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高考完毕的女儿在家收拾各种书报资料，算计着送进废品回收站能卖几个铜钱。我也在整理过期杂志，看是否要处理的。这时，从一本陈旧杂志里掉落出一份纸张略脆的稿子，打开一看，原是一位学人写的《改革——关于前题、选择、结论》文章，落款时间接近30年。
白驹过隙，光阴似箭。一晃30年过去，再读此稿，感叹万分、心潮澎湃。改革结果如这位学人所当年所预言吗？对不对，由大家来评判。全文内容如下：
改革——关于前题、选择、结论
时下中国很热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邓*小*平提出改革之事。我认为，应该建立怎样一个战略思想，这比提出改革口号更难。如何思考与认识这场改革，对此，我想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一、前题；二、选择；三、结论。
一、关于前题
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对世界历史的分析，再加以中外比较，我觉得，中国昨天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民族如何进步、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等遗难杂症，在当今条件下仍然是阻碍中国历史前步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样，今天的中国人所作出的全部努力，旨在要解决的仍然是这个根本问题。
然而，我要说，从已开始的实践行动来看，这种努力结果将会是令人怀疑的。其理由是：这场改革虽然声势浩大，但它缺乏一个前题。前题是什么？一个字：人。前期不考，但说近代。中日同新，中国夭折，日本成功。归纳一点，就是中国人的改革基于要它的人民服从于王道，而日本人闹维新，则要求天皇顺人（民）心。这里，举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对比：严复和伊藤博文同学英国，毕业后各回自己祖国。严复的结局是在洋务派官僚手下邦办做官谋职，而伊藤博文回国后则有机会施展“图强”之梦。
如果再以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一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欧洲前夜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较，或许更能看清这种“前题”确立与否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封建主义的一次大冲击，它的精典之处就是引进了两位“先生”（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并把它作为目的高举着。而错误恰巧发生在这里。手段一旦变成目的，人的一切努力结果都会变形。不用多说，后来的中国历史实践经验已充分证明这点。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亮出的旗帜则是非常明确的：人文主义，一切围绕人的前题下进行重新思考。此举使得曾经一直把上帝奉为神明的人从此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信念。这些觉悟的人成了历史的推动者，生命自我价值发扬光大的实践者。当那些主教大人、牧师、神甫对此拚命提出异议、阻挡、进而联合宪兵、军警进行镇压时，这些意大利人、欧罗巴人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投入战斗。“不自由，毋宁死。”体现的恰恰就是这种可贵的人文精神。
今天，当我们冷静地对两者开展比对时，不难发现一点：中国社会每一次大的步子，其前题都不是先确立人的个性主体价值，而首先考虑集体形式的存在意义。而“集体”利益又总是被少数权力者牢牢控制。试想，当个体没有自我生命价值可言时，在王、君、党、领袖、阶级社会、及由意识形态垄断所拼写出来的伦理、道德面前，人只能屈从于异化了的手段。即便这个手段是忠心“为人民服务”的，但它还是违反了前题。前题只有一个：“人是目的，一切以人为中心。”
二、关于选择
改革，在确立人的前题之后，接着要解决的就是手段问题了。而政府想要行使正确的改革之路，避免走上弯道歧路，最重要一条原则就是：选择。如果说人是自觉的，那么他的选择是自由的、自主的、个性的。把所有选择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唯一选择”和“最佳选择”。对于一个落后的民族来说，他们的选择一般归于前者：唯一选择。而对于一个进步的，或者说先进的民族来说，他们的选择是：最佳选择。无论是精神竞争、物质生产，都是如此。
举例说，美国总统选举，属于“最佳选择”的形式表现，而中国执政者上台，则属于政治上的“唯一选择”，并且不能有反对此“选择”的任何势力集团存在。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毛泽东时代，人们阿谀奉承地说：“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也许还要摸索很长一段时间。”此话似乎想印证一点：“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可倒过来思考，这是整个民族可悲理念，并由此造成个人对领袖盲目崇拜泛滥成灾。
在此，我们来分析一下邓*小*平的改革路子。邓说：“八十年代要完成三大任务：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见邓小平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
前二点且不谈，我只谈第三点。企望以“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方式方法作为“唯一选择”途径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其路子可对？我们知道，“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有技术和意识的，或者说是有经济的和政治的，还可以说有文化和道德等多元化原素所组成。我们不能仅以通过加强“党”性为主观条件，以制定四个现代化如何搞。正确的选择前题是：以“四化”内在规律性来规定“党”这个载体有哪些方面不适应“四化”，需要及时加以改革。是人民需要现代化，而不是“党”要现代化。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拿邓公意思是说，中国要先立“基本原则”，后立“民主”。或者说，“基本原则”指导“民主”前行。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门坎。邓公这种选择法一点也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方法框架。即：以“旧”为标准来观察和衡量新事物；以“我”为主观来规定和接纳新事物，这是“功利”之为。拿邓*小*平话来说：现代化是要搞的，但是不能将“旧”的标准推翻掉，“旧”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它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它的保卫工具是“人民民*主专政”，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此选择而行，四个现代化岂不是变成了“旧”标准下的现代化了吗？改革开放为谁服务？应该是为迎接现代化到来而服务。既然是为现代化服务就应当以它的轴心总揽一切，不能本末倒置。
朱熹说：“天不出仲尼，长夜如漫漫。”这正是中国人这种“唯一选择”的心态表现。我以为，凡是能为人（民）服务的手段，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对象。选择对路，改革才不会出现偏差。
三、关于结论
我对改革结论是：人人平等、自由竞争。如果破坏这个游戏规则，那么势必会导致大部分人的权益被少部人瓜分，贫富差距出现。而贫富差距出现则会直接导致各种社会疑难问题冒出。
2009-6-17晨前一点挂
后语：补充上传原稿，原稿最后一行是：
“三、关于结论，一句话，人人平等，自由竞争。”
本人在整理此稿时，因加进一些现代辞语和个人观点，故，有画蛇添足之感。在此说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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