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纪事 （一）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在每个人生阶段，我曾很多次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至今也不敢确定是否找到了答案，虽然年近半百，人生阅历也算丰富，我没有半点信心。

缘起

文革结束前一年的冬天，我出生在太行山脉的一个小山沟里，一座马房改造的两间老房子中。隆冬时节，寒风刺骨。我出生的时刻是凌晨，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9岁，一个5岁，还有年纪很大的奶奶。妈妈临盆时，叫醒了9岁的二姐，跑去村子北头请会接生的赤脚医生来帮忙。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更不清楚为何要降生于此。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在我之前，妈妈生了4个姐姐。四姐自出生便被送给了外乡一户无儿无女的人家。一年后，妈妈生下了我。儿时起，我就听说过四姐的存在，但终未谋面。父母也已过世，恐怕今生已是无缘相见。

家庭的命运

人的命运最初都与家庭有关。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喜怒哀乐，生杀予夺，所谓命中注定的东西，都源于“出身”。

庆源昌

我的爷爷叫高泽，字号“润田先生”。爷爷在40多岁时有了我爸爸，爸爸有3个姐姐。爷爷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爷爷在73岁那年去世。时局动荡，命运多舛。通过乡亲、爸爸、姑姑们的口述，我大致了解了一些关于爷爷的情况。

我对曾祖父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爷爷自幼是读过书的，在那个时代的北方农村，有名有字的人并不常见。而且，爷爷还敢称自己“先生”。 年轻时，爷爷曾外出经商，开过石灰厂。儿时的春节，爸爸带我去山外另一边的邻村看望姑姑，沿着盘山小路，爬到山顶时，爸爸指着一处山坳，说他小时候，爷爷的石灰厂就在下面。彼时山坳里，一片荒芜，早已没有半点生产的痕迹。我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失落。爷爷的石灰建材生意想必也不是很成功，也不知道维持了多久。

1920-30年代起，我的爷爷离开山沟里的老家，前往井陉矿区市镇上做粮油生意。爷爷的粮铺铺号“庆源昌”，这次生意应该是很成功的。爷爷的粮铺前面是店铺，后面是住家。店铺门头挂着“庆源昌”的匾额，一个大开间，经营各种粮食和食用油。爷爷奶奶和姑姑们生活在后院。我的大表哥名字叫“庆元”。我不知道表哥的名字是否与粮铺有关。但姑姑比爸爸大很多，想必对爷爷的生意和家里的情况也了解更多。

游击队长

太行山脉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前打游击的地方。大山里便于藏身，易守难攻。游击队晚上会到市镇上，具体做什么爸爸没有叙述过。他只说过，粮铺半夜有人敲门，爷爷就起身去招呼。来人是山里的游击队长。爷爷每次都会让奶奶准备好吃好喝。爷爷爱喝酒，招待客人好酒绝对必不可少。我爷爷一定清楚和气生财的道理。带着枪和队伍的游击队长造访，人家也没有伤害粮铺的生意，热情款待，也是人之常情。时日久了，他们相熟，游击队长不知造访过多少次。

那个时代，日本人侵华战争也在太行山脉胶着。我的大姑，死在日本人手里。老人们说，谁家没有这样的悲剧？过去的事，就那样轻轻地过去了。

“森茂” 自行车

生活在继续，爷爷的生意也在继续。日本人侵华战争惨烈，我无法想象当时矿区镇也有日本产的先进交通工具售卖。“森茂儿”（谐音）自行车，日本货，想必价格不菲。我的爷爷却也买了一辆，学会骑行，方便他洽谈生意，进货，回几十里地外的村里探望。那时候，我的曾祖父应该还在世。爷爷生意算是成功，家里条件在村里算很好，盖了带“门楼”的院子。穷乡僻壤，四合院当然不是北京官宦人家那样雕梁画栋，但也是一处院落的模样。我出生的马房原本有四大间，位于村南头不高不低，地势很好的位置。马房高度有5-6米，墙壁有一米多厚，从地基到圈顶，都是大石砌成。村里人流传，马房的一块石头，一块现洋。数数多少块石头，就知道房子花了多少钱，用来表达这马房造价不菲。

买地和长工

家庭命运在我爸爸7-8岁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爷爷挣得的钱是现洋（也就是银元，袁大头），爸爸叙述说曾经是用麻袋装着，用马车拉回村里的。那个时代，有了钱的人家就会买地。家里还请过长工。我出生的马房，最早是有长工居住的。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家。遇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曾经来家里拜访。我们不认识他，只说以前住在这里，在死之前想再回来看看。我妈妈对此自然一无所知，只能招待老人。一位老人临死之前还想回去看看的地方，想必是自己难以割舍。我不知道爷爷和长工是如何相处的，但我确信，爷爷是个和善，与人方便之人。

