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兽首'拍而不买'真相调查 焦点转向蔡铭超(图)

来源: n 2009-03-23 10:14:50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186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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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铭超


圆明园兽首“拍而不买”真相调查

  关于圆明园兽首“回归”的话题,至今已经是第三拨。每次都是,各种高涨的声讨之声伴随着拍卖的开始泛起,也随拍卖的结束而消声。

  从保利购回三兽首,9年过去了,关于文物的“回归”途径与障碍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次对兽首“拍而不买”,拍者决然而愤怒的态度,倒是比9年前拥有了更多的勇敢和底气。

  可是,除了引来各界更多的争议和质疑,似乎于事无益。

  而“兽首”风波其实是一个侧面,在一次又一次重复的“声讨”之中,我们的民众、媒体、相关部门,能否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方法,对文物回归施以更加实际和有效的帮助呢?

    鼠、兔兽首“诡异”拍卖始末

  一次出乎意料的“拍而不买”的“壮举”,把一场原本不大的文物拍卖,喧嚣成响彻中外媒体的“大事件”。

  谁,如何,策划了这场没有结局的“游戏”?

  北京时间2月26日凌晨,巴黎大皇宫佳士得拍卖会现场,圆明园鼠首和兔首,分别以每尊1400万欧元落槌成交。买家以电话委托方式竞得。从这时开始,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变化戏剧般发生了。

  当天,国家文物局即发布《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称,“未提供合法来源证明或证明文件不全的,不予办理文物进出境审核手续”。

  四天之后,北京时间3月2日,神秘买家蔡铭超现身,并在北京某饭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开告知媒体,是自己将兽首拍下。同时称,“这个款,不能付”。因为“每一位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都会站出来的,……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拍,而不买,蔡铭超一举瞬间激起千浪。

  而蔡在第二天又进一步解释,自己不付款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如果这两件拍品无法入境,自然不能付款。”

  加之蔡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办方为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后简称基金会),蔡铭超同时也是此基金会的收藏顾问。

  顿时,蔡铭超的“搅局”是否是与相关部门协商后所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是如何发生的?之后又将如何收场?留下一堆疑点重重的疑问。而发布会后,蔡铭超以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均从大众视野消失,对于此事的猜测更加扑朔迷离。

  近日,买家蔡铭超及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独家专访,得以将事件原委清晰还原。

   一场有预谋的竞拍?

  北京时间2月24日凌晨1时左右,离拍卖开始仅剩3天,巴黎大审法院于对中国律师团提交的“禁止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铜像拍卖”的请求作出宣判,法官驳回其关于要求停止拍卖、禁止拍卖的诉讼请求。

  败诉是很多人预料之中的事。

  可居住在巴黎的华人开始上街抗议。 

  同时在中国国内,国家文物局作出回应,称相关负责人已于本月17日致函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明确要求撤拍有关文物,“圆明园兽首理应归还中国”。

  而就在法院宣判前的2个小时,当夜11点多时,身在北京的“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手机响了,他是在第二天起床后,才发现这个未接电话,机主来自蔡铭超,此时身在厦门。

  牛宪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基金会是在2007年12月请蔡铭超做的收藏顾问,而上一次两人联系差不多是一年多以前,也就寒暄了几句。

  “电话里,蔡铭超跟我说,如果兽首流拍或者撤拍就算了,但是他得(先)做一个委托,得关注这个事情。”牛宪锋说。

  作为佳士得VIP客户的蔡铭超,已经决定向拍卖公司做出参与竞拍委托。

  这时,包括相关律师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除了表示抗议,都在枯等未知结局的来临,而期待中最好的结果,就是流拍。

  与蔡通过电话的牛宪锋在静观结果。

  拍卖如期举行。法国当地时间2月25日晚,上千人聚集在拍卖现场,中外记者、中国留学生以及律师团发起人刘洋都在其中,气氛不同往常。据中国某媒体驻法记者描述,一些中国记者被“强制存包,并以没有采访证为由禁止拍照和报道”。拍卖现场之外,由于众多学生进行抗议活动,分发圆明园历史资料,当地还增派警员维持秩序。

  七点半左右,拍卖现场安保人员开始将最后四排座位清空。此处成为观众和参拍者的隔离区——这是当天亚洲艺术品专场的序曲。

  此时,在中国厦门,蔡铭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电脑上观看拍卖现场的情形。“拍卖开始前半个小时,他们(佳士得)给我打来电话——要一直保持通话。”蔡铭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他们拍卖这两个兽首之前,我记得还拍了七件东西。拍这两个兽首时换了一次场地,把一些记者都隔离开。”蔡铭超说,从那时起他几乎已下定决心,拍下兽首,但绝不给钱。

  兽首拍卖正式开始。

  鼠首作为677号拍品出现在大屏幕。900万欧元起拍。有人通过电话出价1000万欧元,蔡铭超按兵不动,价格飙升到了1100万,蔡铭超通过电话告诉现场工作人员开始出价。价格几经交替,很快,停在1400万欧元,落槌。

  蔡坦言,当拍下第一个兽首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毕竟,已抱定主意不付钱的竞拍“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老朋友佳士得”。

  可现场掌声四起。他开始有点疑惑。

  之后兔首的拍卖过程几乎如出一辙。

  一切都结束了。似乎没有太多人去关注其他拍品的成交状况。

  媒体随即报道,“兽首均被神秘买家通过电话购得”。对于买家的各种猜测四起。

  蔡铭超此时仍坐在位于厦门城市中心公园的公司办公室,他给身在北京的牛宪锋打了一个电话。

  “拿下了。”他对牛宪锋说。

  “多少钱?”

