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旧文。然而，进来民主大跃进之声又起。先是李锐等人有一次上书，海外又有诺贝尔奖配合，更有东海南海，黄海的各种声音造势，似乎这一次声势更大一些。但是民主派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而我这篇旧文提出来的问题李锐先生们似乎视而不见老调重弹。所以我也就把旧文贴出来与李锐等等人等再次商榷。更重要的是希望渴望民主的同胞认识到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并不仅仅是狭隘的实行李锐们眼中的民主，选举代议制等等，而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脚踏实地地促进中国的发展。而李锐们的民主大跃进只能给中国带来动荡甚至倒退绝不是什么“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安定”的好东西。我知道本文并不是完全符合兵坛的主题，但是确实攸关中国的命运，所以还望诸位海涵。
民主，话语权及幼稚病 ——与李锐先生商榷
－迟延昆－
李锐先生在十七大前夕发表了一封给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探讨。许多人期待着在十七大之后中国的政治改革会加速，而李锐先生的信可以说是要求民主大跃进的先声。其中最令我不能不起而反对的是，李锐先生居然说，“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如果多数人相信了这一点，大家都全力鼓吹民主的泡沫，中国的改革很可能又要经历一场重大挫折。李锐先生本人也许认为他的信还是很温和的，不认为自己要来个民主大跃进。李锐先生曾经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么会搞民主大跃进呢？其实人是在变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反对李立三王明等为代表的多次左倾路线的旗手，他本人大概也绝不会想到他在建国之后居然犯了左的错误而且非常严重。所以我劝李锐先生先不要不服气，冷静下来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你提出不可能用渐进改革实现的民主化的要求，那就在实际上是要求革命或跃进。
如果李锐先生没有忘记的话，在三峡问题上我们还有一点文字之交，我曾向先生请教管道输沙的可能性。至今在我手里还有一封先生的回信，尽管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先生没有支持我的设想，但也没有反对。我要借此机会首先对先生的回信表示感谢。先生是前辈，但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一贯的原则，就是毛泽东，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直接写信批评过他的教育改革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以如果以下的文字有你认为不恭之处还望海涵，请无论如何不要生气。忘了是谁说过，生气乃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其实有时也可能是用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对于上了年纪的人生气更是必须避免的。我也已经过了争强斗气的年龄，如果不是因为所论的问题实在太重要我是决不会写这封信的，何况我目前患眼疾，码字也不容易。
李锐先生的意见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两个基本倾向，我认为值得认真讨论。第一是话语权，在中国的改革问题上应不应该无条件的接受西方的话语权。第二是如何搞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搞民主大跃进？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李锐先生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无保留地接受西方的话语权。这就至少不能摆脱西方的偏见，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问题。例如，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李先生经常喜欢说在英文里个人崇拜与邪教是一个词。难道在英文里是一个词就能把发生在中国的个人崇拜与邪教划等号吗？个人崇拜当然是反动落后的东西，我也深受其害。但是把它称作邪教明明是西方主流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在李锐先生那里倒成了不言而喻的论据。关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西方把它成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物，但是实际上主要是历史传统的产物，同时也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和他个人出类拔萃，鹤立鸡群的人格魅力的结果。假如没有这样的领袖人物，中国革命也很难成功，而革命的成功又把他推上了崇高的历史地位。在他身边的人，也包括当年的李锐，对毛都是由衷的敬佩，那个时候，倘若毛泽东对他们这些笔杆子中那个人的文稿夸奖上一句，就会高兴得不得了。就拿李锐来说，毛泽东对他关于三峡的意见一句也没夸奖过，只是批评了他的对立面林一山而没有批评他李锐，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忘乎所以，妄称是他舌战群儒说服了毛泽东，推迟了三峡工程。那恐怕是他一生中最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情。
这里我们不妨顺便对所谓“李锐说服了毛泽东”这桩公案来个了断。（不少读者可能以为这可能离题太远，然而笔者的用意在于让大家明白，就是在当年，李锐先生也并非没有左的思想。笔者的用意也不在于所谓“揭老底”，只想说明左倾幼稚病的普遍性，希望只知道批评别人的人不要以为自己是完全没有左的倾向。）李锐当年反对三峡的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三峡工程虽好，但它最大的不好是时间长，需要１５年至２０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决和满足国家建设中的近期要求”。（见《水力发电》１９５６年九月的“长江规划专号”，这段名言在三峡辩论中不断地被引用过。）这种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很有市场，甚至在文革之后还有很多人坚持这一点，专门追求什么“短平快”。在１９５０年代大搞小土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里更是如此。但是在１９５８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并未认同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并无一语说到推迟决定三峡工程上马是因为它的建设时间太长，反而说“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并且确立了三峡枢纽在长江规划中的“主体”地位，还提出了一个相当紧凑的时间表：“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要点报告应当于１９５８年第二季度交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１９５９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交出”。按照这个时间表，也根本谈不上推迟。三月二十五通过的决议要求第二季度就提交一份报告，这若是“推迟”我实在不知何谓紧迫。至于会议没有立即正式批准这一工程，书面上的理由是“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这当然也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它只是一个托词，真正的重要原因，是国际环境。１９５８年中国从朝鲜撤出全部军队，这应当是中国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重大步骤，但是，在成都会议前夕才刚刚公布了撤军决定（三月十二日），还无法估计美方的反应。后来的发展证明留有余地是必要的，如果在成都会议上正式宣布三峡上马，事后就会被动，因为事实上美方并不领情，反而不断侵犯中国领空，战争的乌云曾经长期笼罩在中国上空。但是这个理由，毛泽东当然不愿写在公开的决议上。而在后来修建葛洲坝时，关于只建葛洲坝，而不建三峡的原因，毛泽东说，“不能头上顶着２００米的水库打仗”。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全力推动三峡工程的人们当年没有考虑这个极重要又十分明显的因素，反而异常积极全力推动，在去成都的路上，周恩来总理带领大队人马从武汉到重庆乘江轮沿江而上，边考察，边议论，大造舆论，大有在成都拍板之势。老实说，这让我对周恩来的崇敬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一首水调歌头，就对海峡对岸的磨刀霍霍充耳不闻了？而毛泽东既要不说出真实的原因又要挡住三峡正式上马，所以只好在林一山他们的方案中挑毛病。毛病总是有的，有时优点和缺点是相通的，突出优点还是突出缺点也只在一念之间。但是李锐提出的“时间长”不能满足当前需要的理由实在太小家子气，在具有历史眼光的毛泽东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但是也是毛泽东命苦，就这么一个人反对三峡工程，别的人，包括后来反对三峡的许多人，当年都是竭诚拥护的促进派，也只能点他做马前卒，出战林一山，总不能他老人家自己以主席之尊直接与林一山对阵。林李对阵之后毛泽东批评了林的发言，而对李未及一语，转过年来李锐挨整，毛泽东也没说一句话。每当我看到李锐或其他人说是他舌战群儒说服了毛泽东推迟了三峡的时候，我就暗自发笑，这些人的自我感觉实在太过良好了。他那些“理论”连当年我这个中学生都说服不了，岂能说服毛泽东？假如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就会说搞基础建设的大工程２０年不算长，或者说正因为时间长所以要及早上马。至于李锐的“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的“理论”，也只是李锐的一家之言，并不是什么搞水利的规律。事实上从泥沙淤积考虑先上游后下游是极为不利的下策――等到下游水库修好的时候，上游水库很可能已经或即将淤满，要设法泄沙了。总之要挑李锐的毛病那简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手到擒来。无论如何李锐先生当年确实是风光了一阵子，给毛泽东当一回马前卒肯定是很风光的事情。至今在李锐先生的名字前面还常常挂着“毛泽东秘书”这个头衔。
当然后来李锐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受了处分，感情就不一样了， 但是，总不能跟在西方反华反共分子的后面使用“邪教”这样恶毒的语言吧？古人云，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不是说，你不能批评毛泽东，我也不主张隐恶扬善，但是应当公正，无论如何也不应诽谤。邪教一语至少是十足的诽谤。
在谈到民主的时候，李锐先生引用别人的话表达他的观点。其实他引用陈独秀的话是有些误导，我今天无法找到陈的原文的全文，不拟论证他这样引用别人的话是误解或曲解了原意，不过这不重要，反正陈独秀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可以讨论的。重要的是李锐先生借别人的话来告诉我们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后面他又说，“明确说：（还是用别人的话，５７年北京大学学生的话――迟注）‘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
就这样，在民主的问题上，李锐先生又完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权。
那么且问李锐先生一个问题，美国当然是民主国家，那么你是否认为美国人民当家作主了呢？你是否认为穷兵黩武侵略伊拉克也是美国人民的决定？美国迄今还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两岸的统一，你也认为那也是美国人民的决定吗？就连有见识的美国人都知道，在美国，“富人决定一切，而穷人一无所有”。这是我的一位美国老朋友，与李锐先生年龄相仿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斯坦博格（Ｊａｃｋ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我不敢自己冒认是他的学生，尽管我从他那里受益不浅，说是忘年之交总是可以的）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的，他老人家算得上是个富人，拿了一个诺贝尔奖和一个美国总统奖，但是他说他并不欣赏那个制度。
民主有没有阶级性？作为程序，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看它似乎没有阶性，但是，作为一个政体，它的阶级性是由程序之外的那些先决条件决定的。大资产阶级不但掌握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而且主导了舆论，这就保证了那个政体，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在早年选举权还有财产和性别的限制。你看一看美国的选举吧。选举经费的多少几乎与当选的几率直接相关，因此能够当选的必定是有钱人的代表，得到有钱人的拥护。
这当然不是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人民毫无意义，人民还是可以利用它争取自己意识到的利益。但是，在整个话语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上的条件下，人民经常很难正确认清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因此这个斗争的范围和成效都是很有限的。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可以把一个辛普森杀妻案在各种媒体上连篇累牍搞得天昏地暗，但是对于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却避而不谈。比如说，是谁在发行美国货币？是美国政府还是私人银行？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说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不能制止美国政府作出侵略伊拉克的错误决定。只有当失败了，人民尝到损失的后果才起来反对，到那时，民主才起点作用。但是假如胜利了，老百姓受的损失不太大或者也从侵略战争中分了一杯羹，侵略政策就会继续下去。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世界上相当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真实面目。
