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乃姗
上海是个大舞池:华丽、时尚、亢奋、喧闹、拥挤……活色生香、风景道道，既前卫现代，又遗世怀旧! 20世纪20年代作家穆时英写过一部小说《上海狐步舞》，但时代不一样了，今天上海这个大舞池不再适合缱绻慵懒的狐步曲，也不适合华丽自恋的华尔兹，更不适合雄赳赳气昂昂碰鼻头不转弯的March步(进行曲节奏)，而是节奏越来越急剧抑扬、明快奔放、炽热又细腻的探戈舞步。
上海这个舞池固然具备海纳百川的广博胸怀，任何人都可以进场起舞，但舞池本身的物理空间是有限的，这注定唯有探戈舞步才合适上海这个大舞池。探戈舞不需要太大空间，方寸之间，进退之中，东方与西方、开放与约束、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出格等互相不住碰击，只要配合默契，就能演绎出令人眼花纷乱的舞姿。上海人自信地在一连串看似毫无规律的进退中，在局促的空间里，互相纠缠又精于配合，从灰姑娘遗失水晶鞋的那一场舞会，到地下工作者穿梭其中传递情报，血洒舞池，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戏剧层次，所以有了《上海狐步舞》《子夜》《上海的早晨》《半生缘》等舞出不尽的上海传奇……
“探戈”源自拉丁文Tangere,原意是“触摸”，可见探戈舞中作为矛盾体的男女双方身体的距离。上海城市空间拥挤人所皆知，近年更已从“寸金寸土”到“寸土尺金”了。正如前文所述，上海仄逼的空间就合适探戈舞步:人们常以热烈、奔放、疯狂和性感来形容探戈舞步，而探戈舞步又总是会令人离不开对生命、爱情、反叛等的联想。这种原属阿根廷及乌拉圭两个拉丁国家早期劳工阶层的街舞，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由于拉丁美洲融会着欧洲、非洲奴隶后裔移民及当地白人原居民，以致形成一种独特的结合多元的风俗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相融的综合文化——拉丁文化。探戈舞很生动感性地将其表现出来。从这一角度讲，海派文化与拉丁文化十分神似;都是以本色土文化之深厚底蕴海纳百川，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独特的文化。所以说,海派文化与拉丁文化可谓异曲同工。
上海这个舞池，可谓来者不拒,谁都可入场起舞。
众所周知，上海人与本地人(上海原居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许多上海人根本还不是中国人: 如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皇帝金焰，根本是韩国人，但今天我们追溯上海百年电影史，谁还会想到金焰是个外国人? 以一曲《夜来香》成名的李香兰，是日本人……此外，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 F.L.Hawks.Pott.)是位美籍犹太人，从1886年出任该校校长至上海沦陷，先后达五十年，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广东籍上海人黄素娥。娶了个上海太太对卜舫济在上海的教育事业帮助很大，他还会讲一口洋腔上海话。不幸黄素娥女士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学生们都很怀念这位足以胜任中西文化桥梁的校长夫人,在社交楼SocialHall的大堂，一直挂着这位首任校长太太的照片。卜舫济在1941年初告老回美，但他的儿子，学生昵称他为小LittlePott,仍然留任约大教务长。这位中西混血儿讲着一口地道的曹家渡本地上海话(约大地处曹家波)。上海沦陷后，留沪的欧美侨民全部被日伪押进集中背。小卜一口曹家渡上海闲话和一张混血脸救了他，令他顺利逃脱至大后方重庆。小卜的儿子小小卜，老约大学生都记得他十分调皮，因长着一头黄头发，都称他“小黄毛”。就是这样一个小黄毛抗战期间参加陈纳德的中美航空队，为中日抗成血洒长空!二战胜利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卜，远涉重洋重返上海约大校园，在他，上海就是他的家，他死，也要死在家里。他要求，将他安葬在约大校园内，他要与亲爱的学生朝夕相处! 就这样，一位姓Pott的外国人一家三代，将青春和生命洒在黄浦江边。
有“中国声乐之父”美誉的苏石林，是位俄国人，原是彼得堡歌剧院的首席歌唱家，来上海后，就开了个私人声乐教授班，同时在当时的上海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兼职任教声乐。声乐是西方舶来品，而将声乐有系统理论地介绍进中国，苏石林是第一人。我国男低音歌王温可铮、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高芷兰等,都是这位白俄音乐家的学生。
白俄与犹太人，都是被自己国家驱逐的国际难民，外交辞令称为“无国籍者”。上海这个大舞池，毫不吝啬地向他们敞开怀抱。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舞出精彩，上海的史册就会将你记住。所以我们记住了苏石林、卜舫济、建筑师邬达克、地产大王哈同、沙逊、上海电车公司大股东雷士德....
