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令人失望的表现，需要从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来理解。全球化虽然是西方一手推动的，但结果显示西方的制度对之并不十分适应。全球化无疑大大推动了人口、资金、物资的流动和交换，但却也把过去单一的国内市场变成全球市场。面对瞬息万变的机遇或者挑战，对各国政府的管治、应对能力的要求也大大提高。西方过去在特定时期也会授权总统特别权力，如美国内战时的林肯，他甚至被反对者称为“独裁者”。但全球化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特殊时期”与“平常时期”的界限日趋模糊不清。与此相对的却是西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这自然要从现在的民主体制身上寻找原因。
首先，现行的民主体制难以选出优秀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选举结果的往往不是候选人的能力、专业知识和从政历练，而是外表、宗教信仰、种族、性别、年龄以及是否会做秀。以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例，他没有担任过市长、州长，在仅仅担任参议员两年多时就宣布竞选总统，可以说没有任何行政经验。但却仍然在经济危机下人人思变的心理下，凭借演讲的口才、年龄优势、性别、黑人等条件，成功击败都是白人的党内女性对手希拉莉和共和党对手年迈的麦凯恩。如果以现在的选举模式来衡量的话，美国当年跻身最伟大总统行列的林肯是绝不可能出线的。事实上，一个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有能力的领导人，同样也毫无意义。小布什总统仅仅八年就把一个处于巅峰状态的美国带入深谷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回顾美国历史，早期还能出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家庭背景但能力超群的领导人，但现在领导人的选举已经程序化、表演化、金钱化，是电视和公关部门的成功，而不再是个人能力的成功。相应的，政治人物的操守也备受质疑。日本京都大学每年都做一个调查；信赖商人的比例为3%，而信赖政治家的比例则为0.3%！美国有一个说谎俱乐部，规定政治家不得参与。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玩玩的，哪比的了政治人物的专业水准。
美国实行总统制，即使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至少还能做到领导人的稳定，许多实行内阁制的国家，政府则像走马灯一般的更替。日本三年换五首相就是真实民主的一幕。一个连一年都做不到的领导人，如何治国？如何应对国内外的突发事件？事实上日本一直面临着经济不景气、股票下跌、养老金问题，甚至日元突然升值等急待解决的重大挑战。但频繁的选举和领导人更替，只能任由问题存在。最近中日围绕钓鱼岛发生冲突，结果由于现任首相菅直人全力投身于即将举行的党内选举，致使无法有效回应和迅速处理。毕竟对于菅直人来说，如果败选，自然可将烫手的外交山芋扔给继任者。如果胜选，他也才有资格来处理。因此面对中国的一再出手，只能以“拖”字应对。其实整个西方都由于任期制的原因，大多追求短期效应。更由于政党轮替，甚至同党的人事更动，都导致内政外交朝令夕改。法国总统希拉克亲中疏美。同党的萨科奇上任后一方面亲美，另一方面中法关系大起波澜。现在萨科奇政府全力推动退休制度改革，从60岁改至62岁。反对党社会党则一再声称，一旦执政立即废除。如此摇摆运作和难以稳定预期的民主制度，岂能适应全球化的浪潮？
其次，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带来的必然的低效率。当经济危机达到高峰一刻，美国政府虽然出台了七千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却被当作党争的好机会（此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共和党的麦凯恩的竞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被当作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讨价还价的大好舞台。甚至学者也不甘寂寞，在这危急一刻，166位经济学家联名致函国会领袖，强烈反对这一救市方案。在各种压力下，情急之中当时的财长保尔森竟然上演向美国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下跪的惊世之举，尽管如此，第一轮投票仍然被否决。
关于美国政府的效率，保尔森在事后写的《峭壁边缘》一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华盛顿是一个只有危机才能改变的地方。
一直有人辩护，民主的低效率可以避免重大失误。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时间就是生命（还记得2005年袭击美国的卡特琳娜飓风吗），错过，就再也无法挽回。不过这个辩护也说明了一点，民主的优势不是在于正确的决策，而是避免重大失误。但现在时代既要求避免重大的失误，更要求迅速而正确的决策。或者说这是一个哪怕不完美的决策也胜过低效率反应的时代。不过如果看看小布什时期，恐怕民主也同样不能避免重大的失误。美国入侵伊拉克，哪怕遭到极其罕见干预时政的教皇的公开反对以及法德盟国、联合国及三大常任理事国、德高望重的曼德拉、全球各地的示威群众的反对都无法阻止和避免。随后更在其任内酿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从而成为美国冷战后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其实美国历史上实行一百年的黑奴制，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算不算重大的失误？）
除了以上两点，西方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至少还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这是道德正确色彩浓厚但却弊端丛生。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德国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法国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公投拒绝。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只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屡屡在危机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在一次事关改革的公投中败北，而辞去总统职务，彻底离开政坛。当然对于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从制度上进行修补。比如，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后，法国新政府就不再通过公投进行表决，而是直接在议会表决通过。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西方号称民主和三权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选举产生，二是采用终身制。原因在于，不是选举产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还是要摆脱民意的制约。西方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当民意走向极端的时候，仍然于事无补。比如冰岛发生经济危机之后，虽然总统签署法案偿还外债，但却被全民公投否决！法国2007年总理费永就宣称国家财政已经破产，必须进行改革。于是当经济危机来临之时，一向主张改革的萨科奇推出力度并不大的退休制度改革,结果却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浪潮。此前德维尔潘政府推出更小幅度的推动青年就业的CPE改革法案时，最后希拉克总统都已签署成为法律，但最终在民众街头政治的压力下废除。