那么李锐先生会辩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实行的民主就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啦。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在中国也的确有这种民主实践。说中国完全没有民主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连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也还是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表决通过，就是开除刘少奇出党，也是在中央全会上表决的。你可以说那只是形式，谁敢不举手。但是毛泽东不是袁世凯，并没有派兵逼着你投票。那些举了手的人不能这么推托掉自己的责任，如果连投一张反对票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革命？其实毛泽东主要靠的还是他的威望，大多数人是心甘情愿跟着他走，相信他的判断胜过相信自己。
第二，李锐先生真正想说的是中国应当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对此，可能是列宁说过的，资产阶级在被推翻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在政治上比无产阶级还强大。至少在选举上共产党选不过资产阶级政党。１９５７年，清华的副校长钱伟长先生就公开说，让学生到达大操场站队，看看是支持你蒋南翔的人多还是支持我钱伟长的人多。真要站队，大概是钱伟长的人多，而且可能不是多一点点。
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西欧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资产阶级的政府则投降了纳粹德国，只剩下一个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将军流亡伦敦坚持海外抵抗运动。所以战后，法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选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仍然没能自己组阁也没得到总理的职位，而此后就再也没有取得那样的结果。在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更占有优势。不信你看看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就可以发现那种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李锐先生本人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大概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吧？却在民主改革等等问题上完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义务推销员。这样的共产党员也不是个别的，… 要搞代议制当然是资产阶级上台，共产党下台，像印度尼西亚那样。现在李锐他们主张中国当年应当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甚至说那才是正统。如果说今天的改革可以从西欧北欧汲取某些经验，我是赞同的。中国不应当一味只学美国而忽视西欧和北欧的经验，那里有一些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但是要说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应当走社会民主党的路线，说轻一点那是痴人说梦，说重一点就是数典忘祖。如果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或是假如在抗日战争之后，中共交出军队，中国的发展轨迹不过是印度尼西亚那个样子，少数共产党员可能能在各级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而大部分没有文化的，或者不肯同流合污的会被遣散回家，解甲归田。当官的那一些人，一部分会被同化，一部分会被排挤掉，淘汰。甚至可以发动政变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大体就是二战之后在印度尼西亚发生过的事情。至于中国社会，恐怕连个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都不可能实现，更别想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搞得不好就很可能是四一二大屠杀再来一次，就像印尼１９６５年的事变。还有，说不定中国的版图已经分解出去好几块，像印度分裂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那样。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没有忘记血的教训不肯拿手上武装去换自己的官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那个时代是绝对正确的。
再说，北欧为什么能够有那样多的社会主义成分？还不是因为苏联的存在！当年有一个词，叫做“芬兰化”。就是说芬兰受苏联的影响太大，而周边一些国家也受到苏联的影响有变成芬兰的危险。苏联解体之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西方各国减少福利，提高资本的利润，有所谓ｄｏｗｎｓｉｚｉｎｇ， 类似中国的减员增效。这是西方有识之士在苏联解体时就预见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连北欧西欧以及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因素都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必然的联系。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李锐先生的民主崇拜到了这样的地步，他说，“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
老实讲，我真没想到像李锐这样９０沧桑的人竟然讲出这么肤浅的话。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就是无害如白开水，喝太多了也不行，有一种病，就是水中毒。前几天上有个笔名叫“化外”的人写了两篇关于民主的博客，第一篇叫 “民主必败，民主万岁”， 第二篇叫 “民主是个ＪＢ”。他老先生直接用了那两个中文字。我还是免不了远庖厨的毛病，不愿意在自己的文章中用那两个字，尤其是在写给一位比我年长二十多岁的老者的文字中，所以用了那两个字的声母。这是跟台湾同胞学的，他们不是有个ＬＰ嘛。化外先生文风诙谐百无禁忌，然而，话粗理不粗。他分析了民主正确发挥作用的条件，而用错了就会造成麻烦。我很推崇化外这篇文字，因为它标志着，海外华人已经从民主崇拜中清醒过来。化外先生在美国多年，就近观察民主，比李锐先生隔岸观火要清楚的多也深刻的多，已经摆脱了对“德先生”和 “赛先生”的崇拜。我不想转述他的话，我现在眼睛不大好，码字有点困难，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看。我这里只想分析一下实例，来说明民主用得不当会酿成灾难。我不去举文革大民主的例子。在某些人看来那不是民主，其实那也是一种民主，并不比１７８９年法国革命之后的民主专政更疯狂。让我们来看看１９８９年春天的“风波”。我想至少我和李锐两个人都同意１９８９年春天的学生运动是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参加活动的学生们以及声援他们的数百万市民和各界人士也认为自己是在搞民主，争民主。请不要跟我说８９民运不是真正的规范化的民主，美国人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没有那么多的规范。在我看来，１９８９年，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本没有严重到必须搞绝食抗议的地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演出了那么一场悲剧。除了政府领导处理不当之外，各方面对民主的片面推崇使得那些青年学生以为他们可以推翻政府改朝换代因而毫不妥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不准备详细分析那场风波的原因，那需要很长的篇幅。只想指出民主可不是什么“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的东西。我想有了８９年的教训就足够了，用不着去翻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乌克兰的故事。所有的这些“和平”／非和平的演变都是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闹独立性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国家。然而，一旦有隙可乘美国肢解起南斯拉夫一点也不手软。这是中国人需要特别警惕引以为戒的。
李锐先生，假如大家接受了你的观点，都像你一样无条件地提倡民主，说它 “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会不会再次造成８９年那样的动荡呢？你们这些养尊处优过着神仙般日子的人，根本不知道改革是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过程。要搞好改革，领导者必须瞻前顾后照顾到方方面面。邓小平有个形象的比喻，“摸着石头过河”。一脚踩不稳，失去平衡，就可能落水。许多人不喜欢甚至鄙视“摸着石头过河”，而喜欢奢谈总体设计。改革当然不能没有总体概念，但是，改革不是盖房子，不是一切都在认识范围之内的工程问题，相反的，改革充满未知变数，当你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产生了一个甚至几个新的问题。必须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态度。民主弄得不好就往往成了民粹。８９就有民粹的味道。由于某些改革措施的不尽适当，不恰当地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弱势人群。下岗问题，物价问题，征地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各地的突发事件时有所闻。形势未必比８９年强。８９年只有一个闯物价关，真正受冲击的人并不多。至少农村多数人刚刚从包产到户中受惠，人心安定。而今天，面临着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难题，如果有人振臂一呼，有一个可以打动多数人的口号，再发生一次８９年那样的甚至更大的风波都是可能的。在有了８９的经验之后还这样毫无保留地提倡民主， 而且抬出九十岁高龄和“１２.９”老革命的牌子来施加压力。让我怎么说你好呢？大概是过于越活越年轻了，犯了幼稚病。
至于李锐说“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这一点“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实施宪政，走改良主义道路（英语中“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的成就所证实。”也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像李锐这样颇有学问的人说的话。
唉，让我怎么说呢？是李老先生的历史知识还需要恶补，还是民主崇拜让他老先生忘记了历史？让我们看两个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沿革的历史事实吧。
法国，无疑是个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中国人酷爱革命，把革命最彻底的法国革命冠上个“大”字，称作“法国大革命”，这个我们最崇拜的民主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有几分相似。它不但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而且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革命领袖丹东，罗伯斯皮尔先后送上断头台。然后让拿破仑当了皇帝… 到１９６０年代戴高乐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当时我们的报上也是把他骂作独裁），即第五共和国，法国的民主制度才走上正轨。在戴高乐之前，一届政府常常几个月就倒台，我不知李锐先生把这当成是添乱还是热闹。法国的近３００年民主沿革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真是李锐先生的“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稳定”最精彩的绝妙注解。
再看看另一个先进的西方国家德国。它的工业化是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实现的，领导德国统一强大并实行君主立宪的是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皇帝退位实现了民主大跃进，这种民主并没有给德国带来稳定，相反地，是民主选举把纳粹头子希特勒送上总理的宝座，使德国又发动了一次战争，直到国家被瓜分占领。