不说外国人，上海开埠以来,全国各地人都涌向上海，苏州河是实现上海梦的开始。我们这一代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在我年轻时，有一句话: 女孩子没有读过《简爱》的就不算女孩子,男孩子没有读过《基督山恩仇记》就不算男孩子。《基督山恩仇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故事的开始: 船到马赛，如果用武侠小说中的话说，那就是夜黑风高。邓帝斯就是那个主角，披着一身斗篷，从小船上,“bong”的一跳，跳上河岸，接下来就是小说的开始。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一条河就是很多故事的发生开始，很多人物命运的改变，也总觉得好像跟一条河有很密切的关系。苏州河对我意味着什么?船到上海，一条芦船，两三个很壮实的青年背着再简单不过的包袱往岸上那么一跳，就跳出很多故事，很多传奇。可能因为这一跳，他们的家族之树，有了一个新的上海支脉。
上海一方水土养育天下人。百年世博中国参展第一人，是上海蚕丝商人徐荣村，却原来根本是广东人，在历游东南亚各国后，决定定居上海发展，在洋行供职，并于1851年伦敦世博会寄出十二包湖丝，勇参世博，打出品牌，为徐氏家族挣得第一桶金。徐氏家族很快成为上海富甲一方的巨商，并建造了私人宅院愚园,其原址就是今天的愚园路。
虞洽卿也是一个人物，上海现在西藏路以前叫虞洽卿路。他本来是宁波的一个农民,3岁父亲去世家贫。到十几岁时，他妈妈实在养不活他就让他到上海去闯世界。当时村里经常有船到上海来，水路是最便宜的。虞洽卿拿着一封老乡的信乘船来到上海，去瑞康颜料行学生意。临行妈妈给他做了双鞋，那天下大雨，他怕湿了鞋便两手各夹着一只鞋光着脚来到颜料行。天雨路滑，一进店堂就仰天摔了一跤,老板却哈哈大笑,连呼财神爷来了。原来他隔夜做了一个梦，就是财神一手一个金元宝进门就仰天摔了一跤。后来虞洽卿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让这个颜料店越来越好，连老板都做不过他了。虞洽卿办实业办报纸办银行,还在工余去夜校学英文。他当时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是现在去考上海外国语大学肯定是考不上的,因为他讲的是宁波英文，只要外国人都能听懂就好啦。就是凭着这口宁波英文他做了很多事业。中国人都说富不过三代，创业的人克勤克俭，然后儿子孙子呢大把花钱。挣钱慢啊花钱快啊，后来这个颜料行老板只好把大宅卖了。虞洽卿说你是我的恩师，你的房子就卖给我吧,其实他是想帮这个老板。一个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受教育，虞洽卿对此深有体会。于是他把这个大大宅实下来办了个学校，这幢建筑现在还在，是上海一个很有名的饭店即梅陇镇酒家。
这就是上海，你两手空空来，但是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刻苦，你就一定会成功。上海的魅力就在于此，我想你到其他何一个城市，都没有上海这样的空间。这就是海派，为了个上海梦，人们从苏州河上小船跳下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有的成功了，大部分的人都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从农民变成了上海人。这些沿着苏州河来上海的人可能就是我们的曾祖父、曾曾祖父。
