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得凭借实力和地位” -- 不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就不能保卫自己的利益。什么逻辑！。 把这当挡箭牌，为中国外交上的无能与软弱辩护，已经三十年了。太久了点，太陈旧了点。 毕竟，我们还知道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苏对峙。
“国内民生政策建议你去了解一下现在的农民政策，税负全面，中小学学费全免，全民医疗保险”。 农民全民医疗保险 ？ 连城市中都没有实现，农民能全民医疗保险 ？ 别把一小部分当作全部。要真像你说的这么好，还有什么“三农”问题 ？
“有些地区过60岁老人一次交1万多元,就能以后每年每月领到600多元钱养老金". 有代表性吗？ 查查城市低保是多少， 再来骗人。
“发展的大趋势已是雷霆万钧，不可逆转”“因为中国是年轻的，时间在我们这边”。大棋论者的一贯论调， 和再“韬光养晦”一百年倒是吻合。这是机械发展论，完全忽视国内，国外形势变化，只讲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又只专注于GDP.
以下是最近关于农村的一篇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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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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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总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树的遗址上驻留片刻，想到当时和现在，总有无限的惆怅和哀伤。板栗树的枝杈上，曾悬着一口钟，是由工字钢（后来才知道那是工字钢）做成的，敲出的声音，十分悦耳，十分响亮；袅袅依依，连连绵绵，回荡在村里每一个角落。钟声什么时候第一次敲响，没有人记得了，只知道是在1958年后的某个时候。1984年，那钟声发出时代的“绝响”后，就不再响起了。如果我能预测，后来的老家是那个样子，我是应该如同南街村里的英雄们那样，用生命去捍卫那钟声的。
在那个被今天认为荒废的年代，我听着钟声在大队的小学毕业、又踏着钟声到公社的中学，边学工（校办工厂）学农，边接受到非常系统的基础教育；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了回乡知识青年；再后来，学有所进，读到了不低的学位，还入了胡耀邦的所谓“第三梯队”。“父母在，不远行”，我却远行了，是为不孝；有了一点学问，却没有学会做官，非要四海为家，是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总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两个儿时最好的玩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儿女一双。一个命坠于被承包的采石场，一个死于缺钱治病。到家之前，我在村里杂货铺里，买了两挂炮竹，到他们各自的坟前鸣放，留下了热泪，是为纪念。此刻，我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热泪又止不住了。我劳动中受过刀伤、斧伤，都没有流过泪；16岁第一次离家独自谋生时，也没有流过泪；我还没有那么老，也没有那么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该早逝的生命，就这么消失了，我无法不悲伤。这泪，不光是流给两位不该早早结束的生命，也是流给一个不该那样草率结束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我两个伙伴是不会死的。因为有钟声保卫着他们，保卫着每一个鲜活的、奋斗的、平等的生命。钟声响起时，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麦地、荒山、湖边，钟声再响起时，他们又在快乐中、满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温暖的家。钟声敲出过小村的欢腾、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来；钟声也敲跑过小村的贫困、小村的孤独和小村的无助。小队领导、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好像知道每一个社员的所急所忧，送温暖、送救济、送医疗，他们代表党，代表毛主席。农民是被钟声组织起来的。
如果钟声还在，那么，那个小我一岁的伙伴，那天就不会迫于承包人的压力，在天已经抹黑的时候，去点最后的一炮，不响，再去查看时，把自己炸成粉碎。一个家庭炸碎了，炸碎在采石场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声中。又一个家庭也炸碎了，“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赔偿6万块。6万，天哪，一个山村里的年收入不过万把块的小小承包人，要赔6万块！为了“捍卫”“法律”的“公正”，承包人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个家庭的孤儿寡母就那么无助又无奈的“活着”。没有组领导，没有村领导，没有乡领导来送温暖、送关怀（小队、大队、公社于1984年后分别“改革”为组、村、乡）。
