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焰·
６０年前，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进行。６０年后，大陆作家张正隆和台湾作家龙应台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１９４９年，绘声绘色地将你死我活的酸甜苦辣呈现给读者。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他们的故事是沿着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两条走向；出于共同的文化责任，他们的述说激励着中国人追求理性，追求平和。
张正隆的《枪杆子１９４９》（２００８）讲述了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１９４９年前后的征战历程：先是决战东北，取胜辽沈战役，接着挥师南下，获胜平津，后来打过长江，追到海南。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当年享誉文坛《雪白血红》（１９８７）的继篇，让读者知道新生政权是在战火中获得，胜利来之不易。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２００９）讲述了被几个野战军击溃而败走台湾的国军，以及他们这一代人的“隐忍不言的伤”和尊严。如同她一系列的畅销书如《野火集》和《面对大海的时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犀利的笔锋，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凝聚在人的谦卑价值。尽管失败，虽败犹荣。
《枪杆子１９４９》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互对立，相互补充，各有其用。站在胜利者立场，张正隆当仁不让地把国民党的失败归于失去民心，又把失去民心归于无可救药的腐败。他是这样说的：贪污腐化已成风气，上下左右，前后里外，无孔不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有机会就贪，不贪白不贪，能贪是本事。老实正直的人感到不适，被视为傻瓜。腐败如此，国民党能维持到１９４９年已属不易了。古今中外，又有谁愿为一个腐败政权卖命？与这个政权唇亡齿寒的绝对是这些贪官污吏。可是他们若是热爱这个政权，会那样拼命往自己腰包里划拉，挖这个政权的墙基吗？在《中国内战》（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８）一书，美国学者Ｓｕｚａｎｎｅ Ｐｅｐｐｅｒ指出国民党错失１９４５年抗战后改革机制、整顿队伍、重建家园的良机，反而重复旧习、失去民心，最后分崩离析。国民党的失败不仅仅是龙应台所说的军事失败，它还是政治、道义上的失败。
这里绝不是用胜利或者失败来贬低龙应台，而是想说明《枪杆子１９４９》所列出的国民党腐败是各个朝政的通病，因此该书具有超越１９４９的普世和警世意义。中国历史的特征之一是“朝代循环”，即一个旧王朝被推翻之后，新王朝开始能够迎合人心，但是不求社会制度上的改革与进步，而是重复旧礼旧治，换汤不换药，直至后来再被推翻。梁漱溟称这样的恶性反复为“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反求诸己，冷观中国现政，今天全景式的腐败不论程度还是形式，都与张正隆所形容的彼时有同无异。人心向背决定着政党的成败，而腐败正是这人心的最大腐蚀。
失败给予失败者痛定思痛的机会。根据张正隆，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心情平定了些，开始阅读了些毛泽东的著作，并有了这样的读书心得：“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总结国民党有两个“六无”，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蒋介石还说，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官兵“不贪财”、“不怕死”；抗战中也能保持这种精神。抗战胜利后就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中上级军官利用到各大城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化堕落。
上面引用至少说明台湾作为失败者有反省意识，也的确反思了。这与龙应台的“失败者”论正好吻合。龙应台小心地绕过了国民党何以失败的问题，而把焦点放在失败的后果。龙应台是这样说的，他们到了岛上，因为军事彻底失败，使得后来六十年，台湾发展另一套价值，这不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套温柔人文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失败，也许我们岛上还发展不出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我以他们为荣，感谢他们失败。不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的是失败者的故事。但是，面壁几十年的失败者已经成了政治民主改革的胜利者，人民从此过上了有法律保障的自由生活。究其原因，台湾接受了新思想，开辟了新路子，跳出了中国“朝代循环”的圈子，而大陆反而在国民党当初所经历的腐败漩涡中沉浮、挣扎。早在１９４６年，美国驻中国记者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ｈｉｔｅ在《中国惊雷》（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里说，抗战后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民主，但共产党必须证明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６０年过去，假若Ｗｈｉｔｅ仍在，他会失望。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胜利者与失败者是转变互换的，关键看谁更好学近于知，更力行近于仁，更知耻近于勇，更临危敢于变。