大都会的舞池，也是个势利的名利场，尽管大门敞开，没有相当本钱——学历、智慧、机会和背景很容易被飞出局。此外，舞会人场券还印着一行小小的却万万不可忽略的小字——正装出席。故而上海人讲究衣着，在全国甚至海外，是有口皆碑的。上海生活程度高，不算计着点还真没法过。如何以最低的资源创造出最体面的生活文化，是每个上海人必须研究的课题。
有说，骆驼闯入瓷器店，上海仄逼的空间就像一爿列满精致艺术品的瓷器店，骆驼闯入就要闯大祸的，唯有小白鼠才可以在其间灵活蹿跳，上海人很懂得这个道理: 宁做灵活袖珍的小白鼠，也不要做庞大强壮的骆驼。就在精致的瓷器店里，上海人打造出独特的经济又不失体面的生活品味。哪怕一碗最廉价的光面条，上海人也必做得细巧用心:面条下得软硬适中，加上一勺火灼笃滚的、细火熬出的高汤(最廉价的猪骨汤)，再洒上一层切得细细的、碧绿生青的葱花，最后毫不吝啬甩上一坨猪油，如此一碗大众化的面条还有一个十分灿烂的名字:阳春面。最便宜的萝卜干到了上海人手里，也会切成薄薄的片状，在热锅旺油里一炒搁上些许食糖，再注上一汪麻油，萝卜干顿时华丽变身,成为可口的佐餐佳肴。这就叫生活的精致。
上海的小点心:生煎包、大饼油条、豆腐浆，已成上海民生的一个符号。无论是棚户区还是花园洋房的上海人早餐桌，真正天天咖啡西点的毕竟少,唱主角的还是大饼油条，价廉且可口。上海人就有这本事，将最廉价的原料做得用心精巧。遗憾的是,现今买大饼油条远不如从前方便就脚。
所以，上海城市文化和审美的特点，不在阔气豪华，而在精致典雅。上海少北方那种动辄五六进、七八进，雕龙缕凤，描金嵌银的深宅豪院，上海人连洋房都称小洋房。“小”字在上海不仅是解释物理空间的小，而是“小可爱”的意思。上海方言称赞“好”有很多:“小悠悠”、“小趣”、“玲珑相”……都带有“小”的意思，却又含有精致的赞美原意。可见早在百年前，上海的审美已有“迷你”的意识，比世界的“迷你”潮流要超前一大截呢!
亭子间文化，是上海特有的居住文化。亭子间有点类似北方的耳房、偏房，从其在住宅的地位来讲，还可能及不上耳房、偏房的部位。一般上海殷实人家的亭子间，只是用以做箱子间或保姆房。也有中产人家特地将其作为子女独立房，也有做书房。然对大部分上海市民,哪怕天天西装笔挺去坐写字间的小职员、小知识分子,亭子间可是他们得以避风雨的蜗居之所!
从开埠至今,上海房价就一直高企,要在上海置业,从来就必须有相当身家和财力，一百来年都是这样。最可怜的是那班小职员小白领，索性蓝领倒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不稀罕进入那幢诱人的大舞池;他们是宁可坐等在大舞场门口的拉车开差头的，舞场晚晚歌舞升平生意红火他们就开心，他们不用正装，一身短打，也不用天天翻行头。至于“住”，苏州河边——自己用煤屑砖土坯就可搭成，还是不用付房租的自己物业。小职员小白领就惨了，捧那么点薪水不一定比蓝领高多少，为了要进这舞池，他不得不天天“正装出席”，将大半收人投人在“正装”上。上海人熟悉的节约领，俗称假领头，其实早在老上海就有了，当时的名牌衬衫Arrow,一件衬衫可同时配买数只假衣领。衣领底部有数只纽扣，衬衣颈部有相对纽扣孔便于脱卸。因大公司对衣着有严格规定——衬衣需每天烫得笔挺领口要洁净，因此就有此招。
“住”，同样是名利场上一个“关”。上海人只需一向你住的路名: 如巨鹿路、富民路、愚园路、华山路、南京西路……就能估摸出你的生活层次。若是一句“兆丰别墅”、“沁园村”、“逸园”，根本不必路名门牌号，就现出你身价。这就是名利场上的势利眼! 难怪今天的楼盘，动不动就是名人坊、太子坊，原来是有历史劣根性的。
坐写字间的怎么也不得不住在法租界英租界，哪怕在亭子间安家,怎么样也要是在蒲石路(长乐路)、愚园路等。小白领小知识分子小职员人住亭子间，造就了上海很独特的一道城市风景——亭子间风景。
小小亭子间，不但飞出了震撼大江南北的文字和旋律，也体现了上海人精于用最经济的资源缔造最精致的生活质量。
小职员的亭子间不会有沙发有银器柜，但必有一只小书架，上是一尊廉价的小花瓶或维纳斯石膏像，五斗橱镜前会有太太一盒香粉和一尊夜巴黎花露水……