暴风骤雨

具体那一年井陉县开始土改，我不知道，也不想去查询这悲剧的具体细节。但爸爸在7-8岁时，他就开始了逃命。这些自述的亲身经历，是不会出错的。那时候，先是“土改”，后来是“四清”，在井陉的农村也是轰轰烈烈，乡民们被组织起来，要砸烂一切原有的秩序。爷爷经营生意挣了钱，买了土地，雇佣长工，这是原罪。无需其他证明，就是新政权要暴力打击的阶级敌人。爷爷的生意是什么时候结束，回到村里居住的，具体年月也无从可考。爷爷回村时，自然是带回了他的森茂儿自行车。到了我长大后，我爸爸还说起过，是村里哪个人从我家抢走了爷爷的森茂儿自行车。作为旁证，我后来听村里的其他老人说，我爷爷的自行车质量就是好。后座拖着一大袋粮食，骑行都稳稳的。抢我家自行车的人活到了80多岁，我认识他时，已经是一个老人，我没有主动和他说过话。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可以确定，我的爷爷在最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活得很凄惨。他前半生创造的一切财富都被剥夺，钱，财产，房子，都被村里的新政权没收了。

爷爷最初的成分是“地主”，我爸爸是地主儿子。那时候的社会形势，打死地主的儿子，绝不是什么稀罕事。我爷爷想必对此心知肚明。运动来了的时候，就让爸爸去逃命。一个7岁的孩子，让他翻山越岭逃离本村。我想不到那些细节，但爸爸确实做到了，他能翻山越岭，逃出险境。河西新村在我们村东山的另一侧，有几十户人家。在河西新村，我有一个干爷爷，干奶奶。我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去看干爷爷。我的干奶奶是对我最好的老人。爷爷去世时，我还没有出生。奶奶大约在我出生不久后就去世了。我成长过程中没有老人的身影。我小学的时候，爸爸带我去看干奶奶。奶奶总是非常开心，急急忙忙的去厨房烧开水，煮带皮的鸡蛋给我。煮好后，剥了皮给我吃。那个时代，鸡蛋是非常珍贵的食物。我在家里，妈妈也并不舍得让我天天吃。鸡蛋还要卖了换钱，买油盐和其他的必需品。爸爸说，干爷爷干奶奶，是他儿时逃命时，认下的。干爷爷干奶奶早已过世，他们如何能在那个年代，去收留一个邻村地主家仓惶逃命的儿子？无从得知。这人性得多么伟大，才敢去对抗那荒唐，愚昧，可怕的一次次运动？又或者，我的爷爷做了什么好事，让他的儿子得到苍天的护佑，得以存活？

爸爸逃命肯定有很多次。我的干爷爷家有两个儿子，和爸爸相熟。爸爸去探望时，他们热情的聊天，想必儿时是一起生活过的。

爸爸的传奇经历

爸爸到了16岁的时候，大约1956年，他不得不离开爷爷，外出谋生。他为何去大同煤矿，没有提起过。16岁的孩子，去大同煤矿下煤窑，因为身材小，煤矿安排他做清理卫生这样的工作。一次，遇到矿务局的“梅局长”。主动来问他：“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我爸爸说：“我叫xx，是井陉北寨人”。北寨是他儿时居住的地方，离我爷爷的粮铺不远。“你不是北寨的。你是高家峪的人”。爸爸不知道这么大的官，怎么能知道他的来历。他并没有探究，愚钝如我，爸爸无数次讲述时，我也沉浸在这近乎传奇的回忆中，不忍心，也没有想到追问。其实，问与不问，答案都很清楚了。梅局长，是曾经在矿区的太行山脉里打游击的游击队长！他和我爷爷的友情，超越了这“阶级”。他们也一定有着联系。小时候觉得无比漫长的岁月，恍若隔世，其实也就7-8年的时光。游击队长在胜利以后，被委任矿务局局长。游击队长的儿子和我爸爸基本同龄。他打游击，去“庆源昌”做客，和我爷爷喝酒的时候，他们共同语言应该很多。从此，我爸爸开始在矿务局的学校读书，还获得了钳工资格。8级钳工，成为技术工人，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成就。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这位地主的儿子，在1970年代还当了技术兵。我小时候房子外墙上挂着一个小牌子，写着“军属”。犹如一道护身符。逢年过节，村里会做一顿好吃的，我和姐姐代表军属，去吃一顿。那可能是我一年当中，唯一吃到肉片的一顿饭。饭后，村委会送一副春联给我们带回家。我爸爸儿时受过惊吓，但他此后的人生算是顺风顺水，随着社会变迁漂泊，却也并没有吃苦。

多年以后，我在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路浩鸿园居住。我的大儿子被送去新源里幼儿园。梅局长的儿子从北京军区退休，住在新源里的老式宿舍楼。我在北京居住的几年里，逢年过节，我也去看望他们。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我搬家到了上海，再后来到了马德里，两家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交代了这许多背景，接下来才会讲到妈妈，和我儿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