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已经成为一向多灾多难中国的特殊日子，甚至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一个重要而不可磨灭的组成部分。它仿佛是一个分水岭，让人感到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是如此的迥然不同。一个曾被指责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极端的自私自利，充斥声色犬马的社会，却在突如其来的空前灾难面前展现出开放、高效、自强不息、一方有难八方无私奉献、高度团结与万心凝聚的动人场面。当然中国令人感动的不仅仅是救灾，还有重建。2009年5月12日，我正在加拿大，得知一名来到重建现场的加拿大议员被感动的泣不成声。到今天，“5.12”两周年，高标准、高速度的重建已经接近尾声。这应该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之魂与当代举国体制相结合的产物。
然而，就在我们带着痛苦和自豪回顾这一历史之际，另一场突破人类底线的悲剧却在这一刻发生：在连续爆发多起针对无辜学生的惨案之后，在政府做出迅速的亡羊补牢的反应之后，陕西一所幼儿园却再次发生同类悲剧。目前已知九人死亡（7名幼童），十余人受伤。
这起惨案无疑是3月份南平悲剧的延续。然而，却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仔细观察，会发现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比如农村处于整个国家的生活低层，是弱势群体，容易走向极端。但疑问则是何以在国家采取大规模的紧急防范措施之后，仍然发生同类悲剧？再比如，农村是中国目前唯一实行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地区，何以仍然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
悲剧事发地是一家农村民办幼儿园。这恐怕是中国政府雷厉风行的防治措施只所以没有起到根除作用的原因。此前的悲剧除了山东一起外，都发生在都市，而且多为公立学校。显然，农村并不是防范的重点。
第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农村自治制度。村级政府完全选举产生。这也是中央包括村以上各级政府直接干预最少的基层政权。从这一点来讲，中央政府的防范措施在村这一级没有体现“举国体制”的特点。如果村级政府不做为，中央政府并不能象对待其它各级政府一样，至少，不能免去不称职的但又是民选产生的村主任。而且二十年的农村自治试验到现在仍然问题丛生，甚至愈演愈烈。如贿选、家族控制、民选主任的腐败（由于选举不公或争议引发的上访日益增多）。从凶犯身份（村民）到事发地点（农村民办幼儿园），都可推定诱发犯罪的原因就在当地。 事实上也是如此：凶犯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房子租给幼儿园经营者，并以到期为由收回，但被对方延期到假期为理由拒绝，从而产生矛盾。
第三，农村做为一个小的生活单位，相互熟识，并有一定程度的血缘关系。这都可以有效减少恶性事件的发生。一般越是流动人口多、城市规模大的区域才往往是犯罪率较高的地区。所以，这也是全国性的防范措施疏于农村的原因。
当然，做为一所民办的幼儿园，缺乏足够的管理和防卫能力也难逃其责。
目前，嫌疑犯行凶的动机和原因尚不明了。但从他事后自杀来看，可排除精神不正常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弱势群体总是向更弱小的群体发泄不满？
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吸取教训，避免再发生新的悲剧，否则，这个后果和代价是任何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至少在我看来，要对所有的城乡特别是民办的不具备安全防范条件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检查，完善安全保卫措施。我想，这肯定也是政府下一步针对的措施。
纵观截止目前发生的五起校园悲剧，除第一起外，其它的模仿痕迹十分明显。这与新闻的开放密不可分。中国自三十多年前开启改革开放之路后，中国社会日益自由和开放，媒体的自由度日益提高。众所周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在资讯自由流动的同时，其后果也不断挑战着尚不适应社会迅速变化的国人。一个谣言，就能引发伤亡上千人的新疆骚乱，一个地震谣言，就能让上百万人夜宿街头。一个悲剧发生，竟能被其它犯罪嫌疑人所效仿。而这些在过去高度控制的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只是我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心理应对自由的代价和成本。象美国，有持枪的自由，整个社会对枪击案也就漠然以对，或者以平常心待之。也没有人责备政府，令其承担责任。但在中国，传统上政府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就应该承担责任。中国政府能够象美国政府一样对于悲剧视为正常而不做任何反应吗？
当然，无论是自由还是农村自治，都很难倒退。只是我们在欢呼进步的同时，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是否想到了如何对其弊端进行限制？甚至是否想到，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社会？
本文结束之际，脑际中总不断重现着两个人的声音。一是向来以坦诚、直言而著称的成龙。他在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他现在对于到底自由好，还是不自由好感到很矛盾，因为太自由了，就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变得很混乱。所以他慢慢觉得：“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另一个人是台湾的一位普通出租车司机，四十岁左右的洪大嫂（我特意记下她车上的名字）。她对我讲：“中国人还是需要管的。你看新加坡，就是管出来的。西方人有自由，也有自律，但我们东方人没有。成龙说的没有错，只不过他是名人，所以引起反弹罢了。”
附：中国政府的反应
公安部、教育部5月12日下午联合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会上强调，要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到位，把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把学校和幼儿园周边治安防控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把学校和幼儿园安全责任进一步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稳定。
孟建柱要求，要把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进一步落实到位。要继续下更大的力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对涉及学校、幼儿园的各类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深入的排查，集中组织整改。尤其对乡村、街道、城乡结合部、偏远地区的学校、幼儿园，私立私办的学校、幼儿园、托儿班以及各类课外班等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改，不留死角、不留盲点。要严格落实学校、幼儿园内部防范措施和门卫、值班、巡逻、安全检查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学校、幼儿园的自我防范能力。公安、教育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加强监督、检查、指导，加强对内部保卫人员和保安员的培训，提高防范犯罪、制止犯罪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孟建柱强调，要把校园周边治安防控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会同综治、教育等有关部门，深入开展学校、幼儿园周边治安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严密治安防控措施。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儿童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要始终坚持严格管理社会治安方针，进一步加强巡逻防控和治安盘查，切实维护学校、幼儿园周边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然而，就在我们带着痛苦和自豪回顾这一历史之际，另一场突破人类底线的悲剧却在这一刻发生：在连续爆发多起针对无辜学生的惨案之后，在政府做出迅速的亡羊补牢的反应之后，陕西一所幼儿园却再次发生同类悲剧。目前已知九人死亡（7名幼童），十余人受伤。