张与龙两位作家从正反左右提出的借签，有助于打破中国特有的朝代循环和胜王败寇规律。中国历史总是忽左忽右地一边倒。我们讲中庸，可我们的中庸里面没有妥协，只有圆滑。是时候了，给失败者留有余地，而不是痛打落水；给弱者留有尊严，而不是以强凌弱。另外，两位作家都不认为他们的书是历史书，而是文学作品。由于内战历史书的稀少，他们的纪实部分充当着历史注解，他们的文学部分又为历史骨架增添血与肉，使其更加丰满。不过也要看到，由于两岸宽容程度的不同，龙应台可以畅所欲言，其《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潇潇洒洒１５万字，但又不能在大陆发行。张正隆呕心沥血的《枪杆子１９４９》被出版方删掉了１０多万字。张正隆自己说，删得太狠了，我很心疼，可是没办法。可见，即便胜利了６０年，胜利者也不允许自己的作家有任何“败笔”、或者“泄密”、或者抹黑。至于输方的作家，只得俯首称臣罢了。要是在民主国家，文件档案已经解密，任凭世人解释评说。
张正隆强调的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道理，他是想为扛枪杆子的人说些同情和理解的话。相隔《雪白血红》２０年，读者仍然可以看到张正隆还原战争血腥真相的勇气，正本清源的文笔，以及对小人物的怜悯。同样，龙应台希望重新梳理６０年前的这段历史，引领读者诚实地面对战后的幸存者，即他们的父老前辈。两位作家以共同的笔触描写了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兄弟。不管打海南还是接收台湾，他们渡海时都一样晕船、水土不服；不管参加共军还是国军，他们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田保家。对于战后，他们的本能意识和选择是解甲归田。中国的清一色是农民本色。谁想到，１９４９年把他们分为胜王败寇，海峡两岸，天各一方。
６０年过去，经历那段历史的老人们日趋稀少，而且离世的速度在加快。张正隆说，有的人上礼拜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再打电话时人就已经不在了。龙应台同样说，在写书过程里，她常常去找某一位老人家，打电话过去，他的家人，他媳妇、孙子告诉你说，他走了。正因为如此，张正隆和龙应台对历史的高度负责，对挽回历史记忆的迫切及抢救式的挖掘，值得多少从事历史工作的人学习和效仿。如果说让历史重演是极大的犯罪，让记忆流失也是极大的犯罪。
再过６０年该会怎样？希望未来的中国人不再分为胜利者和失败者，而是作为中国人走在同一条路上。
６０年前，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进行。６０年后，大陆作家张正隆和台湾作家龙应台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１９４９年，绘声绘色地将你死我活的酸甜苦辣呈现给读者。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他们的故事是沿着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两条走向；出于共同的文化责任，他们的述说激励着中国人追求理性，追求平和。
张正隆的《枪杆子１９４９》（２００８）讲述了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１９４９年前后的征战历程：先是决战东北，取胜辽沈战役，接着挥师南下，获胜平津，后来打过长江，追到海南。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当年享誉文坛《雪白血红》（１９８７）的继篇，让读者知道新生政权是在战火中获得，胜利来之不易。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２００９）讲述了被几个野战军击溃而败走台湾的国军，以及他们这一代人的“隐忍不言的伤”和尊严。如同她一系列的畅销书如《野火集》和《面对大海的时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犀利的笔锋，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凝聚在人的谦卑价值。尽管失败，虽败犹荣。
《枪杆子１９４９》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互对立，相互补充，各有其用。站在胜利者立场，张正隆当仁不让地把国民党的失败归于失去民心，又把失去民心归于无可救药的腐败。他是这样说的：贪污腐化已成风气，上下左右，前后里外，无孔不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有机会就贪，不贪白不贪，能贪是本事。老实正直的人感到不适，被视为傻瓜。腐败如此，国民党能维持到１９４９年已属不易了。古今中外，又有谁愿为一个腐败政权卖命？与这个政权唇亡齿寒的绝对是这些贪官污吏。可是他们若是热爱这个政权，会那样拼命往自己腰包里划拉，挖这个政权的墙基吗？在《中国内战》（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８）一书，美国学者Ｓｕｚａｎｎｅ Ｐｅｐｐｅｒ指出国民党错失１９４５年抗战后改革机制、整顿队伍、重建家园的良机，反而重复旧习、失去民心，最后分崩离析。国民党的失败不仅仅是龙应台所说的军事失败，它还是政治、道义上的失败。