上海人是连小亭子间，也收拾得窗明几净的。
亭子间是一众在名利场上舞客保持尊严的底线，是众多意气风发闯荡大上海的好汉在上海受训的第一块基石。许多上海传奇就是Made in亭子间。上海人都梦想自己只是亭子间过客,遗憾的是，不少人无奈在这里度过一生。可以说，小小亭子间，要比上海众多华厦豪宅，更载得起一部沉甸甸的上海都会史。如果说上海是一部长篇小说，亭子间就是序; 亭子间在沪语中已跳出建筑术语而成上海一道特别的文化符号。如果你读不懂上海这座大舞池这个特别的符号，你一定会被飞出局!
上海人有时会被人误解为小气，其实上海人是精于计算，钱都花在刀口上。必要时，上海人海派起来，哪怕赚的是辛苦钱,都可以为保持自尊和颜面，一掷而出,这就是身在名利场的无奈。
舞池上从来有条潜规则:礼让女士。舞池还有条规则:没有不会跳舞的女人，只有不会带舞的男人。所以说，上海是个很合适女人的城市。女人是舞池的灵魂，她们的灿烂笑容和华衫丽服令整个舞池熠熠生辉，但操纵布置整场舞会的掌阀者,还是男人! 毕竟,全世界还是属于由男性主导的，上海自然也不能例外。再者，中华传统中，就有“舞必伴”的规矩，上海大舞池再西化，毕竟还是根植在中华大地上! 上海女人很聪明地遵循着这个游戏规则，不张狂、不强势，就像太阳静静地将自己的光和热洒向大地，上海女人不露声色，小鸟依人依偎着男人坚实的臂膀,悠悠地步步生花。
上海女人了不起，从三寸金莲到在舞池中翩然起舞，中间不过只有短短的一百来年。今天，女性在教育、就业、从政等诸方面的空间越来越广阔，女性与生俱来的天赋如语言、协调能力，进可攻退可守的灵活性和坚韧性，令上海女人的舞姿越来越精彩，难怪有人用“她”来称呼上海这个大舞池。
男性作为舞池中一员，要想不被飞出局，光靠体能和勤俭刻苦已远不够。舞池本是西方传人的文化，因此他必须学会众多的西方礼仪和行事方式，包括尊重女性。上海先生怕老婆全国出名，应该就是在这只大舞池里熏陶而成。不过与其说怕老婆，不如说疼惜老婆。故而上海女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曾见过一张历史照片，是晚清时期(1910年左右)的上海市电话局在岗女接线生的照片。她们一律梳着大辫子，穿着过膝长袄，她们应是上海滩首批职业女性，甚至可以讲是首批女白领。此外，上海四大公司，“先施”是率先聘用售货小姐的，很快，永安公司也跟上了。售货小姐在上海滩的出现，为女性职业化搭建了平台。据史载,20世纪10年代末，先施的老板马应彪太太带着一行八位女售货员，在先施开闸时正门口迎客，在上海滩还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和远远的围观:这些敢于“抛头露脸”走出家门、服务社会的女性，堪为上海一代新女性的先驱。
上海职业女性最初的活动舞台只限于服务行业:售货小姐、电影院带位小姐、美发厅的美甲小姐……女性天生的细腻温柔，注定上海的服务行业一早就烙上规范化和体贴周到注意细节的印记。直至今日，服务业仍占上海经济版块很大比重，也是上海有口皆碑的强项。
随着上海日益扩大的职业女性队伍，女子教育不失时机跟上时代步伐，上海的女校大约在全国是数目最多分布最广的。光以旧公共租界为例，公立私立教会办的女子中学，真是几双手的手指都数不完:培成女中、培明女中、协进女中、爱国女中、工部局女中、智仁勇女中、华童女校、中西女中、圣玛丽亚女中、务本女中、中国女中……女子中学就是上海职业女性的摇篮，为上海女子教育的普及立下汗马之功，决定了上海女性知识化的百分比可能是全国最高的。千百年来，中国的职场因有了女性的介入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像舞池中因为有了女人，才可以起舞——不论如何，两个男性相拥而舞总显得有点恶心。