduction to Calvinism (
[26] see Gerald R. McDermott, One Holy and Happy Society: The Public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 (
[27] D. Martyn LIod-Jon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After," in The Christian and the State in Revolution Times (London: The Westminster Conference, 1975), p. 106.
[28] John Adams. July 12, 1782, in a letter regarding politics, written from
[29] J. Philip Wogaman,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pp. 12-13.
[30] D. Martyn LIoyd-Jon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After," in The Christian and the State in Revolutionary Times , p. 108.
[31] See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pp. 78-109.
[32] John Witherspoon, May 17, 1776, in his sermon entitled, "The Dominion of Providence over the passions of Men," see John Eidsmoe, Christianity and the Constitution-The Faith of Our Founding fathers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p. 85.
[33] John Witherspoon, May 17, 1776, in his sermon entitled, "The Dominion of Providence over the passions of Men," see David Barton, Keys to Good government (Aledo, TX: Wall Building Press, 1994), p. 10.
[34] 中文译文参看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5906，2011年6月2日查考。
[35] John Adams. August 28, 1811, to Dr. Benjamin Rush. Norman Cousins, In God We Trust-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Ideas of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s (NY: Harper & Brothers, 1958), p. 101.
[36] Timothy Dwight. July 4th, 1798, as president of
[37] Edmund Burke. March 22, 1775, in an address to Parliament, entitled Second Speech on the Conciliation with
[38] Edmunds Burke. 1791, in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See Keith Fournier, In Defense of
[39] R. C. Sproul, Truths We Confess: A Layman's Guide to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
[40] R. C. Sproul, Truths We Confess: A Layman's Guide to the
[41] R. C. Sproul, Truths We Confess: A Layman's Guide to the
[42] See J. Marcellus Kik, Church and State (New York, Thomas Nelson & Sons, 1963), p. 124.
[43]
[44]
[45] 参看邓肇明：《沧桑与窘境：四十多年来的三字爱国运动》（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7年）；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北：中国福音会，1997年）。
[46] 丁光训，1980年，《景风》，第66期，1981年3月，1页。
[47] 《天风》，第603期（12），1960年6月17日。
[48] George Washington, May 2, 1778, orders issued to his troops at valley forge. John Clement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Sources 1749-1799, 39 vol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1944), Vol. XI, p. 343.
[49] Stephen Grover
[50]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Hendrickson Publisher, Inc.,2003), p. 1775.
[51] Francis Scott key. February 22, 1812, in An Oration before the Washington Society of Alexandria, see Catherine Millard, A Children's Companion Guide to America's History (Camp Hill, PA: Horizon House Publishers, 1993), p. 1.
[52] Jonathan Mayhew, 1771. See
[53] Jonathan Mayhew, 1749, to the Council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see Dorothy Dimmick, Why Study the Election Sermons of Our Founding Generation? (San Francisco, CA: The American Christian Prompter, 1993)Vol. 4, No. 2, p. 3.
[54] 参考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王兆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180页。
[55]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
[56] Loren Baritz, City on A Hill: A History of Ideas and Myths in
[57] See Mark W. Karlberg, Covenant Theology in Reformed Perspective (
[58] http://baike.baidu.com/view/628311.htm， 2011年6月2日查考。THE MAYFLOWER COMPACT：In the name of God, Amen. We whose names are underwritten, the loyal subjects of our dread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by the grace of God,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king, defender of the faith, etc., having undertaken,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honor of our king and country, a voyage to plant the first colony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Virginia, do by these presents solemnly and mutu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ne of another, covenant and combine ourselves together into a civil body politic, for our better ordering and preservation and furtherance of the ends aforesaid; and by virtue hereof to enact, constitute, and frame such just and equal laws, ordinances, acts, constitutions, and offices, from time to time, as shall be thought most meet and convenient for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colony, unto which we promise all due submission and obedience.
[59] William J. Federer,
[60] 余杰：《谁为神州理旧疆？》（台北：基文社，2010年），“以神为本”丛书总序，11页。
[61] 梁家麟、邢福增：《困乏多情：中港教会评论集（一）》（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年），111页。
[62] 陈佐人，“如云采般的见证，”余杰：《白昼将近—基督教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xvi。
[63] 陈佐人，“如云采般的见证，”余杰：《白昼将近—基督教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xvii。
[64] Charles Colson, God & Government: An Insider's View o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faith and Politics (
[65] 余杰：《白昼将近》，6页。
[66]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541页。转引自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罗斯史》，”《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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