我们的美国朋友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支持者，都很希望中国早日实行代议制。他们以为那样就会产生一个对他们俯首帖耳的政权。我劝他们不要太一厢情愿――当年，列强也以为希特勒这个未入流的潦倒画家是个容易摆布的人。――假如选出一个铁腕人物，为了得到支持走民粹路线，那倒要做点真正损害美国在亚洲利益的事情。当然那最终也可能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不过美国人会首当其冲。请我的美国朋友记住中国的一句格言：同类相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他的领导人有可能理智地认识国家的利益，从而可以与美国和平相处，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保证的，并不需要争取每一个选民的选票；而一个全面资本主义化的中国几乎必然与美国相互冲突，因为到那时一个领导人要千方百计去争取每一张选票，他几乎无法去教育群众而必须去迎合群众，赢得群众的欢心。而最简单最直接的迎合民众的方法，就是民粹主义。
李锐先生可能会说我举出的都不是完全“走改良主义道路”的。因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真正完全靠改良实现民主政体的还真不多。德国的俾斯麦时代应当是比较典型的改良。而你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稳定”这种提法给人的印象只能是放手大搞民主，还有点当年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咄咄逼人的味道，根本与改良主义南辕北辙。更何况，李锐先生的文章中完全没有强调渐进改良的必要性。如果李锐先生论证了强调了这一点我跟他分歧就小得多了。
真正跟李锐先生的这段话靠点谱的是德国的俾斯麦时代。而铁血强人俾斯麦肯定比今天任何一个被骂作专制的人物更独裁。其次是英国。英国的民主进程确实比较平稳。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懂得妥协，真正走改良的道路，因此至今还保留了王室。而中国的民主派，包括李锐在内最缺的就是妥协，爱好完全彻底的伟大蓝图，经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让我们来看看李锐先生提出的只有一次大革命或者民主大跃进才能完成的与西方接轨的目标。
他提出，“执政党自然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它实现领导的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通过党员活动，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规和政府行为。因此，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从理论上我也承认那是一种符合现代西方国通例的可能的政体，但是与现在的中国政体相去太远。要转轨一时做不到。党政分开，是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但是至少需要分成许多步去做。如果硬要立竿见影，只好搞一场革命。党组织建在连上，党直接领导一切，是中国革命的传统。现在资本家也可以入党，党组织也进了私营企业，我看政和党恐怕是难以分开的。党若不言政，不管业务，还有什么用处？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没有那么严密的组织，更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几乎只是个选举工具。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不同。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是应当发扬光大，还是应当取消而向西方的政党看齐？
说“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这并不是一个当然正确的命题。按照中国的宪法――党的领导地位是写进宪法的――党管政府是必然的事情，政府各部委有党组，这也是合法的。把这说成越俎代庖也很值得商榷。这也是个话语权的问题――中国改革是否要与西方接轨，中国共产党是否要改造成西方代议制国家多党制下那样的主要是个选举机器的政党。这实际上涉及中国政体的根本，涉及到宪法。当初提出党政分开的人们就没有把问题想清楚，说的时间长了，重复的多了，三人成虎，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了。仅仅靠思想正确恐怕不行，没有组织保证思想会落空。再看看俄罗斯的经验吧。戈尔巴乔夫以为苏联总统可以给他个人超越共产党的权威，他削弱了党，就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当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没有问题的东西，－－ 但是它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力量。李锐先生听到哈佛的人说了一句 “党国”，就不得了，要求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消除（共产）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说要把共产党变成一个两党制下的那种政党，与其他党平起平坐而不是其他党的领导者。“党国”有什么要紧，只要这个党能够像五十年代那样廉洁，勤政为民，它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它的特殊地位是写进宪法的。按照李锐的建议，中国恐怕要步前苏联的后尘。
改良主义就是不要根本否定现实，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实行渐进的改革，用个主张“彻底改革”的人们不喜欢的词，就是要在现有制度上“修修补补”，修补得多了，积小改为大改，也可以改地换天。试看今天中国的经济与文革结束之时有多大的差别啊？李锐一派的人们一直说中国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可是，今日中国的政治状况与毛泽东时代难道不是有了巨大的变化？当年李锐先生坐班房的时候想到过有一天可以大谈“民主没有阶级性”吗？反正我在班房里的时候没有想到三十年后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会这么看问题。
李锐先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全面地理解，我也不反对。但是不能把这曲解成必须先有民主化才能搞现代化。这也是民主崇拜的一个误区。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包括民主化应当是相辅相承的。如果你一定要问个先后，那么我的答案会让你失望。但多数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先有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再推进民主化的国家两个现代化都实现了，而企图先建立民主政体然后再搞经济发展的国家大多停滞不前经济依然落后，而且那里的民主也不过虚有其表。的确，美国是个例外。可以说是先建立了民主政体而后发展起来的。但是，美国的移民多是来自欧洲发达国家，主要是英国，因而他们已经有了代议制的传统，而且在新大陆没有历史的包袱。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渗透到几乎每一个人血液之中，要搞民主没有几代人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不信你看看海外民运这些人的表演吧。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一些还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又在美国耳濡目染受到民主的熏陶。可是他们搞起政治来，还是中国文人的那一套，一点也容不得不同意见，动不动就堵人家的嘴巴。几乎每个人都宁肯当鸡头而不肯做马尾。我曾批评他们就个人素质而言根本不及共产党。现在我连批评他们都懒得批评了，只敢敬而远之。我常想，毛泽东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集中强大共产党，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旧面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孙中山没有做到，蒋介石也没有做到。这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遗产，我希望所有希望中国富强的人，包括李锐先生能珍惜这份遗产。
要搞改良首先就要对已有的东西有一定的肯定，而不是否定一切。如果一无是处，何不彻底砸烂，从头来过？“彻底砸烂”是文革中间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最激进的一部分人的主张，现在看来李锐先生的主张跟他们差不多。据朋友说，当年清华４１４一派的理论家，与“彻底砸烂”势不两立的周泉缨先生也认同了彻底砸烂。看来民主幼稚病在迅速传染，这也是我十分担心的。李锐先生也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仿佛毛泽东建国之后一件好事也没做。他要求再次评价毛泽东，再做一次历史问题的决议。他的意思是对三七开不满意，要进一步否定毛泽东。我看以李锐先生这个态度来看，再次评价毛泽东的时机还不成熟。有些历史问题也还要冷静一下，沉淀一下才能处理得好；有些历史事实也要认真核实认定。我也是坐过毛泽东的牢房的，但是，我不赞成你对毛的评价，那里面有过多的个人恩怨的色彩。毛当然对那段历史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刘少奇等人也难辞其咎，经常为了紧跟，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而把事情弄得更左更糟。例如粮食亩产放卫星，毛泽东是怀疑过的，在河南他问过到底是真的还是吹出来的？如果刘少奇周恩来等有一个人想纠正，有了毛的这句话，就可以查个水落石出。可是他们不但不查，偏偏还要报喜不报忧，不让毛泽东了解真相。急于求成是当年中国人的通病，前面说过，５０年代，你也很左嘛。你当年反对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就是“三峡工程虽好，它的最大不好是时间长，需要１５年至２０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决和满足国家建设中的近期要求”。搞能源基础建设的领导干部（当年李锐先生是水电总局的头头，好像是局长吧？）把１５年到２０年看成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将来，不也左的很可笑吗？中国水利开发的极端落后状态你难道就一点责任没有？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里，毛泽东比大多数人都还要冷静一些。主要的问题还是靠他发现和纠正的。就是从你关于庐山会议的书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本来已经要解决左的问题，当然还不够彻底，但是如果能按会议的原定计划去做已经是个很不错开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个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哪一个更好一些？现在有许多吃了社会主义好处的人急不可耐地想向资本主义迅跑。资产阶级实在是十分强大，领导着舆论，甚至左右了前苏联的改革，也对中国的改革有着不小的影响。为了坚持走改良主义的路，我们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不妨看一看历史的启示。
苏联和美国的对比。美国搞现代化至少也是一百多年才赶上英国。而苏联从１９１７年革命成功到１９４１年战争爆发，还不到二十四年，其中还有三年多是战争。二十年走过美国一百多年的路程，建立起打败德国的实力，普及了十年一贯制教育，为全体苏联公民提供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的福利保健系统。仅这最后一点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至今美国也还做不到。也正是这一点，迫使西方各国逐渐建立了社会福利系统。尽管苏联的制度有许多明显的弱点，但是，你能一笔把它从历史上勾销吗？站在１９４９年的中国的角度，你是学苏联还是学美国？恐怕就是完全了解苏联制度的弊病的人也会说中国应当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要改掉苏联的毛病。其实毛泽东在学苏联的同时力求与苏联有所不同。如果说苏联和美国的事情离我们有点远（但是作为元老你应该做这种分析比较的工作），那么让我们看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建国，印度还早几年，印度的文化基础也比中国稍稍好一点。印度走的是一条毋庸置疑的民主道路，而中国，用你们的话说叫集权或者专制。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大堆问题，犯过不少错误，但是，半个世纪下来，到底谁搞得好一点？中的经济无可争辩地走在印度的前面。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比印度小得多。分配基尼指数分别为０.４６和大于０.６。中国如果走代议制民主路线，所有我们今天看到印度存在的问题，中国都有，有的更严重。很难说能比印度搞得更好。平心而论，印度在这条道路上有今天的结果已经不容易了，比起同样起点同样道路的国家也算比较好的。这里请不要说什么台湾经验。台湾是两个阵营竞赛的结果。蒋介石集团到了台湾与当地的土豪没有瓜葛，可以搞土改，而且又有从大陆带去的大量黄金用来赎买地主的土地。还有大量大陆的精英人才也集中到台湾。我刚到加拿大时，有台湾朋友向我吹台湾经验。我说你们不要吹，有那么多黄金和美援，放到大陆东南沿海那个省也比你们搞得好。他们立刻噤声一点反驳也没有。假如国民党当年打败了共产党，他们很难比印度搞得更好。有了这个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功劳之所在。而按照李锐等人的改革，中国现存的一点社会主义的东西恐怕也要丧失殆尽。
