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说，笔者认为媒体对富士康质疑不一，甚至要修理它，是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效果的。纵然再有12跳，乃至20跳国人也不必大惊小怪。富士康既不会停业，也不会受惩处。原因无它，症结在于富士康老板郭台铭是台湾首富，乃对台头号统战对象，他和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深圳乃至他祖籍地山西省都有说不清的高层关系，包括有“天线”直通北京“天庭”。郭台铭昨天在欢迎到访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仪式上说：“现在很多事都不能说，我们都默默在做。”可谓言简意赅。
试想：如果废了富士康，国税地税会少收几百亿，主管经济的那些大中小人物会舍而弃之？
试想：如果废了富士康，“对台方针”实施会大打折扣，主管两岸关系的那些大中小官员会舍而弃之？
到目前为止，当局从未出台过严厉措施，而严厉政策打击的是钱，是GDP，是财源。深圳大学的所谓心理学家还帮腔说：在自杀率大约为每十万人有23名自杀者的中国，富士康的自杀率仅为每十万人有2名，证明富士康的自杀率远远低于中国的自杀率。
延续了山西晋商长袖善舞的传统，鸿海集团和郭台铭本人每年邀请多少大陆方方面面的官员到台湾吃喝玩乐，外界对数目不清楚而已，虽然那是公开的秘密。郭台铭前年娶舞蹈教师曾XX为二妻，大陆好多官员送红包或用其它表示恭贺哩。已下台大贪官许宗衡（原深圳市长），就去过富士康“拜码头”。
郭台铭之父跟国民党败军溃逃台湾。郭台铭本人也当过“国军”，所以他也把富士康视作半军事化管理，以修理大陆工人为乐。郭台铭也算风派一个，李登辉主政时，他涉多宗捐款；陈水扁上台后他试图逢迎送钱，后来因阿扁阿珍过贪，索价太高而作罢。
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台资工厂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是划分中国社会阶级的终极指标，被台资绑架的各级地方政府当局一直不敢破除社会不平等筑起的社会栅栏。从深圳有几十万工人的富士康到东莞有200多工人的台资山寨厂，劳资矛盾反映了大陆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大陆缺乏左派和代表工农阶层的媒体，很少人敢于点破此点。
深圳总工会扮演了不大光彩的角色，它把资方和工人的矛盾淡化为管理方式的适应与不适应，而根本没有站在工人一边，这种工会实际上代表政府充当资方与工人之间调停者的角色。央视《经济半小时》也“小骂大帮忙”，称“工作压力”才导致“十连跳”。既然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其基础当然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代表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干部官员和媒体不站在工农一边，不站在人民一边，是非不分，官商勾结，被资本家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少数工农民众也被资本家软硬兼施，不是乱象又是什么？
富士康问题说到底，是当代资产阶级（台资本家加上庞大的大陆买办管理层）与中国工人阶级（城市工人加农民工）之间的阶级矛盾。资方经营手法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一针见血剖析的剥削本性及剩余价值理论的再现和活生生的样板。目前社会上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只有循此思路，才会对富士康问题有更理性的研判和提出更有效的对策方案。
对富士康问题感到头大的某些决策人来说，互相推诿责任之际忽然来了些帮忙的，就是设在美国欧洲的那些劳工、“人权”团体。他们所谓声援富士康工人的言论实际上对工人帮倒忙。因为大陆某些决策人正好引例说，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既然敌对势力支持富士康工人，我们政府更有理由不任由他们指控。更令决策者感到鼓舞的是，十一连跳并未影响求职者信心，在深圳每天仍有上千人排队应征富士康工作。有湖南、湖北工人说，富士康工资按时发放，环境设施与员工福利超过当地私企，不至于煤矿那样频遭活埋。郭台铭昨天讥笑《南方周末》派记者到富士康卧底调查的作法：“如果有问题，老早就报道出来了。”郭台铭的潜台词是：你《南都》过去多次表彰过富士康的成功管理模式，现在又翻脸不认人，朝秦暮楚而已。