如果钟声还在，比我高大，打架却总是输给我的那个伙伴，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小病拖大，最后成为绝症。他善良的老父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他生命就要终结的时候，投了门前的水塘。三天后他终于追赶父亲而去。在两代人的葬礼后三天，我的伙伴的大哥的小闺女，也就是他的侄女，一位17岁的如花似玉，美丽动人的女孩，大概是受凉、惊吓以及悲伤，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后也无人知道死因，都说是“中了邪”。一周之内，祖孙三代，命丧黄泉。就因为没有那钟声的保护。
那是一个不足30户人家，只有150来人的小村。我要进到村里，总要经过那条从前托拖拉机进出的碎石路，84年后它再无人搭理，如今，变成了坑洼不平，犬牙边的泥泞小路，推自行车在上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感觉以前我是有的，渐渐的，就找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这个“客”，只有痴呆的目光，了无客从何处来的好奇。这在有钟声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论什么客来，小村都要沸腾。那时候，村里常有巡回电影队，到各村放电影，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学英雄人物，智斗敌人，一个个充满了朝气、鲜活、聪敏和灵性。现在的孩子们，不出自家门前屋后和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地，彼此鸡犬之声相闻，却少有往来。于是，就这样痴呆了。
80年代初和中，报纸电台说，农民“发”了、“富”了，涌现了大批“万元户”。可是，“万元户”让我的乡亲们，失去了集体的依靠；稍晚，超过10%的 GDP增长，让我的乡亲们抛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机关里的丈母娘，很高兴农民亲家，是个“万元户”。我说他们没有那么富。丈母娘就说我抹黑农村改革，我说我最坚决支持改革，没有看到我天天改革来又改革去的，农民好了一点，但没有说的那样富。
我的妻子是上海生，北京长，北师大毕业的娇小姐。本来我羞于带她回老家，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1987年，我不得不第一次携妻子回老家。妻子的姥爷曾是全国挨批的大“右派”，父亲是某中直机关的大“右派”，对于毛泽东，娘俩是恨从心头起，两个平了反的“右派”反倒牢骚不多。我妻子曾随父母到山东的农村蹲过 “牛棚”，听到过类似于我热爱的那种钟声。这次随我回老家，看到一个迥异于报纸电台吹捧的农村。于是，我就被丈母娘平了反：不是抹黑改革。
后来，我又携妻分别于90年，94年，97年，2000年四次回老家。其实我已经没有亲人在那个小村子里了，最小的弟弟也到城里卖豆腐脑混日子了。可是乡亲们还在。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当时的老人，几乎都不在了，我的兄长辈，本是中年，成了现在的“老人”。他们有的，衣不遮体，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有的不能动弹，在破烂不堪，恶臭难闻的“床”上等死(请允许我加这个引号，因为那实在称不上床)；还有的在田头地老，像幽灵一样劳作，或者四处游荡，打发孤独。 1987年那一次，我们带的是崭新的10元的票子，是准备走村串户时给孩子们压岁的，后来我们带回去的就是50元，百元大钞，也不再是给孩子压岁的，却是专门给这些曾在钟声的召唤下和我一起劳作的乡亲们过年的。每次准备这些“盘缠”时，妻子都担心不够，因为见到实际的情形后，往往水涨船高，那都是她自作主张，事后悄悄告诉我：太可怜，少了拿不出手。其实我们知道，救急不就穷，我们的区区薄数，解决不了他们的生存，无非表达一种同情而已。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县城和弟弟住），顺便抽了半天时间，回小村里看了看。那里的贫困还在加剧，曾经那个欢腾的村庄，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不再是无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许多辍学的儿童。大孩子到了16、17岁，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只有无助的“老人”喃喃念叨着他们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经失常。
我在一个小时候叫某某哥的乡亲的家门口坐了半个小时，知道2004年国家一号文件是关于农业的，便问了这个文件带给村里多少好处。“比去年好了一点。”乡亲说。“粮食提了价，要是好的话，还不节余几个子儿？”我问。这个粮食指水稻。“粮食提了价，有什么用。以前有水库，现在，靠天吃饭。”“水库呢？”“水库早承包给人养鱼，天旱，人家不放水。”“乡里干部不管？”“你是有知识的人，怎么这还不懂？承包的是乡里的干部，放一点水，还要钱，比油还贵。现在好了，也没有水放了。”“怎么了？”“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里一点水，喝得完，怎么放？这粮，种不了，提价还不是白提。你看，田，就几块旱涝保收的了，别的，种了甘蔗，桔柑”“那不是很好吗？卖几个活钱。”“活钱？哪来的活钱。你没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满地都是。那时故意的。家家都有，城里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没有人要，就烂在地里当肥料了。”进村时看到满眼甘蔗什么的，我还高兴。此刻，我哑口无言。心底里生出一种恨来，那些书斋里的“改革家们”，该拉出去枪毙！
