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不是北京人，不确定北京的环城路目前总共有几条，暂且算是七环罢。一环，二环一直到七环，路不算少，也足够宽敞，为什么还堵？人多车多当然是一个因素，但俺认为关键因素不是人多，而是那个“环” 字。为什么呢？既然是“环”，就意味着它有个中心点，或者说中心区域。无论环的形状规则还是不规则，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区域在“环”。而且，北京几条环城路的中心区域几乎是重合的，说白了就是同一片地方，就是从景山到广场一带。换句话说，这几环是围绕同一个中心区域呈水波纹状展开。有人说你这不废话吗？！环城路环 城路，不环着同一个中心区域，还叫什么环城路！你说得没错，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不得不用点数学名词，好在都不算太难懂。根据正态分布，分布点越往中心越稠密，越往边缘越稀疏。北京的人口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已经有人证明过，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试试证明。其实不用数学，有一个简单事实就是对这一分布的最好证明：北京的房价从一环到七环到环外，除部分区域受其它因素影响外，基本呈递减趋势。
因此，无论将来北京的道路建设多么日新月异，只要还是如此一圈圈地环下去，堵车只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每多环一次，实际上是在添加分布点。
有人已经看出来了，这是个城市规划问题。恭喜你，答对了！
当初在作北京城市规划的时候，围绕老城建设环城路的思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俺认为这才是如今北京交通困境的源头。而且不仅是北京，俺去过的其他国内大城市（省会级，不是比较大的城市比如铁岭）里，建有一圈套一圈环城路的为数不少。大家可以想想自己所在省份的首府城市，除了由于地理原因（比如有江河穿城而过，或者山比较多）无法修建环城路的城市，其它基本都有。
必须说明，俺不是反对修建环城路，正相反，俺认为对大型城市来说，一定数量的环城路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环”，也就是说，在大兴土木之前，是否有一个全局的，有预见性的，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
去过香港的朋友都有体会，香港的道路虽然远比北京狭窄得多，但是路上车速很快。俺98年去香港，第一次坐出租车竟然有些不适应，因为车速太快，有点坐过山车的感觉。密而不堵，香港怎么做到的？举个我知道的例子。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政府着手兴建一条主干道前，从几家海外名校聘请了几位数学博士，建立了一套数学模型，目的是算出每个路口的红绿灯每次应该亮多长时间，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这条干道的流畅。俺在上大学时有幸见识了这套模型，至于它的效果，问问去过香港中环的朋友就知道了。
开罗也是个例子。开罗的历史比北京还长，历史遗迹和古旧建筑众多。开罗政府没有象北京这样环着旧城建新城，而是完全保留旧城面貌不动，另辟地方建了座新城，现在的开罗就是由新城和旧城组成。这样做，新城旧城各安其事，毫不冲突，政府既能够放开手脚大搞城市建设，也同时保护了历史遗产，而不必有投鼠忌器的缩手缩脚。不象北京，老城里的胡同已经越来越少，现在仍然在减少中，唯一拿得出来的理由（虽然不能成为理由）就是为盖新楼腾地方。
俺不是学城市规划的，本文里提到的这些看法，基本来自于十几年前读过的一本法国人写的有关城市规划的书。那时俺还没出国，因为工作关系与俺所在城市的规划局打过许多交道，认识了里面一位清华毕业的副局长，书就是他借给我的。那本书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二战结束后不久，俺读后颇有触动。前两天看了部电视记录片《梁思诚.林徽因》，再次激起了那次多年前的触动。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梁思诚向中央建议不要在旧城区大规模营建新建筑，而是在北京西北郊区兴建新区，未来所有新的政府建筑，均在新区内展开建设。不需要有多少先见之明，即使单从保护历史遗产这一点出发，这一提议也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其实这也是当时梁思诚最大的初衷。唉，可惜呀。。。
先不说历史遗产，单看看现在的北京交通，按照窦文涛的说法，如果有商家推出“堵车三件套”（包括瓶装水，罐装汽油，尿不湿）之类的产品，肯定赚大钱。
要治堵，“管”和“限”的办法都不是什么长远之计。就算每月“只有”两万辆新车的车（牌）额，实质上还是在不断地往环里添加分布点，差别无非是添加的速度慢了点。要想在根本上治堵，应该设法稀释环内的分布点，换句话说，得在“移”上想想办法，虽然晚了点。
顺着前面的思路，俺倒是有个想法，就算是抛个破砖：原则上不应该继续在七环内盖新楼。在北京某个远郊兴建一座卫星城，然后将市内政府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全部（尽量）搬到新城。再通过政策倾斜（必须有足够吸引力），鼓励商家和居民在新城安家落户，同时将商业开发的重心转移到新城来。不是有人喜欢GDP吗？比起继续在北京市内见缝插针盖新楼，这个办法既能带来巨大GDP（想想有多少楼要盖），房价还有足够的上涨空间。大伙别误会，俺不是炒房族，也不是房地产公司雇的枪手，俺绝对不希望房价高企不降。但是说句实话，凭中国现在的产业结构，每年保八还得靠钢筋水泥撑着。与其让北京房价涨到每平米4万，不如冷了这灶，另起新炉，至少，新炉的火且有一阵才能热起来呢。
扯远了，回头再说两句历史遗产。还是在那部电视片里，制作方（央视）专门来美国实地拍摄，中间采访了哈佛大学费正清（梁林的一生挚友）研究会的一位专家，是个老美，她问记者：北京的胡同（这俩字是用中文说的）现在还在吗？俺不是北京人，但是有足够的底气在心里给了她一个回答：还在。可是回答完，俺脑海里不自觉地出现了一副画面，长时间无法消失。这个画面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一段胡同的墙壁上，画着一个斗大的圆圈，里面是一个同样斗大的字：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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