  “一千四一个。”蔡铭超说。

  “知道了,我想想吧。”牛宪锋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说‘想想吧’,那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我真是得想想,我哪经历过这种事啊,过亿的拍卖。我本来想说个祝贺的话,结果真没那个心情。”牛宪锋对本刊记者说。

  这时,身在拍卖现场的刘洋向记者表示“竞拍者在明知兽首来源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通过法律手段对竞拍者进行追究。”——包括牛宪锋、被委托人,知道蔡铭超拍得兽首的人不超过十人。

  “我当时坐在那就想,这个事可能是个永远的秘密。”蔡铭超对记者说。而牛宪锋开始失眠。“我本来就睡不着觉,知道这事之后就更睡不着了。”

    “这个款不能付”的出台

  之后几天,媒体和周边的人都在议论兽首被拍的事。朋友也对牛宪锋聊到,听说有人拍得了兽首,牛顾左右言其他地应付着。

  又一轮密集型的报道,不满和谴责的声音成为舆论的主要态度,巨大的压力开始弥漫在法国、厦门和北京的几位知情者中间。

  有国内媒体发出消息,“据称两个兽首的买家为华人”。这时,一切都只停留在猜测的阶段,得不到任何证实。  

  有人义愤地称,“这就是一次阴谋的炒作。”国内弥漫着沮丧的气氛。

  “我看电视,就是有一行字幕说拍卖出去了。有兽首的图片,还有配乐,气氛就跟开追悼会似的。”牛宪锋说,从拍卖之后他一直关注国内的舆论。此时,据称律师团发起人刘洋已前往西班牙散心。直到现在,没有媒体能联系到他。

  在一片争论之中,真正的幕后买家蔡铭超始终在厦门的公司里不动声色。他本人公司的所有职员无一人知道。

  2月28日早晨,牛宪锋按捺不住,他乘坐最早的航班从北京飞往厦门,与蔡铭超商讨处理方案。

  蔡铭超也认为,“兽首的事情最开始基金会就一直在关注,事情到了这个样子,我想和大家说清楚。但是不知道和谁说合适,就通过基金会请了一些记者开发布会。”

  两人经过一天的琢磨,最后确定了六个字“这个款,不能付”。

  “你注意,是不能付,不是不付和付不起,是不能!”牛宪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不能付是有说明有原因的,这个拍卖本身有问题。这是一个态度。”

  确定方案后,牛宪锋当天晚上返回北京。3月1日晚上,蔡铭超来到北京,入住亚洲大酒店。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召开。

  蔡铭超只露面十几秒,发言不足一百字,最后他说出“这个款,不能付”。之后,匆匆离去,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我提前问好服务员从后门怎么乘电梯。我和蔡铭超说,你说完就走,假装接电话或者怎么样的。”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当天,蔡铭超就返回厦门。

  这六个字成为了一枚炸弹。

  也将整个“阻止兽首拍卖”事件引向了另一方向。

    焦点从兽首转到蔡铭超

  法国佳士得表态“此事正在商讨之中,尚不便对媒体发布消息”;媒体评论开始围绕诚信问题铺天盖地;BBC以“英雄还是流氓”的大标题展开报道。而此时,牛宪锋更换了手机号码躲在办公室,蔡铭超将手机呼转为来电提醒。知情者瞬间蒸发了。

  回到厦门的蔡铭超,吩咐员工买来100斤大米,“我就准备天天在公司熬粥喝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着说。公开了自己“拍而不买”的做法,等于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他每天躲在公司里,从办公室的窗户往下去,看着门口来来往往聚集的记者。对于电话和到访的记者,员工一律告知“蔡总还没回来”。

  “他跟我说,他回到厦门仰望星空,泪流满面。”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连我的压力都很大,那一段时间我有表达的欲望,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压力说不清楚。我连仰望星空的心情都没有,北京也看不到星星。”

  国家文物局拍卖会后发布的《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成为蔡铭超进一步解释“不能付款”的依据,加上文物基金会的参与 (虽为民间组织,但职员仍为国家公务员),蔡铭超此次“胆大妄为”之举,也因此引发猜测,是否相关部门参与了事件的“策划”“运作”?

  国家文物局紧接着发表声明称,“蔡铭超拍下兽首是个人行为。”

  舆论开始两极分化。根据一些网站的调查,支持和反对的约7:3。

  还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蔡铭超“有可能要负担法律责任。”…………

  牛宪锋和蔡铭超分别躲在北京和厦门查看不断升级的报道。而对那些对于买家诚信的质疑,他们感到愤怒和不解。

  经过十多天的沉默。蔡铭超再次来到北京,再次“想和大家说清楚”。他有选择地接受了少数媒体的采访。牛宪锋也开始与熟悉的媒体记者接触。

  此时恰是北京两会召开时,圆明园兽首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无论政府发言人还是代表委员纷纷对此事发表观点。

  这两尊曾有着历史记忆的铜兽首,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抽离的符号,它们事关艺术价值、外交关系、法律依据、国民诚信、民族感情,等一切问题,而它们也与其本身的文物含义更行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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