离开村子时，我又到那棵板栗树遗址处停留了许久。在那个小小的高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环顾小村的全景，不禁越发留念起那钟声。那钟声里的欢乐，渐渐的清晰起来。
父亲曾是生产队长，是队里一次又一次真正民主投票产生的（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后来的什么“海选”，不过是闹剧，与那个时代的村民选举，天壤之别），一共做了几任队长，我不知道。作为乡亲的带头人，他要比别人起得早，准时敲响那钟。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却仿佛只有这严厉，才担当得起那敲钟的使命。
父亲没有表，只看日头高低，决定敲钟的时间，每天要敲响三次开工、收工的钟。钟声一响，人们闻声而动，不敢怠慢，收工的钟声往往敲的自由，父亲觉得活没有干完，会晚一点敲钟，干得利落，也会早一点敲钟。男人干的是水田的活计，女人做的是旱地的工；满村各处，都是成群结队，说笑中一起劳动的人们。有时候收工的钟声，传不到被山丘遮掩的地方，父亲就会派小孩子去送信，叫大家收工；有时父亲去大队或者公社开会了，会委托别人敲钟，这时收工的钟声往往后推，怕的是，早敲了被我父亲知道，说大家偷懒。于是乎，会有一些人饿得“死去活来”，但不闻钟声谁也不敢收工。
村里有个什么事需要和大家商量，父亲也会敲钟。这时男女老少，集中在打谷场上，热烈讨论，争这争那。当然，往往是男人争，女人们听着，孩子们则在草垛之间，或其他地方，捉迷藏，玩“打仗”，自得其乐。要分稻谷、分小麦、分绿豆黄豆或任何收获了的作物，甚至要分特意宰杀的老牛的肉（那时宰杀任何耕牛，都要公社批准）、分特意捕捞的池塘的鱼，也要敲响那钟。钟声欢快、甜美、袅袅依依、徐徐晃晃。听到这钟声，大家都乐得很！
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钟声，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气温高，午休时间长；夏天，割倒的稻谷在收拢，堆垛子前，都要铺在稻田里，晾晒一天两天；夏天，父亲经常到门口观天象，总能在暴雨要来没来的时候，敲响那钟。钟声节奏激促、铿锵有力，不再是袅袅依依，徐徐晃晃。每闻此钟声，乡亲们会从午睡的梦里、从饭桌上、从自留地里、从菜园子里、甚至从卿卿我我的缠绵中，等各自当前所在的位置，立刻冲向田间，在我父亲的调配下，各就各位，拢稻、捆稻、担稻、打稻垛子，那个热闹、紧张又欢腾的场面，把中国农民的克己、无私、伟大表现的淋漓尽致。有的时候，只是一大片黑云，从天空划过，撒下几粒雨点，但是，没有人抱怨，累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会乐融融，谈笑凯歌还。
在有钟声的那年月，家里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谁会饿死，一切该有的都有。年终决算，无非记录一个“超支”，“超支”累积多了，最后也就一笔勾消了。但这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老弱病残无人照顾的“五保户”才享有这种特权。
那钟声到底是什么？我想，是团结、是斗志、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爱、是平等、是正义、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枪、是头颅、是鲜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道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钟声戛然而止了。
在钟声远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独、贫困、无助。这些不祥的东西，曾让我妻子重新审视自己随父母下放参加劳动遭遇的所谓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幸，也就是所谓“牛棚”里的“磨难”，并终于认识到，今天我家乡的农民受的罪，比她家在“牛棚”里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里，充满不屑的“老毛”，变成了毛泽东，后来又变成了毛主席。当我说要把这些写给网友时，她说：“好哇，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国内民生政策建议你去了解一下现在的农民政策，税负全面，中小学学费全免，全民医疗保险”。 农民全民医疗保险 ？ 连城市中都没有实现，农民能全民医疗保险 ？ 别把一小部分当作全部。要真像你说的这么好，还有什么“三农”问题 ？
“有些地区过60岁老人一次交1万多元,就能以后每年每月领到600多元钱养老金". 有代表性吗？ 查查城市低保是多少， 再来骗人。
“发展的大趋势已是雷霆万钧，不可逆转”“因为中国是年轻的，时间在我们这边”。大棋论者的一贯论调， 和再“韬光养晦”一百年倒是吻合。这是机械发展论，完全忽视国内，国外形势变化，只讲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又只专注于GDP.