所以，媒体也好，国民个人也好，被郭台铭专门请到深圳作法事消灾祈福的山西五台山高僧也好，都想打开血汗工厂富士康屹立不倒的秘密花园，但谈何容易！
试想：如果废了富士康，国税地税会少收几百亿，主管经济的那些大中小人物会舍而弃之？
试想：如果废了富士康，“对台方针”实施会大打折扣，主管两岸关系的那些大中小官员会舍而弃之？
到目前为止，当局从未出台过严厉措施，而严厉政策打击的是钱，是GDP，是财源。深圳大学的所谓心理学家还帮腔说：在自杀率大约为每十万人有23名自杀者的中国，富士康的自杀率仅为每十万人有2名，证明富士康的自杀率远远低于中国的自杀率。
延续了山西晋商长袖善舞的传统，鸿海集团和郭台铭本人每年邀请多少大陆方方面面的官员到台湾吃喝玩乐，外界对数目不清楚而已，虽然那是公开的秘密。郭台铭前年娶舞蹈教师曾XX为二妻，大陆好多官员送红包或用其它表示恭贺哩。已下台大贪官许宗衡（原深圳市长），就去过富士康“拜码头”。
郭台铭之父跟国民党败军溃逃台湾。郭台铭本人也当过“国军”，所以他也把富士康视作半军事化管理，以修理大陆工人为乐。郭台铭也算风派一个，李登辉主政时，他涉多宗捐款；陈水扁上台后他试图逢迎送钱，后来因阿扁阿珍过贪，索价太高而作罢。
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台资工厂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是划分中国社会阶级的终极指标，被台资绑架的各级地方政府当局一直不敢破除社会不平等筑起的社会栅栏。从深圳有几十万工人的富士康到东莞有200多工人的台资山寨厂，劳资矛盾反映了大陆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大陆缺乏左派和代表工农阶层的媒体，很少人敢于点破此点。
深圳总工会扮演了不大光彩的角色，它把资方和工人的矛盾淡化为管理方式的适应与不适应，而根本没有站在工人一边，这种工会实际上代表政府充当资方与工人之间调停者的角色。央视《经济半小时》也“小骂大帮忙”，称“工作压力”才导致“十连跳”。既然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其基础当然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代表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干部官员和媒体不站在工农一边，不站在人民一边，是非不分，官商勾结，被资本家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少数工农民众也被资本家软硬兼施，不是乱象又是什么？
富士康问题说到底，是当代资产阶级（台资本家加上庞大的大陆买办管理层）与中国工人阶级（城市工人加农民工）之间的阶级矛盾。资方经营手法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一针见血剖析的剥削本性及剩余价值理论的再现和活生生的样板。目前社会上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只有循此思路，才会对富士康问题有更理性的研判和提出更有效的对策方案。
对富士康问题感到头大的某些决策人来说，互相推诿责任之际忽然来了些帮忙的，就是设在美国欧洲的那些劳工、“人权”团体。他们所谓声援富士康工人的言论实际上对工人帮倒忙。因为大陆某些决策人正好引例说，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既然敌对势力支持富士康工人，我们政府更有理由不任由他们指控。更令决策者感到鼓舞的是，十一连跳并未影响求职者信心，在深圳每天仍有上千人排队应征富士康工作。有湖南、湖北工人说，富士康工资按时发放，环境设施与员工福利超过当地私企，不至于煤矿那样频遭活埋。郭台铭昨天讥笑《南方周末》派记者到富士康卧底调查的作法：“如果有问题，老早就报道出来了。”郭台铭的潜台词是：你《南都》过去多次表彰过富士康的成功管理模式，现在又翻脸不认人，朝秦暮楚而已。
所以，媒体也好，国民个人也好，被郭台铭专门请到深圳作法事消灾祈福的山西五台山高僧也好，都想打开血汗工厂富士康屹立不倒的秘密花园，但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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