因为职场中有了异性，男士们更要注意自身的礼仪仪容，力尽斯文得体。在女子刚刚加入职场大军时，可能当时的办公室丛林战役如今那般残酷激烈，也可能因为百多年前上海刚刚从农业经济社会走出不久，职场上还不那么硝烟弥漫。回过来说，枯燥死板的写字间工作因为有了那么一两个美好的女性倩影(当时女白领毕竟所占比例极少，物以稀为贵嘛)，而显得有点生趣。所以说,职业女子的兴起,有意无意中,某程度起了润滑剂的作用。女性以其语言的天赋及委婉阴柔的天性，化解了众多男人无以解决的问题。故而幼儿教育、小学启蒙、医药护理、职场专职处理文件及与客户磋谈的众多细微又繁琐的事务，几乎都被女子包搅了。渐渐地，看似小鸟依人的女子，羽毛渐丰，不觉间，在今天职场上形成对男人一股极强势的威胁。
特别当高等教育向女子开放了，令上海职业女性跨上新的层次:宋氏三姐妹，女外交家龚澎，第一代女飞行员陈素任等，女子教育家薛正，女名医王淑贞，首批中国公费留美女大学生，哈佛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国立音专唯一女主任周淑安，中国女子银行创办人张幼仪，女科学家谢希德、何建雄等。
尽管职业女性的崛起大大威胁了男士在职场的地位，但广大男士仍热衷诚邀女子人场翩然起舞。
女子经济独立，自己花自己钱,就可以尽情装扮自己，大大刺激了社会零售业和制造业。不是有句话:世界上如若没有女人，所有的百货业都要关门大吉。
职业女性在家中也有相对发言权。据统计,90%左右家庭买什么房型，什么颜色型号的车，包括先生领带颜色的图案和色彩,都是由太太决定的。所以讲，女人，是社会大卖场最大的客户,所有商家都得罪不起她们。
职业女性的社会活动肯定繁多——公司年会周年活动，商界同仁、同事间的联谊交际……这形成上海女人格外关注自己形象和时尚信息，上海女人的衣着从而成为全国乃至亚太区的时尚风向标。
上海很早就有各种女性时尚杂志:如《玲珑》杂志,是销量颇不俗的。不过一般女大学生却是不看这种小儿科女性杂志的，犹如今天时尚白领只看《Vogue》和《玛丽嘉儿》《大都会》等，不大看本土的时尚杂志一样。早八九十年前的时尚女性也一样，她们看《Life》《Vogue》好莱坞片中女主角发式是她们的时尚风向标。一如英格丽·堡曼在《战地钟声》中的短发型，一时扫遍上海滩的时尚女大学生。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国门关闭几乎没有时尚讯息之时，一出东德电影《柏林情话》女主角俏皮的发式，经南京理发店张学明师傅之手，很快出现在上海街头，成为当时的时尚。就是在文革期间，中国境内唯一允许上映的白人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中女主角一袭黑白人字呢大衣，也成上海女人争相克隆的时尚……
上海的时尚，因上海女性背景的多元，层次分布是十分细腻的，对“时尚”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的。上海女性时尚一般分三类: 公馆派，典型的如宋氏三姐妹。曾与盛宣怀的一位孙媳妇一起做过电视访谈录，她就谈到,像盛家这样的豪门，不能太时尚。讲得白一点，就是穿着的面料和做工都是一流的，但裁剪和式样要低调，不能太花哨;另一类是学院派，基本与公馆派相吻合，低调和素雅是其主旋律,但普遍要比公馆派活泼洋气得多。以前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犹太人开的专卖店，就是以她们为客户对象，她们基本上都是职业女性。她们也会模仿好莱坞明星的发式和衣着，但绝不全盘吸收，只是在细节上攫取一点。第三种时尚就属于明星派，多为舞女、交际花等所追捧，特点是色泽鲜艳大胆。比如现今影视剧中的旗袍衩都开到胯部，包括浓妆艳抹、细脚伶仃的高跟鞋，都典型是交际花、舞女的审美，不是一般大家闺秀所能接受的……不过，百花中百客,选择哪一种时尚流派，只要过得了自己和家人的关,尽可自由选择。