以下是最近关于农村的一篇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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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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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总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树的遗址上驻留片刻，想到当时和现在，总有无限的惆怅和哀伤。板栗树的枝杈上，曾悬着一口钟，是由工字钢（后来才知道那是工字钢）做成的，敲出的声音，十分悦耳，十分响亮；袅袅依依，连连绵绵，回荡在村里每一个角落。钟声什么时候第一次敲响，没有人记得了，只知道是在1958年后的某个时候。1984年，那钟声发出时代的“绝响”后，就不再响起了。如果我能预测，后来的老家是那个样子，我是应该如同南街村里的英雄们那样，用生命去捍卫那钟声的。
在那个被今天认为荒废的年代，我听着钟声在大队的小学毕业、又踏着钟声到公社的中学，边学工（校办工厂）学农，边接受到非常系统的基础教育；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了回乡知识青年；再后来，学有所进，读到了不低的学位，还入了胡耀邦的所谓“第三梯队”。“父母在，不远行”，我却远行了，是为不孝；有了一点学问，却没有学会做官，非要四海为家，是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总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两个儿时最好的玩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儿女一双。一个命坠于被承包的采石场，一个死于缺钱治病。到家之前，我在村里杂货铺里，买了两挂炮竹，到他们各自的坟前鸣放，留下了热泪，是为纪念。此刻，我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热泪又止不住了。我劳动中受过刀伤、斧伤，都没有流过泪；16岁第一次离家独自谋生时，也没有流过泪；我还没有那么老，也没有那么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该早逝的生命，就这么消失了，我无法不悲伤。这泪，不光是流给两位不该早早结束的生命，也是流给一个不该那样草率结束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我两个伙伴是不会死的。因为有钟声保卫着他们，保卫着每一个鲜活的、奋斗的、平等的生命。钟声响起时，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麦地、荒山、湖边，钟声再响起时，他们又在快乐中、满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温暖的家。钟声敲出过小村的欢腾、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来；钟声也敲跑过小村的贫困、小村的孤独和小村的无助。小队领导、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好像知道每一个社员的所急所忧，送温暖、送救济、送医疗，他们代表党，代表毛主席。农民是被钟声组织起来的。
如果钟声还在，那么，那个小我一岁的伙伴，那天就不会迫于承包人的压力，在天已经抹黑的时候，去点最后的一炮，不响，再去查看时，把自己炸成粉碎。一个家庭炸碎了，炸碎在采石场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声中。又一个家庭也炸碎了，“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赔偿6万块。6万，天哪，一个山村里的年收入不过万把块的小小承包人，要赔6万块！为了“捍卫”“法律”的“公正”，承包人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个家庭的孤儿寡母就那么无助又无奈的“活着”。没有组领导，没有村领导，没有乡领导来送温暖、送关怀（小队、大队、公社于1984年后分别“改革”为组、村、乡）。
如果钟声还在，比我高大，打架却总是输给我的那个伙伴，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小病拖大，最后成为绝症。他善良的老父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他生命就要终结的时候，投了门前的水塘。三天后他终于追赶父亲而去。在两代人的葬礼后三天，我的伙伴的大哥的小闺女，也就是他的侄女，一位17岁的如花似玉，美丽动人的女孩，大概是受凉、惊吓以及悲伤，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后也无人知道死因，都说是“中了邪”。一周之内，祖孙三代，命丧黄泉。就因为没有那钟声的保护。