我也同意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激了，但是不能否定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方向。这使得中国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了相对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也认为反右斗争是完全错了，这个问题我在今年春天已经写了一篇文章拟在十七大以后发表。扼要地说，我并不同意某些人的没有右派的观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当然有一批瞧不起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的人。他们中间在１９８９年春天也有等着看抬尸游行的人（我这句话是有具体根据的）。但是到了五七年由于建设的成绩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他们大部分是服了共产党的领导。有的不十分情愿，有的心悦诚服。共产党本应该继续实行团结教育合作的方针，以便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长处。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优势是中国社会的宝贵财富，不应以粗暴的方式加以打击。更可惜的是，许多所谓右派的头面人物实际上是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的资产阶级左派，对他们的打击更是完全错误的。不要说他们没有什么大错，就是真有错误也应当耐心教育。这是毛泽东把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的必然结果。
当我们受到毛泽东路线的迫害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他的错误甚至罪孽，但是，当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尤其是当我们为了规划未来而检讨过去的时候，我们必须公正客观。我看对毛泽东，三七开是个恰当的评价。这也是可以走改良路线的依据。
如果对过去没有一个基本的肯定，即使主观上想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在实际上也行不通，总有一股往革命道路倾斜的冲动。
指责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的有各种人，有一种巴不得中国快点垮台，但是他们也以关怀中国的面目出现。更多的人是患上急性病，过去列宁讲是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李锐们对左派两个字很不感冒，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是右派幼稚病吧。不一定是小资产阶级才有幼稚病，大资产阶级也有。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就跟幼稚病有直接的关系，急于发财，股市升虚火，遇上中西部干旱，农民付不起订货的货款，导致股市雪崩。其实跟中国的大跃进有几分共同之处。到底是中国的大跃进损失大还是２９年的大萧条损失更大？大跃进与文革一脉相承，而大萧条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李锐主张清算极左路线，其实极左思想本质是幼稚病，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几乎我们人人身上都有，你说这是毛泽东的影响也行，但实际上毛泽东是我们这些中国人的代表。总路线大跃进是什么问题？当年报上反驳怀疑总路线的人说，难道不要多快好省而要少慢差费？正如今天李锐等的提法是难道不要民主而要专制？问题不是要不要多快好省，而是在实际上能达到什么程度的多快好省，现在也是如此。没有人会说要专制，问题是我们应当要什么样的民主，和如何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民主，建立一个有序的，有行政能力的，有权威的民主政体。５８年的大跃进和这些年来的改革急性病，在思想方法上是共同的，都是把幻想当现实，把主观愿望当成政策，因此，也都是幼稚的很，许多人还停留在崇拜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水平，却盲目自大以为得到了民主的真谛。鲁迅先生说借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我希望李锐一派的人们能从大跃进的经验联系到今天对民主的急躁情绪，诚能如此，中国的民主进程可以少走弯路。
如果我门同意应当走改良的道路，那么就应当提出具体的可行的改良主义的任务和步骤。
当前最重要的是整治腐败。我与许多人一样，认为必须有独立的监督才能有效整治腐败。因此有人主张三权分立。但是三权分立现在肯定行不通，无论如何说那是在司法权上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没有制度性腐败。那些公关公司，国会游说是干什么的？在现有体制下加以改良能不能有有效的监督？这是立志要实行改良主义的人应当努力的事情。我考虑了很久，以为这是可能的。就是加强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纪委，原来是检查党内的。李锐主张纪委“不应直接插手国家监察部门的工作”，是要三权分立。我则主张纪委实行垂直领导并且扩大到分工管理公检法，就是说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而是监督同级的党政负责人，同时，它不仅检查党员而且领导公检法。那么就实际上成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监督系统。就是说以党内的执行与监督的分工来实现监督的独立。至于最高领导人，即使在西方也有豁免权，在美国，大法官也是总统提名的。而且中国的情况更特殊，实际上他们几个人也几乎没有什么自由。无论如何，就腐败而言，重要的不是最上面的那几个人，而是整个系统。这样在保证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可以有独立于行政部门的监督机制。
第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官员的水平，教会他们有效地办事。在德国，一切事务都有章可循。这才叫文化水平高。（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列宁说的，请那些共产党员包括李锐注意你们导师的教导。）中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相当长的积累，但是如果朝这个方向努力就会快一些，如果不去努力恐怕永远要靠官员们的即兴发挥。我还是希望大多数事务可以有标准化的，程序化的解决方案。是否可以先从县级干部的培训做起。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全国的县级干部培训一遍，每期两个月左右。可以是研讨会的方式，研究如何做好一个县的工作。至少可以交流经验，淘汰不当的陋习，学习典型案例，并逐渐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出来。当然，民主作风也是应有之义。这也许可以纳入提高执政能力的范畴之内。几年之后再来一遍，争取那时能有较多规律性的东西。然后是村、乡级，可以由省地区去办。
第三，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希望在于全民素质的提高。这中间公民教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文革之后学校里似乎有点教书不教人。过去讲社会主义觉悟，现在似乎不提了。只讲钱，讲什么“金钱就是时间”，什么 “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以为西方就是个人主义， 放任自流。其实，在西方，上流社会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并不是放任自流。私立学校课程比公立学校重得多。在表面上充分自由的背后，西方有他自己培养社会精英的路线。例如许多大学入学考察时很重视学生是否作过志愿者，很重视这种经历和评语。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最严厉的批评是李只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根本不搞国民教育。我看我们许多人也有李鸿章的这个毛病。我想，恢复并大力改善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是共产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应当是中国公民教育的核心。自从批判林彪之后中国就不再提政治思想工作了。其实政治思想工作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就是林彪的那些提法也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东西，林彪的文章有几个字是他写的？又有多少思想是他提出的？完全可以剔除错误的东西而坚持正确的传统。就是林彪说过的话，只要是正确的也不必因人废言。我本人反对所谓给林彪平反的运动，这个问题这里不能多谈，但是不能因为林彪败坏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名誉就废弃这个重要的传统。请大家认真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要想在世界上取得骄人的成就靠什么？靠刻苦？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也都很刻苦，靠地大物博？按人口平均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排在世界的前面。只能靠制度的优越性，靠人的主观能动性，要靠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政治思想工作实际是继承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刘少奇的论中国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当然没有一本书没有错误，就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奖的著作中也有错误，当然是无关大局的错误。我并不喜欢 “驯服工具”的提法。但是《修养》仍然不失是一本政治思想工作的经典著作。中国人要能肯定中国人的东西。不要打倒一个人就丢一批东西，甚至平反了，著作和思想仍然不能再次得到应有的肯定。这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整个民族的损失。从文革开始以来我们一直在做减法，现在减法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希望十七大的领导人能够成为集大成者，把中国革命中创造出来的好的东西，值得继承的东西，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恰当地继承下来，使之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有机成分。我相信，这将使科学发展观更加丰富和完整。
在国民教育这一点上我与李锐先生有一些共同点，但也有分歧。李锐先生强调的是宪法课程，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我更强调公德教育。没有公德，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凝聚力。而且我也不希望公民教育仅仅是“完成“五四”以来尚未完成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蒙运动”，我们不能停留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水平。也不赞成让公民教育成为鼓吹民主泡沫的工具。
最后，一点个人的感想。前几天一位在硅谷的朋友来电话讨论了一个问题，然后他说，过去你很右，现在你很左。看来我这篇文字肯定会被视作很左的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在大学的时候，整个社会是左的，毛泽东就是只知道革命，一心要用革命手段推进一切事业的革命家，而他的战友们为了紧跟也常常表现的更左。我实在跟不上，又性情孤傲，我行我素。我也是努力紧跟的，但是跟不上。好在清华的环境比较松宽，在文革前没有受过公开的批判，只是入不了共青团，成了毕业班全系唯一的一个非团员。在文革中我这种性格当然要遭点罪。…… 而今天几乎整个社会在向右转，不少人在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我又一次跟不上。而且不认同。我认为独立思考并不是单单独立于共产党和毛泽东，而是对一切社会思想体系都采取批判的态度，既不盲目接受也不盲目反对。现在没有了过去那种政治迫害，为什么我们要无条件的接收资产阶级的思想呢？我本人虽然因为文革坐了一段班房。但是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应以个人的恩怨为转移。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受了冲击，只记得自己对革命有过贡献，而不珍惜老百姓给与他们的回报，他们享受着社会主义的极大福利而做着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工作。我希望这些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希望你们对号入座，有所反省。如果毫无反省，对于改革是危险的。８９年的学潮，实际上也是得到改革实惠的人发动起来的。
今天在十七大之后，可以看到要求改革加速的呼声正在响起。前些天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轻声细语，现在已经加温了“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稳定”。不知明天又有什么更蛊惑人心的花样。我希望这类鼓吹民主泡沫的煽情就此打住。你们这些东西还不如化外的博克《民主是个ＪＢ》，当然ＪＢ也是个好东西，没有它人类，不仅仅是人类，就要绝种，但是用得不好必然添乱。据我在班房时根据所见所闻，中国当时的刑事犯罪有很大一部分跟这个好东西有关。我希望关心改革的人，宣传部门，学校的领导者，应当把改革的性质阐发清楚，让大家踏踏实实走改良主义的渐进改革的道路，不要追求完全彻底的“改革”，那只能是革命性的突变。
１９８９年，发动８９民运的人们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机会寻求民主诉求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明年的奥运会可能又是这样一个机会，也很可能有人要加以利用，所以我特别对在这个时候要求放手搞民主的言论的不断升温感到愤怒。我希望像李锐这样有影响的老干部，既然也认识到改良主义的必要，能多在现实的改良问题上动动脑筋，不要再去争论过去应该改良（走社会民主党的路线）而在现实问题上却要民主大跃进。这是一个１９６０代的中国右派学生的忠告。
