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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之母王静梅：你怎懂得我伤悲
窗下读书
2016-06-02 18:54
记者刘向南 | 北京报道
袭警杀人者杨佳于2008年11月26日在上海被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整整一年之后，2009年11月26日，恰逢感恩节，上午10点多，他的母亲王静梅从家里出发，到位于北京西山八大处的福田公墓拜祭杨佳，在这座墓园里，沟北5组阙字1排第23号即是杨佳的墓穴，漆黑的墓碑之上，刻着“爱子杨佳之墓”几个字及生卒年。
“那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就是想去看看孩子，跟佳佳说说话。”11月30日下午，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54岁的王静梅接受了我的采访。生于1980年的杨佳是她的独子，杨佳还小的时候，王静梅便夫妻离异，这许多年来，唯有母子二人相互照顾，相依为命。
坐在我的面前，身材矮小的王静梅衣着整洁，谈吐冷静，看得出，她一直都在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即便如此，谈起杨佳，她仍旧是抑制不住泪如泉涌。“杨佳就是我的全部。”王静梅说。
一个悲伤的日子
刘向南：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是你蹲在杨佳墓前，那是什么时候拍的？
王静梅：杨佳葬在那里后，我去过好多次了，中秋节我去了，8月27日是他的生日，我去了，11月26日我也去了。
刘向南：那块墓地是怎么选的？
王静梅：先是街道办给我推荐了一个地方，我看那里环境不好，就自己选了福田这个地方，花了11万块钱。
我是在2008年12月15日那天领到他的骨灰，上海来人找我，他们把佳佳的东西一样一样都还给我，还有他的骨灰。对我来说，11月26日是比较悲伤的一个日子，去年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情况，而是间接地，通过别人的一些言谈听到杨佳被执行的消息，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你儿子执行了”。
刘向南：当时你在做什么？
王静梅：26号那天早晨起来，我就给杨佳写申诉材料，下午一开门，看到门口有花，我拿起来看，一张字条上写着“杨佳一路走好，”我脑子一下就懵了，就把字条扔了，说这是谁啊，怎么这么说话呢，那个花我就一直没有拿，我一直不相信它，后来家里有人安慰我，说是真的，你不要不相信。
刘向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杨佳的案子的？
王静梅：他是去年7月1日出的事，当天我还到单位解决我自己的事情，晚上回到家，看到有警车停在楼下，警察正在那里等着呢，其中一个是大屯派出所的片警，我们认识，我问他在这干什么，他说在等我，我心里想等我干嘛，我这个人一直都是比较规范的啊，他也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好几年了都没解决，我就问他是不是来解决我的问题来了，他说不是，但仍是跟我一起上楼，进到我们家，跟他一起的，还有两个穿便衣的警察，自称是朝阳分局的。
进屋坐下来，他们就跟我聊起我的事情来，我说这么多年来我的问题说是上访也好，说不是上访也好，我都是在非常规范地解决，一级一级找，没有一点越级或不规范。我就把自己的事情又说了一遍，他们仍是不走，我就说，你们这么多人在这坐着，我儿子一会就回来了，他可进不来，我一说这个，他们才亮出真相来，说我儿子在上海犯刑事案了，要搜查。
家里的事
刘向南：你上面说“解决自己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王静梅：是在我们单位发生的一件事。我是北京雪花集团公司的职工，是检验科的检验员。2000年5月15日早上，我上了一晚上的夜班，正要下班呢，一个女同事来上白班，找茬，冲上来打我，把我打倒在地，动作非常下流，在我身上咬了6个地方，腿上一块肉被她咬得只连着一块皮。发生这个事故的原因是我跟经理不和，当时我们都是单身，在个人问题上，经理记恨我，经常找茬扣我钱，而这个女同事跟经理关系密切，在单位里称王称霸，打过好几次人了。我被打得很严重，光看病就花了2900多块钱，好多天不能上班，后来单位领导说给我处理，下调解书，让她赔3000块钱，我同意了，但她不赔钱，我就把她起诉到宣武区法院，法院明显向着她，认定是互殴，都有责任，谁都不赔谁。我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人民法院，法院仍旧是向着她，仍然认定是互殴，维持原判。
我不服气啊，为了这个事，甚至都气病了，2001年3月得了血栓，住进了医院。后来我仍是不停地找，让他们重审，但都没有处理。对于这些，杨佳也都一步一步看着，这些事情对他都有影响。我希望能有人关注我，给他点阳光，但8年来，一直没人管。
刘向南：2000年杨佳在做什么？
王静梅：他当时20岁，正在上班呢，在家乐福、望京购物中心这些地方打工。他读书读的是北京市中等技术学校，中专，学的是商务会计，毕业后就一直这么干着。2001年3月我住院，他为了照顾我，把工作丢了，之后就没有工作了，只是偶尔去做做销售什么的。