那是一个不足30户人家，只有150来人的小村。我要进到村里，总要经过那条从前托拖拉机进出的碎石路，84年后它再无人搭理，如今，变成了坑洼不平，犬牙边的泥泞小路，推自行车在上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感觉以前我是有的，渐渐的，就找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这个“客”，只有痴呆的目光，了无客从何处来的好奇。这在有钟声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论什么客来，小村都要沸腾。那时候，村里常有巡回电影队，到各村放电影，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学英雄人物，智斗敌人，一个个充满了朝气、鲜活、聪敏和灵性。现在的孩子们，不出自家门前屋后和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地，彼此鸡犬之声相闻，却少有往来。于是，就这样痴呆了。
80年代初和中，报纸电台说，农民“发”了、“富”了，涌现了大批“万元户”。可是，“万元户”让我的乡亲们，失去了集体的依靠；稍晚，超过10%的 GDP增长，让我的乡亲们抛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机关里的丈母娘，很高兴农民亲家，是个“万元户”。我说他们没有那么富。丈母娘就说我抹黑农村改革，我说我最坚决支持改革，没有看到我天天改革来又改革去的，农民好了一点，但没有说的那样富。
我的妻子是上海生，北京长，北师大毕业的娇小姐。本来我羞于带她回老家，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1987年，我不得不第一次携妻子回老家。妻子的姥爷曾是全国挨批的大“右派”，父亲是某中直机关的大“右派”，对于毛泽东，娘俩是恨从心头起，两个平了反的“右派”反倒牢骚不多。我妻子曾随父母到山东的农村蹲过 “牛棚”，听到过类似于我热爱的那种钟声。这次随我回老家，看到一个迥异于报纸电台吹捧的农村。于是，我就被丈母娘平了反：不是抹黑改革。
后来，我又携妻分别于90年，94年，97年，2000年四次回老家。其实我已经没有亲人在那个小村子里了，最小的弟弟也到城里卖豆腐脑混日子了。可是乡亲们还在。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当时的老人，几乎都不在了，我的兄长辈，本是中年，成了现在的“老人”。他们有的，衣不遮体，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有的不能动弹，在破烂不堪，恶臭难闻的“床”上等死(请允许我加这个引号，因为那实在称不上床)；还有的在田头地老，像幽灵一样劳作，或者四处游荡，打发孤独。 1987年那一次，我们带的是崭新的10元的票子，是准备走村串户时给孩子们压岁的，后来我们带回去的就是50元，百元大钞，也不再是给孩子压岁的，却是专门给这些曾在钟声的召唤下和我一起劳作的乡亲们过年的。每次准备这些“盘缠”时，妻子都担心不够，因为见到实际的情形后，往往水涨船高，那都是她自作主张，事后悄悄告诉我：太可怜，少了拿不出手。其实我们知道，救急不就穷，我们的区区薄数，解决不了他们的生存，无非表达一种同情而已。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县城和弟弟住），顺便抽了半天时间，回小村里看了看。那里的贫困还在加剧，曾经那个欢腾的村庄，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不再是无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许多辍学的儿童。大孩子到了16、17岁，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只有无助的“老人”喃喃念叨着他们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经失常。
我在一个小时候叫某某哥的乡亲的家门口坐了半个小时，知道2004年国家一号文件是关于农业的，便问了这个文件带给村里多少好处。“比去年好了一点。”乡亲说。“粮食提了价，要是好的话，还不节余几个子儿？”我问。这个粮食指水稻。“粮食提了价，有什么用。以前有水库，现在，靠天吃饭。”“水库呢？”“水库早承包给人养鱼，天旱，人家不放水。”“乡里干部不管？”“你是有知识的人，怎么这还不懂？承包的是乡里的干部，放一点水，还要钱，比油还贵。现在好了，也没有水放了。”“怎么了？”“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里一点水，喝得完，怎么放？这粮，种不了，提价还不是白提。你看，田，就几块旱涝保收的了，别的，种了甘蔗，桔柑”“那不是很好吗？卖几个活钱。”“活钱？哪来的活钱。你没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满地都是。那时故意的。家家都有，城里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没有人要，就烂在地里当肥料了。”进村时看到满眼甘蔗什么的，我还高兴。此刻，我哑口无言。心底里生出一种恨来，那些书斋里的“改革家们”，该拉出去枪毙！