今时今日，肌肉和力度体能，已不足为男性的强项。随着时代的进步，上海这个大舞池许多游戏规则也在不断整新，在起舞中不但只是男人做领舞，因此上海男人必须学会必要时改变由男性领舞的规则。因此，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机构的管理层中，女性占的比例已越来越多。上海这个大舞池，女人从来没有这样精彩过。上海男人的舞技和能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如何不失风度又不失主动地带好这曲上海探戈，是一门十分费工夫的功课。
与小提琴、竖琴等西洋乐器相比，手风琴是最最平民化的，甚至似不大上台面的:一般交响乐或钢琴协奏曲演出，根本看不到手风琴的身影。连今日望子成龙的家长，都热衷忙于让子女学钢琴或小提琴甚至萨克斯风,罕见学手风琴的。
尽管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不大见得到手风琴，但平民对它并不陌生。因为便于携带，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小公园及马路上的三角花园等，经常看得到它。手风琴不如吉他那样潇洒倜傥,手风琴甚至有点老土相。吉他一背很有种游吟诗人的酷味。手风琴一提,就有点风尘仆仆浪迹天下的苍凉感。
其实手风琴一直被视为探戈乐的灵魂，其音色层次十分丰富多变恰如探戈的肢体语言一样:既能像单簧管或管风琴一样密实深沉，又能像大提琴那样充满沧桑，也可以峰回异转呈长笛竖琴清亮的高音。在探戈音乐中，手风琴是最平民最具本土色彩，充满张力，具多变的音色，且不受任何场地限制，只要手风琴一拉，就能进发出激情火花，驱动舞者释出迷人的肢体语言。
如果说上海是个大舞池，探戈舞是最合适的最上海的肢体语言，而那把手风琴——探戈舞的灵魂，就是上海满眼满目的小市民。我们说大都会小市民，没有市民的“小”，就不会有都会的大。如果说整个上海大都会是一尊精工细雕的艺术品，广大默默无闻的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的小市民，就是那尊艺术品下的红木架座。收藏家都十分清楚，任何珍瑰异宝一旦没有那个红木底座的衬托,就会黯然失色，风采大逊!
小市民不同农民，小市民就是城市人。上海小市民，最初也是农民,后因为洋人大肆圈地，失却了土地，无奈中被转型成城里人。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的某些特点服务业先驱，如西崽(boy,又叫仆欧，专指为外国人打杂的男孩)，海派西餐大厨，外国阿妈，西式女装裁缝，建筑营造商人(旧称包作头)，多为本地人一统天下! 就是因为洋人圈走了他们的土地，并顺势将这些廉价劳动力招进自己企业或干脆在家里做侍役，从而歪打正着，令西洋风不仅通过教育，而且直接从社会上，熏陶影响着几代上海人。
因此我们有了全国独特的洋泾浜英语“司必灵”“巴士”“发噱”“的士”……这些新上海方言! 从这个角度讲，上海人与ABC有种与生俱来的姻缘，小市民阶层作用不可漠视。在他们，ABC是一种吃饭家什谋生工具)，然后才是时尚,再就是身份象征……英文讲得好不好不要紧，文法对不对也没关系,只要外国人能听懂。