尽管我是苦口婆心希望李锐们不要添乱，但是总会有一些人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制造混乱。作为领导人，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采取主动，不要让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汇合到一个时间点上。
最后，衷心感谢枫华园肯发表这篇他们不会十分认同的文字。
民主，话语权及幼稚病 ——与李锐先生商榷
－迟延昆－
李锐先生在十七大前夕发表了一封给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探讨。许多人期待着在十七大之后中国的政治改革会加速，而李锐先生的信可以说是要求民主大跃进的先声。其中最令我不能不起而反对的是，李锐先生居然说，“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如果多数人相信了这一点，大家都全力鼓吹民主的泡沫，中国的改革很可能又要经历一场重大挫折。李锐先生本人也许认为他的信还是很温和的，不认为自己要来个民主大跃进。李锐先生曾经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么会搞民主大跃进呢？其实人是在变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反对李立三王明等为代表的多次左倾路线的旗手，他本人大概也绝不会想到他在建国之后居然犯了左的错误而且非常严重。所以我劝李锐先生先不要不服气，冷静下来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你提出不可能用渐进改革实现的民主化的要求，那就在实际上是要求革命或跃进。
如果李锐先生没有忘记的话，在三峡问题上我们还有一点文字之交，我曾向先生请教管道输沙的可能性。至今在我手里还有一封先生的回信，尽管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先生没有支持我的设想，但也没有反对。我要借此机会首先对先生的回信表示感谢。先生是前辈，但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一贯的原则，就是毛泽东，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直接写信批评过他的教育改革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以如果以下的文字有你认为不恭之处还望海涵，请无论如何不要生气。忘了是谁说过，生气乃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其实有时也可能是用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对于上了年纪的人生气更是必须避免的。我也已经过了争强斗气的年龄，如果不是因为所论的问题实在太重要我是决不会写这封信的，何况我目前患眼疾，码字也不容易。
李锐先生的意见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两个基本倾向，我认为值得认真讨论。第一是话语权，在中国的改革问题上应不应该无条件的接受西方的话语权。第二是如何搞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搞民主大跃进？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李锐先生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无保留地接受西方的话语权。这就至少不能摆脱西方的偏见，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问题。例如，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李先生经常喜欢说在英文里个人崇拜与邪教是一个词。难道在英文里是一个词就能把发生在中国的个人崇拜与邪教划等号吗？个人崇拜当然是反动落后的东西，我也深受其害。但是把它称作邪教明明是西方主流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在李锐先生那里倒成了不言而喻的论据。关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西方把它成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物，但是实际上主要是历史传统的产物，同时也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和他个人出类拔萃，鹤立鸡群的人格魅力的结果。假如没有这样的领袖人物，中国革命也很难成功，而革命的成功又把他推上了崇高的历史地位。在他身边的人，也包括当年的李锐，对毛都是由衷的敬佩，那个时候，倘若毛泽东对他们这些笔杆子中那个人的文稿夸奖上一句，就会高兴得不得了。就拿李锐来说，毛泽东对他关于三峡的意见一句也没夸奖过，只是批评了他的对立面林一山而没有批评他李锐，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忘乎所以，妄称是他舌战群儒说服了毛泽东，推迟了三峡工程。那恐怕是他一生中最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情。
这里我们不妨顺便对所谓“李锐说服了毛泽东”这桩公案来个了断。（不少读者可能以为这可能离题太远，然而笔者的用意在于让大家明白，就是在当年，李锐先生也并非没有左的思想。笔者的用意也不在于所谓“揭老底”，只想说明左倾幼稚病的普遍性，希望只知道批评别人的人不要以为自己是完全没有左的倾向。）李锐当年反对三峡的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三峡工程虽好，但它最大的不好是时间长，需要１５年至２０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决和满足国家建设中的近期要求”。（见《水力发电》１９５６年九月的“长江规划专号”，这段名言在三峡辩论中不断地被引用过。）这种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很有市场，甚至在文革之后还有很多人坚持这一点，专门追求什么“短平快”。在１９５０年代大搞小土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里更是如此。但是在１９５８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并未认同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并无一语说到推迟决定三峡工程上马是因为它的建设时间太长，反而说“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并且确立了三峡枢纽在长江规划中的“主体”地位，还提出了一个相当紧凑的时间表：“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要点报告应当于１９５８年第二季度交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１９５９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交出”。按照这个时间表，也根本谈不上推迟。三月二十五通过的决议要求第二季度就提交一份报告，这若是“推迟”我实在不知何谓紧迫。至于会议没有立即正式批准这一工程，书面上的理由是“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这当然也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它只是一个托词，真正的重要原因，是国际环境。１９５８年中国从朝鲜撤出全部军队，这应当是中国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重大步骤，但是，在成都会议前夕才刚刚公布了撤军决定（三月十二日），还无法估计美方的反应。后来的发展证明留有余地是必要的，如果在成都会议上正式宣布三峡上马，事后就会被动，因为事实上美方并不领情，反而不断侵犯中国领空，战争的乌云曾经长期笼罩在中国上空。但是这个理由，毛泽东当然不愿写在公开的决议上。而在后来修建葛洲坝时，关于只建葛洲坝，而不建三峡的原因，毛泽东说，“不能头上顶着２００米的水库打仗”。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全力推动三峡工程的人们当年没有考虑这个极重要又十分明显的因素，反而异常积极全力推动，在去成都的路上，周恩来总理带领大队人马从武汉到重庆乘江轮沿江而上，边考察，边议论，大造舆论，大有在成都拍板之势。老实说，这让我对周恩来的崇敬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一首水调歌头，就对海峡对岸的磨刀霍霍充耳不闻了？而毛泽东既要不说出真实的原因又要挡住三峡正式上马，所以只好在林一山他们的方案中挑毛病。毛病总是有的，有时优点和缺点是相通的，突出优点还是突出缺点也只在一念之间。但是李锐提出的“时间长”不能满足当前需要的理由实在太小家子气，在具有历史眼光的毛泽东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但是也是毛泽东命苦，就这么一个人反对三峡工程，别的人，包括后来反对三峡的许多人，当年都是竭诚拥护的促进派，也只能点他做马前卒，出战林一山，总不能他老人家自己以主席之尊直接与林一山对阵。林李对阵之后毛泽东批评了林的发言，而对李未及一语，转过年来李锐挨整，毛泽东也没说一句话。每当我看到李锐或其他人说是他舌战群儒说服了毛泽东推迟了三峡的时候，我就暗自发笑，这些人的自我感觉实在太过良好了。他那些“理论”连当年我这个中学生都说服不了，岂能说服毛泽东？假如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就会说搞基础建设的大工程２０年不算长，或者说正因为时间长所以要及早上马。至于李锐的“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的“理论”，也只是李锐的一家之言，并不是什么搞水利的规律。事实上从泥沙淤积考虑先上游后下游是极为不利的下策――等到下游水库修好的时候，上游水库很可能已经或即将淤满，要设法泄沙了。总之要挑李锐的毛病那简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手到擒来。无论如何李锐先生当年确实是风光了一阵子，给毛泽东当一回马前卒肯定是很风光的事情。至今在李锐先生的名字前面还常常挂着“毛泽东秘书”这个头衔。
当然后来李锐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受了处分，感情就不一样了， 但是，总不能跟在西方反华反共分子的后面使用“邪教”这样恶毒的语言吧？古人云，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不是说，你不能批评毛泽东，我也不主张隐恶扬善，但是应当公正，无论如何也不应诽谤。邪教一语至少是十足的诽谤。
在谈到民主的时候，李锐先生引用别人的话表达他的观点。其实他引用陈独秀的话是有些误导，我今天无法找到陈的原文的全文，不拟论证他这样引用别人的话是误解或曲解了原意，不过这不重要，反正陈独秀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可以讨论的。重要的是李锐先生借别人的话来告诉我们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后面他又说，“明确说：（还是用别人的话，５７年北京大学学生的话――迟注）‘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
就这样，在民主的问题上，李锐先生又完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权。
那么且问李锐先生一个问题，美国当然是民主国家，那么你是否认为美国人民当家作主了呢？你是否认为穷兵黩武侵略伊拉克也是美国人民的决定？美国迄今还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两岸的统一，你也认为那也是美国人民的决定吗？就连有见识的美国人都知道，在美国，“富人决定一切，而穷人一无所有”。这是我的一位美国老朋友，与李锐先生年龄相仿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斯坦博格（Ｊａｃｋ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我不敢自己冒认是他的学生，尽管我从他那里受益不浅，说是忘年之交总是可以的）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的，他老人家算得上是个富人，拿了一个诺贝尔奖和一个美国总统奖，但是他说他并不欣赏那个制度。
民主有没有阶级性？作为程序，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看它似乎没有阶性，但是，作为一个政体，它的阶级性是由程序之外的那些先决条件决定的。大资产阶级不但掌握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而且主导了舆论，这就保证了那个政体，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在早年选举权还有财产和性别的限制。你看一看美国的选举吧。选举经费的多少几乎与当选的几率直接相关，因此能够当选的必定是有钱人的代表，得到有钱人的拥护。
这当然不是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人民毫无意义，人民还是可以利用它争取自己意识到的利益。但是，在整个话语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上的条件下，人民经常很难正确认清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因此这个斗争的范围和成效都是很有限的。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可以把一个辛普森杀妻案在各种媒体上连篇累牍搞得天昏地暗，但是对于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却避而不谈。比如说，是谁在发行美国货币？是美国政府还是私人银行？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说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不能制止美国政府作出侵略伊拉克的错误决定。只有当失败了，人民尝到损失的后果才起来反对，到那时，民主才起点作用。但是假如胜利了，老百姓受的损失不太大或者也从侵略战争中分了一杯羹，侵略政策就会继续下去。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世界上相当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真实面目。
