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转自炎黄春秋网站。该网站为我党民主派网站，猛上去一看，还以为是胡耀邦的网站呢！该文作者是章乃器之子。文中句句都写出了我想说的话！！！！
全文如下：
“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与悲凉。从商鞅到光绪，中国历代变法领导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对改革的抨击分别来自左、右阵营），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间，改革必须有人民支持，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执政党与民间的互动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1949年以后模仿斯大林一套，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出现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党政体制内部形成与之大体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难点在于：改革阻力首先来自执政党内部，有人说今日政治改革，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甚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与中南海博弈，同时还相互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中共的执政能力。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好，可惜因种种因素被长期搁置。有的中共元老曾经强调说，我们的执政地位是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这显然是一种陈旧的血酬史观。这些中共元老的思想，可说没有走出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中国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而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
按照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政协是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将来须移交权力给“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目标历经58年仍未实现。《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而自1954年迄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不符合建国初期的共识。这种方式产生的人大，和我国现行人大制度的诸多不完善密切相关，人大很难监控政府预算，当然极难解决这么多严重的冗员和公款消费的积弊。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56年提出的“两院制”，当时是中共与民主党派领导人通过互动讨论，想让政协变成上议院并行使监督权，但1957年这个方案被否掉了。当今政协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还号称统一战线组织，究竟是“gov”还是“org”？是一个地位很奇怪的机构。数十年来，两会未能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可说有亏职守。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腐败恰恰是寄生于政权命脉上的血瘤，随着宿主的发展而膨胀，危险系数也与日俱增。
我以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我国政治体制现在仍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极左的幽灵四处游荡，渐进式改革前景我以为是迷茫的。
《老子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果中国的执政党能够战胜自己，接受普世价值观，加速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则中国社会有望健康转型。这里容我说一句忧心但不中听的话：历史留给我国政改的时间，恐怕不会很多了……”
全文如下：
“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与悲凉。从商鞅到光绪，中国历代变法领导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对改革的抨击分别来自左、右阵营），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间，改革必须有人民支持，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执政党与民间的互动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1949年以后模仿斯大林一套，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出现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党政体制内部形成与之大体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难点在于：改革阻力首先来自执政党内部，有人说今日政治改革，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甚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与中南海博弈，同时还相互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中共的执政能力。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好，可惜因种种因素被长期搁置。有的中共元老曾经强调说，我们的执政地位是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这显然是一种陈旧的血酬史观。这些中共元老的思想，可说没有走出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中国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而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
按照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政协是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将来须移交权力给“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目标历经58年仍未实现。《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而自1954年迄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不符合建国初期的共识。这种方式产生的人大，和我国现行人大制度的诸多不完善密切相关，人大很难监控政府预算，当然极难解决这么多严重的冗员和公款消费的积弊。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56年提出的“两院制”，当时是中共与民主党派领导人通过互动讨论，想让政协变成上议院并行使监督权，但1957年这个方案被否掉了。当今政协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还号称统一战线组织，究竟是“gov”还是“org”？是一个地位很奇怪的机构。数十年来，两会未能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可说有亏职守。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腐败恰恰是寄生于政权命脉上的血瘤，随着宿主的发展而膨胀，危险系数也与日俱增。
我以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我国政治体制现在仍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极左的幽灵四处游荡，渐进式改革前景我以为是迷茫的。
《老子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果中国的执政党能够战胜自己，接受普世价值观，加速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则中国社会有望健康转型。这里容我说一句忧心但不中听的话：历史留给我国政改的时间，恐怕不会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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