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总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但国家要看是否整体上有利。但选民只会看自己。这就是票选民主的致命伤。这就是宁可通用破产，鱼死网破，民众也不会同意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共度难关的原因。
西方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人性恶的认知上。但这套制度在遏制执政者的“人性恶”的时候，却忽视了民众的“人性恶”，表现在当下就是大众贪欲。但在民主制度下，各政党为了胜选只能迎合民众。所以虽然西方提倡低碳生活，但一个美国人的消费是全球人均的八倍，美国百姓习惯于借钱超前消费，这在民主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福利制度越来越高昂，也越来越沉重和根本无法改变的原因。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高福利必然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和普遍的浪费与低效率，这反过来又危及民主的存续。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别看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可以产生次贷危机，进而可以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前几年倒闭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员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的19人接受过安然的资金。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多夫居然能够在美国可以多年撑起一个五百亿美元的骗局。他自己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事实上，民众与资本以民主的名义对政治的介入，才是美国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这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皆然不同。美国的次贷危机，几年前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机爆发后，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这样辩解：不错，我是几年前就知道次贷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国会会批准吗？一语道出何以失去纠错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国的次贷危机，以“两房”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二十年前就被美国学者（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两大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力的委员会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2007年，这位学者仍然一再撰文呼吁两房的问题，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的全面爆发。
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有数百年，但形成今天的“多党、普选、三权分立”和福利制度却不到百年，美国甚至只有四十余年（以美国黑人真正获得法律上的平等为标志），瑞士甚至只有三十多年（以妇女获得选举权为标志）。这场危机的来临无疑对这种模式投了否定票。然而，西方是否能够像过去一样度过危机呢？从目前来看，恐怕很难。因为许多制度方面的变革是不可逆的。比如福利制度、普选制度。一旦建立，就很难走回头路。泰国在一群受过法国教育的军人政变下建立的民主制度，到今天已经七十多年，虽然到现在仍然处于民变与军变的循环中，但却无法倒退回到过去。除了制度本身的原因外，还和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把制度道德化有关，以至到现在反过来深受其害。
其实制度是适应人类进步和发展需要而生产的，是为了解决面对的问题。制度只有适合与否，而没有邪恶与正义之分。但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互相妖魔化对方，一个中性的制度被意识形态化和道德化，在当今世界更形成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的话语结构。不过吊诡的是，这一套说词如此深入人心，当西方面临挑战需要变革时，反过来竟然束缚了自己。美国不过是通过了一个医疗改革方案----美国是全球发达国家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就引发强烈的反对声浪，质疑美国将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如同过去的中国，“计划经济、绝对公有、上学、住房、医疗免费、没有失业、没有破产、没有内外债、没有通货膨胀”等等都被归入社会主义优越性，后来却成为改革时代的阻力。好在中国是一个传统上注重实用理性的民族，能够与时俱进。事实上，尽管中国一直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以德治国，但对制度本身却从未有道德化。而只有良政与劣政之分。所以自1840年以来，当几千年的传统制度无法适应时代挑战时，便效仿西方建立共和。当这种模式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时，中国又选择了苏联道路，但当苏联道路也行不通的时候，中国便走向改革开放。对于制度还是严复总结的好：“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谈到西方民主的未来，往往会令人想到希腊雅典民主的命运。为了满足自由民无止境的物质贪欲，雅典不断进行对外扩张，终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兵败斯巴达。自此“民主”在西方2000多年来，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境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独立建国后，一再声称自己的“共和制”与民主制的区别。民主的命运在西方后来得到逆转，有两个原因。一是采取了代议制，而不再是雅典时期的直接民主。二是冷战的需要。但是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却越来越有直接民主的味道。这恐怕才是西方民主走入困境的原因。
什么是理想的制度，西方从柏拉图就有论述。他推崇的就是混合政体。后来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贵族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体形式，称之为“共和政体”。历史发展到今天，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混合经济，相应的制度也应该是混合制度。既有民主也有集权。如果看看今天的时代，东西方的表现，不得不令人敬佩他们的远见和深邃，也不得不对古老中国发展出来的新模式和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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