那么李锐先生会辩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实行的民主就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啦。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在中国也的确有这种民主实践。说中国完全没有民主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连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也还是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表决通过，就是开除刘少奇出党，也是在中央全会上表决的。你可以说那只是形式，谁敢不举手。但是毛泽东不是袁世凯，并没有派兵逼着你投票。那些举了手的人不能这么推托掉自己的责任，如果连投一张反对票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革命？其实毛泽东主要靠的还是他的威望，大多数人是心甘情愿跟着他走，相信他的判断胜过相信自己。
第二，李锐先生真正想说的是中国应当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对此，可能是列宁说过的，资产阶级在被推翻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在政治上比无产阶级还强大。至少在选举上共产党选不过资产阶级政党。１９５７年，清华的副校长钱伟长先生就公开说，让学生到达大操场站队，看看是支持你蒋南翔的人多还是支持我钱伟长的人多。真要站队，大概是钱伟长的人多，而且可能不是多一点点。
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西欧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资产阶级的政府则投降了纳粹德国，只剩下一个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将军流亡伦敦坚持海外抵抗运动。所以战后，法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选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仍然没能自己组阁也没得到总理的职位，而此后就再也没有取得那样的结果。在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更占有优势。不信你看看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就可以发现那种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李锐先生本人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大概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吧？却在民主改革等等问题上完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义务推销员。这样的共产党员也不是个别的，… 要搞代议制当然是资产阶级上台，共产党下台，像印度尼西亚那样。现在李锐他们主张中国当年应当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甚至说那才是正统。如果说今天的改革可以从西欧北欧汲取某些经验，我是赞同的。中国不应当一味只学美国而忽视西欧和北欧的经验，那里有一些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但是要说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应当走社会民主党的路线，说轻一点那是痴人说梦，说重一点就是数典忘祖。如果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或是假如在抗日战争之后，中共交出军队，中国的发展轨迹不过是印度尼西亚那个样子，少数共产党员可能能在各级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而大部分没有文化的，或者不肯同流合污的会被遣散回家，解甲归田。当官的那一些人，一部分会被同化，一部分会被排挤掉，淘汰。甚至可以发动政变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大体就是二战之后在印度尼西亚发生过的事情。至于中国社会，恐怕连个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都不可能实现，更别想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搞得不好就很可能是四一二大屠杀再来一次，就像印尼１９６５年的事变。还有，说不定中国的版图已经分解出去好几块，像印度分裂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那样。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没有忘记血的教训不肯拿手上武装去换自己的官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那个时代是绝对正确的。
再说，北欧为什么能够有那样多的社会主义成分？还不是因为苏联的存在！当年有一个词，叫做“芬兰化”。就是说芬兰受苏联的影响太大，而周边一些国家也受到苏联的影响有变成芬兰的危险。苏联解体之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西方各国减少福利，提高资本的利润，有所谓ｄｏｗｎｓｉｚｉｎｇ， 类似中国的减员增效。这是西方有识之士在苏联解体时就预见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连北欧西欧以及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因素都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必然的联系。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李锐先生的民主崇拜到了这样的地步，他说，“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
老实讲，我真没想到像李锐这样９０沧桑的人竟然讲出这么肤浅的话。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就是无害如白开水，喝太多了也不行，有一种病，就是水中毒。前几天上有个笔名叫“化外”的人写了两篇关于民主的博客，第一篇叫 “民主必败，民主万岁”， 第二篇叫 “民主是个ＪＢ”。他老先生直接用了那两个中文字。我还是免不了远庖厨的毛病，不愿意在自己的文章中用那两个字，尤其是在写给一位比我年长二十多岁的老者的文字中，所以用了那两个字的声母。这是跟台湾同胞学的，他们不是有个ＬＰ嘛。化外先生文风诙谐百无禁忌，然而，话粗理不粗。他分析了民主正确发挥作用的条件，而用错了就会造成麻烦。我很推崇化外这篇文字，因为它标志着，海外华人已经从民主崇拜中清醒过来。化外先生在美国多年，就近观察民主，比李锐先生隔岸观火要清楚的多也深刻的多，已经摆脱了对“德先生”和 “赛先生”的崇拜。我不想转述他的话，我现在眼睛不大好，码字有点困难，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看。我这里只想分析一下实例，来说明民主用得不当会酿成灾难。我不去举文革大民主的例子。在某些人看来那不是民主，其实那也是一种民主，并不比１７８９年法国革命之后的民主专政更疯狂。让我们来看看１９８９年春天的“风波”。我想至少我和李锐两个人都同意１９８９年春天的学生运动是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参加活动的学生们以及声援他们的数百万市民和各界人士也认为自己是在搞民主，争民主。请不要跟我说８９民运不是真正的规范化的民主，美国人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没有那么多的规范。在我看来，１９８９年，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本没有严重到必须搞绝食抗议的地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演出了那么一场悲剧。除了政府领导处理不当之外，各方面对民主的片面推崇使得那些青年学生以为他们可以推翻政府改朝换代因而毫不妥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不准备详细分析那场风波的原因，那需要很长的篇幅。只想指出民主可不是什么“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的东西。我想有了８９年的教训就足够了，用不着去翻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乌克兰的故事。所有的这些“和平”／非和平的演变都是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闹独立性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国家。然而，一旦有隙可乘美国肢解起南斯拉夫一点也不手软。这是中国人需要特别警惕引以为戒的。
李锐先生，假如大家接受了你的观点，都像你一样无条件地提倡民主，说它 “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会不会再次造成８９年那样的动荡呢？你们这些养尊处优过着神仙般日子的人，根本不知道改革是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过程。要搞好改革，领导者必须瞻前顾后照顾到方方面面。邓小平有个形象的比喻，“摸着石头过河”。一脚踩不稳，失去平衡，就可能落水。许多人不喜欢甚至鄙视“摸着石头过河”，而喜欢奢谈总体设计。改革当然不能没有总体概念，但是，改革不是盖房子，不是一切都在认识范围之内的工程问题，相反的，改革充满未知变数，当你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产生了一个甚至几个新的问题。必须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态度。民主弄得不好就往往成了民粹。８９就有民粹的味道。由于某些改革措施的不尽适当，不恰当地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弱势人群。下岗问题，物价问题，征地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各地的突发事件时有所闻。形势未必比８９年强。８９年只有一个闯物价关，真正受冲击的人并不多。至少农村多数人刚刚从包产到户中受惠，人心安定。而今天，面临着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难题，如果有人振臂一呼，有一个可以打动多数人的口号，再发生一次８９年那样的甚至更大的风波都是可能的。在有了８９的经验之后还这样毫无保留地提倡民主， 而且抬出九十岁高龄和“１２.９”老革命的牌子来施加压力。让我怎么说你好呢？大概是过于越活越年轻了，犯了幼稚病。
至于李锐说“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这一点“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实施宪政，走改良主义道路（英语中“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的成就所证实。”也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像李锐这样颇有学问的人说的话。
唉，让我怎么说呢？是李老先生的历史知识还需要恶补，还是民主崇拜让他老先生忘记了历史？让我们看两个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沿革的历史事实吧。
法国，无疑是个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中国人酷爱革命，把革命最彻底的法国革命冠上个“大”字，称作“法国大革命”，这个我们最崇拜的民主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有几分相似。它不但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而且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革命领袖丹东，罗伯斯皮尔先后送上断头台。然后让拿破仑当了皇帝… 到１９６０年代戴高乐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当时我们的报上也是把他骂作独裁），即第五共和国，法国的民主制度才走上正轨。在戴高乐之前，一届政府常常几个月就倒台，我不知李锐先生把这当成是添乱还是热闹。法国的近３００年民主沿革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真是李锐先生的“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稳定”最精彩的绝妙注解。
再看看另一个先进的西方国家德国。它的工业化是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实现的，领导德国统一强大并实行君主立宪的是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皇帝退位实现了民主大跃进，这种民主并没有给德国带来稳定，相反地，是民主选举把纳粹头子希特勒送上总理的宝座，使德国又发动了一次战争，直到国家被瓜分占领。
我们的美国朋友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支持者，都很希望中国早日实行代议制。他们以为那样就会产生一个对他们俯首帖耳的政权。我劝他们不要太一厢情愿――当年，列强也以为希特勒这个未入流的潦倒画家是个容易摆布的人。――假如选出一个铁腕人物，为了得到支持走民粹路线，那倒要做点真正损害美国在亚洲利益的事情。当然那最终也可能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不过美国人会首当其冲。请我的美国朋友记住中国的一句格言：同类相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他的领导人有可能理智地认识国家的利益，从而可以与美国和平相处，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保证的，并不需要争取每一个选民的选票；而一个全面资本主义化的中国几乎必然与美国相互冲突，因为到那时一个领导人要千方百计去争取每一张选票，他几乎无法去教育群众而必须去迎合群众，赢得群众的欢心。而最简单最直接的迎合民众的方法，就是民粹主义。