这起惨案无疑是3月份南平悲剧的延续。然而，却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仔细观察，会发现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比如农村处于整个国家的生活低层，是弱势群体，容易走向极端。但疑问则是何以在国家采取大规模的紧急防范措施之后，仍然发生同类悲剧？再比如，农村是中国目前唯一实行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地区，何以仍然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
悲剧事发地是一家农村民办幼儿园。这恐怕是中国政府雷厉风行的防治措施只所以没有起到根除作用的原因。此前的悲剧除了山东一起外，都发生在都市，而且多为公立学校。显然，农村并不是防范的重点。
第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农村自治制度。村级政府完全选举产生。这也是中央包括村以上各级政府直接干预最少的基层政权。从这一点来讲，中央政府的防范措施在村这一级没有体现“举国体制”的特点。如果村级政府不做为，中央政府并不能象对待其它各级政府一样，至少，不能免去不称职的但又是民选产生的村主任。而且二十年的农村自治试验到现在仍然问题丛生，甚至愈演愈烈。如贿选、家族控制、民选主任的腐败（由于选举不公或争议引发的上访日益增多）。从凶犯身份（村民）到事发地点（农村民办幼儿园），都可推定诱发犯罪的原因就在当地。 事实上也是如此：凶犯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房子租给幼儿园经营者，并以到期为由收回，但被对方延期到假期为理由拒绝，从而产生矛盾。
第三，农村做为一个小的生活单位，相互熟识，并有一定程度的血缘关系。这都可以有效减少恶性事件的发生。一般越是流动人口多、城市规模大的区域才往往是犯罪率较高的地区。所以，这也是全国性的防范措施疏于农村的原因。
当然，做为一所民办的幼儿园，缺乏足够的管理和防卫能力也难逃其责。
目前，嫌疑犯行凶的动机和原因尚不明了。但从他事后自杀来看，可排除精神不正常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弱势群体总是向更弱小的群体发泄不满？
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吸取教训，避免再发生新的悲剧，否则，这个后果和代价是任何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至少在我看来，要对所有的城乡特别是民办的不具备安全防范条件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检查，完善安全保卫措施。我想，这肯定也是政府下一步针对的措施。
纵观截止目前发生的五起校园悲剧，除第一起外，其它的模仿痕迹十分明显。这与新闻的开放密不可分。中国自三十多年前开启改革开放之路后，中国社会日益自由和开放，媒体的自由度日益提高。众所周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在资讯自由流动的同时，其后果也不断挑战着尚不适应社会迅速变化的国人。一个谣言，就能引发伤亡上千人的新疆骚乱，一个地震谣言，就能让上百万人夜宿街头。一个悲剧发生，竟能被其它犯罪嫌疑人所效仿。而这些在过去高度控制的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只是我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心理应对自由的代价和成本。象美国，有持枪的自由，整个社会对枪击案也就漠然以对，或者以平常心待之。也没有人责备政府，令其承担责任。但在中国，传统上政府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就应该承担责任。中国政府能够象美国政府一样对于悲剧视为正常而不做任何反应吗？
当然，无论是自由还是农村自治，都很难倒退。只是我们在欢呼进步的同时，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是否想到了如何对其弊端进行限制？甚至是否想到，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社会？
本文结束之际，脑际中总不断重现着两个人的声音。一是向来以坦诚、直言而著称的成龙。他在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他现在对于到底自由好，还是不自由好感到很矛盾，因为太自由了，就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变得很混乱。所以他慢慢觉得：“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另一个人是台湾的一位普通出租车司机，四十岁左右的洪大嫂（我特意记下她车上的名字）。她对我讲：“中国人还是需要管的。你看新加坡，就是管出来的。西方人有自由，也有自律，但我们东方人没有。成龙说的没有错，只不过他是名人，所以引起反弹罢了。”
附：中国政府的反应
公安部、教育部5月12日下午联合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会上强调，要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到位，把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把学校和幼儿园周边治安防控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把学校和幼儿园安全责任进一步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稳定。
孟建柱要求，要把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进一步落实到位。要继续下更大的力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对涉及学校、幼儿园的各类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深入的排查，集中组织整改。尤其对乡村、街道、城乡结合部、偏远地区的学校、幼儿园，私立私办的学校、幼儿园、托儿班以及各类课外班等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改，不留死角、不留盲点。要严格落实学校、幼儿园内部防范措施和门卫、值班、巡逻、安全检查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学校、幼儿园的自我防范能力。公安、教育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加强监督、检查、指导，加强对内部保卫人员和保安员的培训，提高防范犯罪、制止犯罪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孟建柱强调，要把校园周边治安防控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会同综治、教育等有关部门，深入开展学校、幼儿园周边治安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严密治安防控措施。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儿童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要始终坚持严格管理社会治安方针，进一步加强巡逻防控和治安盘查，切实维护学校、幼儿园周边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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