小市民不同于城市贫民，小市民有点小家当，如一爿小店铺，或大洋行大公司任个小办事员，政府机关一个小公务员……小市民大多发不了财，但夜饭桌上热汤热菜再加二两老酒的日子还是过得去的。上海小市民多聚居在石库门弄堂里，上海弄堂看似拥挤密集，视觉凌乱残旧，却因为天生天养，自有一股蓬勃活力。相对今天上海人有困难宁可打素未谋面的求助热线，而不肯去敲近在咫尺的邻居家门，上海旧时弄堂有一份市井的温馨和守望相助的情怀。一度关于“睡衣出街”的话题讨论十分热烈。其实，“睡衣出街”的多为上海中老年市民。不能说他们不文明，只是他们大多在弄堂房子里长大，在他们记忆中，弄堂就是众家的大客堂，后门一开一身家常服(可能就是睡衣),拖鞋一拖,就可以出去“茄山胡”串门子。小市民生活虽然捉襟见肘，却过得滋滋润润，这就是大都会小市民的风范。
百多年来上海的弄堂生活，不断受到作为白领文化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挑战，上海小市民们背靠石库门弄堂作后盾，白天西装笔挺或一身长衫山清水秀上班去，晚上回来，汗背心一件甚至打赤膊，躺在横弄堂的竹塌上优哉悠哉，听绍兴戏哼评弹，沁凉的井水里用网线袋吊着只西瓜湃着……小市民就是会小乐胃，外面百乐门舞场霓虹灯再耀眼美国电影中女主角衣服再越穿越少，他们眼睛都不斜溜一下，不过在老酒吃饱后，会讲讲大话，装出一副资深白相人样。上海小市民自有一套生活路子，代代相传。尽管烦恼事一大箩，蜗居在石库门的他们仍过得津津有味。因为他们在弄堂里生活，生于此，甚至逝于此。石库门是上海文化的图腾，是解不清、摸不透的海派繁荣的密码库! 今天说到不动产，人们首先联想到地产，其实地产在今天是分分钟可成转瞬即逝的流动产，要说到令一个城市安身立命的不动产，恰巧就是城市小市民而绝不是城市精英。
当石库门成片被推倒，小市民赖以生长的温床没有了，不能不说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遗憾。
当上海人几乎都住进一门关煞的有房有厅的格局划一的大楼式住宅，上海人好像一下子白领化了，小区里再也见不到小孩在玩官兵抓强盗、女孩子在跳橡皮筋。家长们宁可驱着他们学钢琴、补习英文、学美术...
上海人一面倒地白领化，令生活模式也是统一白领化，小市民群体在迅速消失，并成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探戈乐的灵魂乐器手风琴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因为缺少碰击，探戈音乐特有的连续切分音的节奏不再分明，那原始生命与城市繁华相承的纠缠也越来越平淡……现今社会上十分吹捧白领文化，从生活方式到美学价值，都有意无意地纳人白领文化的规章，因而我有点担心，我们的海派文化会否因此迷失?
恰如西方有“后街文化”，上海有弄堂文化。说起城市文化，我们立时会联想到商业文化、金融文化、娱乐文化……往往容易忽略后街文化。众所周知，街舞、爵士乐、探戈等,都诞生在城市的后街。上海的弄堂文化，大约也可归为后街文化一类。曾经我们的后街文化是多么的丰富:耳熟能详的上海儿歌、各家窗户飞出的地方戏曲、白俄磨刀匠的吆喝声、卖马奶的铃铛声、“光明”棒冰的拍打声,还有卖花女“栀子花白兰花”悠悠的曼吟声,这些市声尽管不入流，却犹如探戈乐中的响板,洋溢着生命力。曾几何时，上海后街满是私人影楼、私人社交舞班、个人画室等种种广告招贴画;上海后街，不时蜗居着曾经显赫一世现已隐名埋姓的传奇人物: 名妓、名交际花、名伶、没落的名公子一如地产大王程麻皮(丽都花园及德义大楼等的旧业主)的后人程贻泽，就蜗居老死在北京西路一条小弄堂的三层阁里。这些传奇人物，只要时机相宜，偶尔也会露一下峥嵘。只要寿命长一点，君不见，今天他们又成为了抢手货，被一帮热衷老上海的写作人像出土文物一样发掘出来，不时在电视镜前侃侃而谈。可见，后街文化的生命力有多顽强，这是我们的城市人文的营养。
本文选自程乃姗《上海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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