李锐先生可能会说我举出的都不是完全“走改良主义道路”的。因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真正完全靠改良实现民主政体的还真不多。德国的俾斯麦时代应当是比较典型的改良。而你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稳定”这种提法给人的印象只能是放手大搞民主，还有点当年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咄咄逼人的味道，根本与改良主义南辕北辙。更何况，李锐先生的文章中完全没有强调渐进改良的必要性。如果李锐先生论证了强调了这一点我跟他分歧就小得多了。
真正跟李锐先生的这段话靠点谱的是德国的俾斯麦时代。而铁血强人俾斯麦肯定比今天任何一个被骂作专制的人物更独裁。其次是英国。英国的民主进程确实比较平稳。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懂得妥协，真正走改良的道路，因此至今还保留了王室。而中国的民主派，包括李锐在内最缺的就是妥协，爱好完全彻底的伟大蓝图，经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让我们来看看李锐先生提出的只有一次大革命或者民主大跃进才能完成的与西方接轨的目标。
他提出，“执政党自然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它实现领导的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通过党员活动，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规和政府行为。因此，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从理论上我也承认那是一种符合现代西方国通例的可能的政体，但是与现在的中国政体相去太远。要转轨一时做不到。党政分开，是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但是至少需要分成许多步去做。如果硬要立竿见影，只好搞一场革命。党组织建在连上，党直接领导一切，是中国革命的传统。现在资本家也可以入党，党组织也进了私营企业，我看政和党恐怕是难以分开的。党若不言政，不管业务，还有什么用处？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没有那么严密的组织，更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几乎只是个选举工具。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不同。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是应当发扬光大，还是应当取消而向西方的政党看齐？
说“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这并不是一个当然正确的命题。按照中国的宪法――党的领导地位是写进宪法的――党管政府是必然的事情，政府各部委有党组，这也是合法的。把这说成越俎代庖也很值得商榷。这也是个话语权的问题――中国改革是否要与西方接轨，中国共产党是否要改造成西方代议制国家多党制下那样的主要是个选举机器的政党。这实际上涉及中国政体的根本，涉及到宪法。当初提出党政分开的人们就没有把问题想清楚，说的时间长了，重复的多了，三人成虎，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了。仅仅靠思想正确恐怕不行，没有组织保证思想会落空。再看看俄罗斯的经验吧。戈尔巴乔夫以为苏联总统可以给他个人超越共产党的权威，他削弱了党，就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当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没有问题的东西，－－ 但是它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力量。李锐先生听到哈佛的人说了一句 “党国”，就不得了，要求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消除（共产）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说要把共产党变成一个两党制下的那种政党，与其他党平起平坐而不是其他党的领导者。“党国”有什么要紧，只要这个党能够像五十年代那样廉洁，勤政为民，它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它的特殊地位是写进宪法的。按照李锐的建议，中国恐怕要步前苏联的后尘。
改良主义就是不要根本否定现实，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实行渐进的改革，用个主张“彻底改革”的人们不喜欢的词，就是要在现有制度上“修修补补”，修补得多了，积小改为大改，也可以改地换天。试看今天中国的经济与文革结束之时有多大的差别啊？李锐一派的人们一直说中国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可是，今日中国的政治状况与毛泽东时代难道不是有了巨大的变化？当年李锐先生坐班房的时候想到过有一天可以大谈“民主没有阶级性”吗？反正我在班房里的时候没有想到三十年后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会这么看问题。
李锐先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全面地理解，我也不反对。但是不能把这曲解成必须先有民主化才能搞现代化。这也是民主崇拜的一个误区。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包括民主化应当是相辅相承的。如果你一定要问个先后，那么我的答案会让你失望。但多数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先有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再推进民主化的国家两个现代化都实现了，而企图先建立民主政体然后再搞经济发展的国家大多停滞不前经济依然落后，而且那里的民主也不过虚有其表。的确，美国是个例外。可以说是先建立了民主政体而后发展起来的。但是，美国的移民多是来自欧洲发达国家，主要是英国，因而他们已经有了代议制的传统，而且在新大陆没有历史的包袱。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渗透到几乎每一个人血液之中，要搞民主没有几代人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不信你看看海外民运这些人的表演吧。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一些还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又在美国耳濡目染受到民主的熏陶。可是他们搞起政治来，还是中国文人的那一套，一点也容不得不同意见，动不动就堵人家的嘴巴。几乎每个人都宁肯当鸡头而不肯做马尾。我曾批评他们就个人素质而言根本不及共产党。现在我连批评他们都懒得批评了，只敢敬而远之。我常想，毛泽东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集中强大共产党，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旧面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孙中山没有做到，蒋介石也没有做到。这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遗产，我希望所有希望中国富强的人，包括李锐先生能珍惜这份遗产。
要搞改良首先就要对已有的东西有一定的肯定，而不是否定一切。如果一无是处，何不彻底砸烂，从头来过？“彻底砸烂”是文革中间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最激进的一部分人的主张，现在看来李锐先生的主张跟他们差不多。据朋友说，当年清华４１４一派的理论家，与“彻底砸烂”势不两立的周泉缨先生也认同了彻底砸烂。看来民主幼稚病在迅速传染，这也是我十分担心的。李锐先生也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仿佛毛泽东建国之后一件好事也没做。他要求再次评价毛泽东，再做一次历史问题的决议。他的意思是对三七开不满意，要进一步否定毛泽东。我看以李锐先生这个态度来看，再次评价毛泽东的时机还不成熟。有些历史问题也还要冷静一下，沉淀一下才能处理得好；有些历史事实也要认真核实认定。我也是坐过毛泽东的牢房的，但是，我不赞成你对毛的评价，那里面有过多的个人恩怨的色彩。毛当然对那段历史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刘少奇等人也难辞其咎，经常为了紧跟，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而把事情弄得更左更糟。例如粮食亩产放卫星，毛泽东是怀疑过的，在河南他问过到底是真的还是吹出来的？如果刘少奇周恩来等有一个人想纠正，有了毛的这句话，就可以查个水落石出。可是他们不但不查，偏偏还要报喜不报忧，不让毛泽东了解真相。急于求成是当年中国人的通病，前面说过，５０年代，你也很左嘛。你当年反对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就是“三峡工程虽好，它的最大不好是时间长，需要１５年至２０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决和满足国家建设中的近期要求”。搞能源基础建设的领导干部（当年李锐先生是水电总局的头头，好像是局长吧？）把１５年到２０年看成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将来，不也左的很可笑吗？中国水利开发的极端落后状态你难道就一点责任没有？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里，毛泽东比大多数人都还要冷静一些。主要的问题还是靠他发现和纠正的。就是从你关于庐山会议的书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本来已经要解决左的问题，当然还不够彻底，但是如果能按会议的原定计划去做已经是个很不错开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个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哪一个更好一些？现在有许多吃了社会主义好处的人急不可耐地想向资本主义迅跑。资产阶级实在是十分强大，领导着舆论，甚至左右了前苏联的改革，也对中国的改革有着不小的影响。为了坚持走改良主义的路，我们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不妨看一看历史的启示。
苏联和美国的对比。美国搞现代化至少也是一百多年才赶上英国。而苏联从１９１７年革命成功到１９４１年战争爆发，还不到二十四年，其中还有三年多是战争。二十年走过美国一百多年的路程，建立起打败德国的实力，普及了十年一贯制教育，为全体苏联公民提供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的福利保健系统。仅这最后一点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至今美国也还做不到。也正是这一点，迫使西方各国逐渐建立了社会福利系统。尽管苏联的制度有许多明显的弱点，但是，你能一笔把它从历史上勾销吗？站在１９４９年的中国的角度，你是学苏联还是学美国？恐怕就是完全了解苏联制度的弊病的人也会说中国应当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要改掉苏联的毛病。其实毛泽东在学苏联的同时力求与苏联有所不同。如果说苏联和美国的事情离我们有点远（但是作为元老你应该做这种分析比较的工作），那么让我们看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建国，印度还早几年，印度的文化基础也比中国稍稍好一点。印度走的是一条毋庸置疑的民主道路，而中国，用你们的话说叫集权或者专制。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大堆问题，犯过不少错误，但是，半个世纪下来，到底谁搞得好一点？中的经济无可争辩地走在印度的前面。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比印度小得多。分配基尼指数分别为０.４６和大于０.６。中国如果走代议制民主路线，所有我们今天看到印度存在的问题，中国都有，有的更严重。很难说能比印度搞得更好。平心而论，印度在这条道路上有今天的结果已经不容易了，比起同样起点同样道路的国家也算比较好的。这里请不要说什么台湾经验。台湾是两个阵营竞赛的结果。蒋介石集团到了台湾与当地的土豪没有瓜葛，可以搞土改，而且又有从大陆带去的大量黄金用来赎买地主的土地。还有大量大陆的精英人才也集中到台湾。我刚到加拿大时，有台湾朋友向我吹台湾经验。我说你们不要吹，有那么多黄金和美援，放到大陆东南沿海那个省也比你们搞得好。他们立刻噤声一点反驳也没有。假如国民党当年打败了共产党，他们很难比印度搞得更好。有了这个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功劳之所在。而按照李锐等人的改革，中国现存的一点社会主义的东西恐怕也要丧失殆尽。
我也同意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激了，但是不能否定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方向。这使得中国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了相对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也认为反右斗争是完全错了，这个问题我在今年春天已经写了一篇文章拟在十七大以后发表。扼要地说，我并不同意某些人的没有右派的观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当然有一批瞧不起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的人。他们中间在１９８９年春天也有等着看抬尸游行的人（我这句话是有具体根据的）。但是到了五七年由于建设的成绩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他们大部分是服了共产党的领导。有的不十分情愿，有的心悦诚服。共产党本应该继续实行团结教育合作的方针，以便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长处。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优势是中国社会的宝贵财富，不应以粗暴的方式加以打击。更可惜的是，许多所谓右派的头面人物实际上是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的资产阶级左派，对他们的打击更是完全错误的。不要说他们没有什么大错，就是真有错误也应当耐心教育。这是毛泽东把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的必然结果。