这里绝不是用胜利或者失败来贬低龙应台，而是想说明《枪杆子１９４９》所列出的国民党腐败是各个朝政的通病，因此该书具有超越１９４９的普世和警世意义。中国历史的特征之一是“朝代循环”，即一个旧王朝被推翻之后，新王朝开始能够迎合人心，但是不求社会制度上的改革与进步，而是重复旧礼旧治，换汤不换药，直至后来再被推翻。梁漱溟称这样的恶性反复为“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反求诸己，冷观中国现政，今天全景式的腐败不论程度还是形式，都与张正隆所形容的彼时有同无异。人心向背决定着政党的成败，而腐败正是这人心的最大腐蚀。
失败给予失败者痛定思痛的机会。根据张正隆，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心情平定了些，开始阅读了些毛泽东的著作，并有了这样的读书心得：“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总结国民党有两个“六无”，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蒋介石还说，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官兵“不贪财”、“不怕死”；抗战中也能保持这种精神。抗战胜利后就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中上级军官利用到各大城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化堕落。
上面引用至少说明台湾作为失败者有反省意识，也的确反思了。这与龙应台的“失败者”论正好吻合。龙应台小心地绕过了国民党何以失败的问题，而把焦点放在失败的后果。龙应台是这样说的，他们到了岛上，因为军事彻底失败，使得后来六十年，台湾发展另一套价值，这不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套温柔人文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失败，也许我们岛上还发展不出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我以他们为荣，感谢他们失败。不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的是失败者的故事。但是，面壁几十年的失败者已经成了政治民主改革的胜利者，人民从此过上了有法律保障的自由生活。究其原因，台湾接受了新思想，开辟了新路子，跳出了中国“朝代循环”的圈子，而大陆反而在国民党当初所经历的腐败漩涡中沉浮、挣扎。早在１９４６年，美国驻中国记者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ｈｉｔｅ在《中国惊雷》（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里说，抗战后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民主，但共产党必须证明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６０年过去，假若Ｗｈｉｔｅ仍在，他会失望。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胜利者与失败者是转变互换的，关键看谁更好学近于知，更力行近于仁，更知耻近于勇，更临危敢于变。
张与龙两位作家从正反左右提出的借签，有助于打破中国特有的朝代循环和胜王败寇规律。中国历史总是忽左忽右地一边倒。我们讲中庸，可我们的中庸里面没有妥协，只有圆滑。是时候了，给失败者留有余地，而不是痛打落水；给弱者留有尊严，而不是以强凌弱。另外，两位作家都不认为他们的书是历史书，而是文学作品。由于内战历史书的稀少，他们的纪实部分充当着历史注解，他们的文学部分又为历史骨架增添血与肉，使其更加丰满。不过也要看到，由于两岸宽容程度的不同，龙应台可以畅所欲言，其《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潇潇洒洒１５万字，但又不能在大陆发行。张正隆呕心沥血的《枪杆子１９４９》被出版方删掉了１０多万字。张正隆自己说，删得太狠了，我很心疼，可是没办法。可见，即便胜利了６０年，胜利者也不允许自己的作家有任何“败笔”、或者“泄密”、或者抹黑。至于输方的作家，只得俯首称臣罢了。要是在民主国家，文件档案已经解密，任凭世人解释评说。
张正隆强调的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道理，他是想为扛枪杆子的人说些同情和理解的话。相隔《雪白血红》２０年，读者仍然可以看到张正隆还原战争血腥真相的勇气，正本清源的文笔，以及对小人物的怜悯。同样，龙应台希望重新梳理６０年前的这段历史，引领读者诚实地面对战后的幸存者，即他们的父老前辈。两位作家以共同的笔触描写了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兄弟。不管打海南还是接收台湾，他们渡海时都一样晕船、水土不服；不管参加共军还是国军，他们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田保家。对于战后，他们的本能意识和选择是解甲归田。中国的清一色是农民本色。谁想到，１９４９年把他们分为胜王败寇，海峡两岸，天各一方。
６０年过去，经历那段历史的老人们日趋稀少，而且离世的速度在加快。张正隆说，有的人上礼拜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再打电话时人就已经不在了。龙应台同样说，在写书过程里，她常常去找某一位老人家，打电话过去，他的家人，他媳妇、孙子告诉你说，他走了。正因为如此，张正隆和龙应台对历史的高度负责，对挽回历史记忆的迫切及抢救式的挖掘，值得多少从事历史工作的人学习和效仿。如果说让历史重演是极大的犯罪，让记忆流失也是极大的犯罪。
再过６０年该会怎样？希望未来的中国人不再分为胜利者和失败者，而是作为中国人走在同一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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