离开村子时，我又到那棵板栗树遗址处停留了许久。在那个小小的高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环顾小村的全景，不禁越发留念起那钟声。那钟声里的欢乐，渐渐的清晰起来。
父亲曾是生产队长，是队里一次又一次真正民主投票产生的（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后来的什么“海选”，不过是闹剧，与那个时代的村民选举，天壤之别），一共做了几任队长，我不知道。作为乡亲的带头人，他要比别人起得早，准时敲响那钟。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却仿佛只有这严厉，才担当得起那敲钟的使命。
父亲没有表，只看日头高低，决定敲钟的时间，每天要敲响三次开工、收工的钟。钟声一响，人们闻声而动，不敢怠慢，收工的钟声往往敲的自由，父亲觉得活没有干完，会晚一点敲钟，干得利落，也会早一点敲钟。男人干的是水田的活计，女人做的是旱地的工；满村各处，都是成群结队，说笑中一起劳动的人们。有时候收工的钟声，传不到被山丘遮掩的地方，父亲就会派小孩子去送信，叫大家收工；有时父亲去大队或者公社开会了，会委托别人敲钟，这时收工的钟声往往后推，怕的是，早敲了被我父亲知道，说大家偷懒。于是乎，会有一些人饿得“死去活来”，但不闻钟声谁也不敢收工。
村里有个什么事需要和大家商量，父亲也会敲钟。这时男女老少，集中在打谷场上，热烈讨论，争这争那。当然，往往是男人争，女人们听着，孩子们则在草垛之间，或其他地方，捉迷藏，玩“打仗”，自得其乐。要分稻谷、分小麦、分绿豆黄豆或任何收获了的作物，甚至要分特意宰杀的老牛的肉（那时宰杀任何耕牛，都要公社批准）、分特意捕捞的池塘的鱼，也要敲响那钟。钟声欢快、甜美、袅袅依依、徐徐晃晃。听到这钟声，大家都乐得很！
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钟声，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气温高，午休时间长；夏天，割倒的稻谷在收拢，堆垛子前，都要铺在稻田里，晾晒一天两天；夏天，父亲经常到门口观天象，总能在暴雨要来没来的时候，敲响那钟。钟声节奏激促、铿锵有力，不再是袅袅依依，徐徐晃晃。每闻此钟声，乡亲们会从午睡的梦里、从饭桌上、从自留地里、从菜园子里、甚至从卿卿我我的缠绵中，等各自当前所在的位置，立刻冲向田间，在我父亲的调配下，各就各位，拢稻、捆稻、担稻、打稻垛子，那个热闹、紧张又欢腾的场面，把中国农民的克己、无私、伟大表现的淋漓尽致。有的时候，只是一大片黑云，从天空划过，撒下几粒雨点，但是，没有人抱怨，累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会乐融融，谈笑凯歌还。
在有钟声的那年月，家里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谁会饿死，一切该有的都有。年终决算，无非记录一个“超支”，“超支”累积多了，最后也就一笔勾消了。但这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老弱病残无人照顾的“五保户”才享有这种特权。
那钟声到底是什么？我想，是团结、是斗志、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爱、是平等、是正义、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枪、是头颅、是鲜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道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钟声戛然而止了。
在钟声远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独、贫困、无助。这些不祥的东西，曾让我妻子重新审视自己随父母下放参加劳动遭遇的所谓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幸，也就是所谓“牛棚”里的“磨难”，并终于认识到，今天我家乡的农民受的罪，比她家在“牛棚”里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里，充满不屑的“老毛”，变成了毛泽东，后来又变成了毛主席。当我说要把这些写给网友时，她说：“好哇，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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