当我们受到毛泽东路线的迫害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他的错误甚至罪孽，但是，当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尤其是当我们为了规划未来而检讨过去的时候，我们必须公正客观。我看对毛泽东，三七开是个恰当的评价。这也是可以走改良路线的依据。
如果对过去没有一个基本的肯定，即使主观上想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在实际上也行不通，总有一股往革命道路倾斜的冲动。
指责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的有各种人，有一种巴不得中国快点垮台，但是他们也以关怀中国的面目出现。更多的人是患上急性病，过去列宁讲是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李锐们对左派两个字很不感冒，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是右派幼稚病吧。不一定是小资产阶级才有幼稚病，大资产阶级也有。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就跟幼稚病有直接的关系，急于发财，股市升虚火，遇上中西部干旱，农民付不起订货的货款，导致股市雪崩。其实跟中国的大跃进有几分共同之处。到底是中国的大跃进损失大还是２９年的大萧条损失更大？大跃进与文革一脉相承，而大萧条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李锐主张清算极左路线，其实极左思想本质是幼稚病，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几乎我们人人身上都有，你说这是毛泽东的影响也行，但实际上毛泽东是我们这些中国人的代表。总路线大跃进是什么问题？当年报上反驳怀疑总路线的人说，难道不要多快好省而要少慢差费？正如今天李锐等的提法是难道不要民主而要专制？问题不是要不要多快好省，而是在实际上能达到什么程度的多快好省，现在也是如此。没有人会说要专制，问题是我们应当要什么样的民主，和如何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民主，建立一个有序的，有行政能力的，有权威的民主政体。５８年的大跃进和这些年来的改革急性病，在思想方法上是共同的，都是把幻想当现实，把主观愿望当成政策，因此，也都是幼稚的很，许多人还停留在崇拜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水平，却盲目自大以为得到了民主的真谛。鲁迅先生说借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我希望李锐一派的人们能从大跃进的经验联系到今天对民主的急躁情绪，诚能如此，中国的民主进程可以少走弯路。
如果我门同意应当走改良的道路，那么就应当提出具体的可行的改良主义的任务和步骤。
当前最重要的是整治腐败。我与许多人一样，认为必须有独立的监督才能有效整治腐败。因此有人主张三权分立。但是三权分立现在肯定行不通，无论如何说那是在司法权上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没有制度性腐败。那些公关公司，国会游说是干什么的？在现有体制下加以改良能不能有有效的监督？这是立志要实行改良主义的人应当努力的事情。我考虑了很久，以为这是可能的。就是加强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纪委，原来是检查党内的。李锐主张纪委“不应直接插手国家监察部门的工作”，是要三权分立。我则主张纪委实行垂直领导并且扩大到分工管理公检法，就是说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而是监督同级的党政负责人，同时，它不仅检查党员而且领导公检法。那么就实际上成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监督系统。就是说以党内的执行与监督的分工来实现监督的独立。至于最高领导人，即使在西方也有豁免权，在美国，大法官也是总统提名的。而且中国的情况更特殊，实际上他们几个人也几乎没有什么自由。无论如何，就腐败而言，重要的不是最上面的那几个人，而是整个系统。这样在保证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可以有独立于行政部门的监督机制。
第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官员的水平，教会他们有效地办事。在德国，一切事务都有章可循。这才叫文化水平高。（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列宁说的，请那些共产党员包括李锐注意你们导师的教导。）中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相当长的积累，但是如果朝这个方向努力就会快一些，如果不去努力恐怕永远要靠官员们的即兴发挥。我还是希望大多数事务可以有标准化的，程序化的解决方案。是否可以先从县级干部的培训做起。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全国的县级干部培训一遍，每期两个月左右。可以是研讨会的方式，研究如何做好一个县的工作。至少可以交流经验，淘汰不当的陋习，学习典型案例，并逐渐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出来。当然，民主作风也是应有之义。这也许可以纳入提高执政能力的范畴之内。几年之后再来一遍，争取那时能有较多规律性的东西。然后是村、乡级，可以由省地区去办。
第三，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希望在于全民素质的提高。这中间公民教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文革之后学校里似乎有点教书不教人。过去讲社会主义觉悟，现在似乎不提了。只讲钱，讲什么“金钱就是时间”，什么 “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以为西方就是个人主义， 放任自流。其实，在西方，上流社会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并不是放任自流。私立学校课程比公立学校重得多。在表面上充分自由的背后，西方有他自己培养社会精英的路线。例如许多大学入学考察时很重视学生是否作过志愿者，很重视这种经历和评语。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最严厉的批评是李只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根本不搞国民教育。我看我们许多人也有李鸿章的这个毛病。我想，恢复并大力改善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是共产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应当是中国公民教育的核心。自从批判林彪之后中国就不再提政治思想工作了。其实政治思想工作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就是林彪的那些提法也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东西，林彪的文章有几个字是他写的？又有多少思想是他提出的？完全可以剔除错误的东西而坚持正确的传统。就是林彪说过的话，只要是正确的也不必因人废言。我本人反对所谓给林彪平反的运动，这个问题这里不能多谈，但是不能因为林彪败坏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名誉就废弃这个重要的传统。请大家认真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要想在世界上取得骄人的成就靠什么？靠刻苦？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也都很刻苦，靠地大物博？按人口平均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排在世界的前面。只能靠制度的优越性，靠人的主观能动性，要靠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政治思想工作实际是继承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刘少奇的论中国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当然没有一本书没有错误，就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奖的著作中也有错误，当然是无关大局的错误。我并不喜欢 “驯服工具”的提法。但是《修养》仍然不失是一本政治思想工作的经典著作。中国人要能肯定中国人的东西。不要打倒一个人就丢一批东西，甚至平反了，著作和思想仍然不能再次得到应有的肯定。这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整个民族的损失。从文革开始以来我们一直在做减法，现在减法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希望十七大的领导人能够成为集大成者，把中国革命中创造出来的好的东西，值得继承的东西，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恰当地继承下来，使之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有机成分。我相信，这将使科学发展观更加丰富和完整。
在国民教育这一点上我与李锐先生有一些共同点，但也有分歧。李锐先生强调的是宪法课程，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我更强调公德教育。没有公德，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凝聚力。而且我也不希望公民教育仅仅是“完成“五四”以来尚未完成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蒙运动”，我们不能停留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水平。也不赞成让公民教育成为鼓吹民主泡沫的工具。
最后，一点个人的感想。前几天一位在硅谷的朋友来电话讨论了一个问题，然后他说，过去你很右，现在你很左。看来我这篇文字肯定会被视作很左的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在大学的时候，整个社会是左的，毛泽东就是只知道革命，一心要用革命手段推进一切事业的革命家，而他的战友们为了紧跟也常常表现的更左。我实在跟不上，又性情孤傲，我行我素。我也是努力紧跟的，但是跟不上。好在清华的环境比较松宽，在文革前没有受过公开的批判，只是入不了共青团，成了毕业班全系唯一的一个非团员。在文革中我这种性格当然要遭点罪。…… 而今天几乎整个社会在向右转，不少人在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我又一次跟不上。而且不认同。我认为独立思考并不是单单独立于共产党和毛泽东，而是对一切社会思想体系都采取批判的态度，既不盲目接受也不盲目反对。现在没有了过去那种政治迫害，为什么我们要无条件的接收资产阶级的思想呢？我本人虽然因为文革坐了一段班房。但是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应以个人的恩怨为转移。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受了冲击，只记得自己对革命有过贡献，而不珍惜老百姓给与他们的回报，他们享受着社会主义的极大福利而做着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工作。我希望这些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希望你们对号入座，有所反省。如果毫无反省，对于改革是危险的。８９年的学潮，实际上也是得到改革实惠的人发动起来的。
今天在十七大之后，可以看到要求改革加速的呼声正在响起。前些天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轻声细语，现在已经加温了“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稳定”。不知明天又有什么更蛊惑人心的花样。我希望这类鼓吹民主泡沫的煽情就此打住。你们这些东西还不如化外的博克《民主是个ＪＢ》，当然ＪＢ也是个好东西，没有它人类，不仅仅是人类，就要绝种，但是用得不好必然添乱。据我在班房时根据所见所闻，中国当时的刑事犯罪有很大一部分跟这个好东西有关。我希望关心改革的人，宣传部门，学校的领导者，应当把改革的性质阐发清楚，让大家踏踏实实走改良主义的渐进改革的道路，不要追求完全彻底的“改革”，那只能是革命性的突变。
１９８９年，发动８９民运的人们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机会寻求民主诉求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明年的奥运会可能又是这样一个机会，也很可能有人要加以利用，所以我特别对在这个时候要求放手搞民主的言论的不断升温感到愤怒。我希望像李锐这样有影响的老干部，既然也认识到改良主义的必要，能多在现实的改良问题上动动脑筋，不要再去争论过去应该改良（走社会民主党的路线）而在现实问题上却要民主大跃进。这是一个１９６０代的中国右派学生的忠告。
尽管我是苦口婆心希望李锐们不要添乱，但是总会有一些人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制造混乱。作为领导人，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采取主动，不要让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汇合到一个时间点上。
最后，衷心感谢枫华园肯发表这篇他们不会十分认同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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