从2002年起，我也退休了，杨佳没有工作，我非常着急，家里就我们娘俩，我跟他父亲在1994年离婚，就没有联系了，杨佳跟他联系也不多，他父亲有自己的家庭，对这边也不是太关心。我一个普通工人，没有路子，就去找单位，找街道，看能不能给杨佳找个工作，一直到2008年，找了不下100回吧，他们都不关注。我心里特别着急，就天天打12345政府热线，这是个便民热线，是非紧急救助中心，但他们说我的事不归他们管。
我打这个热线，上来就说我知道找你可能不对口，但你是政府的热线，能不能把我家里的情况向上面反映一下？孩子好几年都没有工作了，我身体又不好，我都找到我们单位的上级部门二轻局去了，但始终解决不了。我心里着急，就不停地打，从2007年开始，一直打到孩子出事。
从山西到上海
刘向南：杨佳在家里的时候，都喜欢做些什么？
王静梅：他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里呆着，偶尔出去打打零工，回到家就玩电脑。2006年，我对他说，你不要在家呆着，老是看到我的官司什么的，这样对你不好，你应该出去看看。那年11月份，他就出去了。2006年11月26日，他打电话来，说在山西呢，被警察打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山西大同火车站买票的时候，他背着大书包，包里有很多书，他怕书包顶到后面排队的人，就歪着站队，结果警察过去就拽他，他本能地反抗了一下，就被打了，打人者共10人，有警察，也有保安，杨佳的牙都被打坏了。
后来，我带杨佳去山西处理这个事情，找到火车站派出所的所长，让他们给我一个处理结果，给我一个回执，他们不给，后来派出所以打人者每人3000元，共赔了3万块钱。
刘向南：杨佳是怎么去的上海？
王静梅：2007年“十一”，他去上海旅游，之前没有去过，想过去看看。到上海后，租了一辆自行车。10月5日夜里，我都睡觉了，他给我打电话，说让人带到派出所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骑车走在大街上，要买东西，非常着急，警察非要扣他的车，我说你把租赁合同给他们看啊，他说已经给警察出示证件了，但警察认为这个车没有牌照，还是要扣他的车，他就被带到了芷江西路派出所。
杨佳告诉我，在派出所里，警察曾把他抬进工作区，他挨了打。我就给派出所打电话，问为什么打人，他们说杨佳不配合执法。凌晨两点多钟，杨佳才被放出来。为这个事，后来我们一直在讨说法。
刘向南：你们是以什么方式来讨说法的？
王静梅：都是写书面材料，也给闸北分局写过，但没有答复。当时，杨佳在上海的时候，就去找过了，没人理他，回来后，杨佳还一级级写信，都没有答复，一直到2008年3月，芷江派出所一个民警到北京开会，顺便找到我们，说赔我们1500块钱，我们没有答应，我们要让他们按公安条例来处理，给一个回执，他们没有给。我们就接着找。杨佳买了1000个信封和1000张邮票，还有一些打印纸，还没有用得上呢，就发生了这件事。
病人“刘亚玲”
刘向南：去年7月1日警察到了你家，之后发生了什么？
王静梅：后来他们让我去做笔录，把我叫到大屯派出所，那是晚上，下着小雨，我还说要不要带把伞啊，我怕回来的时候还在下雨，他们对我说不用拿，一会用车把你送回来，所以我就没有带雨伞。当时我没有想到一去就回不来了。我家里的门窗也没关，我从单位回来的路上顺便买的东西往地上一扔，什么都没动，直接就去了，我还记得给杨佳买了一条鱼，等我回来后，这些东西都长毛了，都黑了，都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了。
刘向南：你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
王静梅：7月1日把我送到的大屯派出所，7月3日深夜就把我送到安康医院去了。头两天没有睡觉，3号晚上他们才给我找了个办公室，里面有个行军床，办公室里还有个空调，我这才睡了会，但没多久，他们让我起来，那时候都过了夜里12点了，门口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就上去了。孩子不是出事了吗，我还以为是把我送到亲戚那去呢，结果车子一直开，从窗户里往外看，能看到外面有山有树，后来车子在一个大门口停下，又开进去，停在一个铁栅栏门边上，让我下车进那个铁栅栏门。铁栅栏门里还有一道门，我就进去了，我看到那是一个圈，一周都是屋子，中间露天，他们指着头一个屋子，让我进去。
我进大门的时候，趴在车窗上看了一眼，上面写着“管理处”，但没看清楚什么管理处，后来给我抽血，化验，还让我换病服，才觉得像是家医院。我住进去的第二天，他们就“刘亚玲、刘亚玲”地叫我，我说我不叫刘亚玲啊，他们说你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结果，我在那里一待就是143天。而且，我那个屋子永远都是锁着的，不让我出去，他们还给我安排了主治医生。
刘向南：那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
王静梅：每天医院都有放风的时候，一些病人走到那个小圈里头，我说他们都是什么人，护士说都是神经病。我就一直在里面呆着，不知道这个医院叫什么，直到我出来，看到大门口写着“安康医院，”后来看报道，才知道它是安康神经病医院。
刘向南：“刘亚玲”这个名字用了多久？
王静梅：从进去，到出来前两个多月，一直都用这个名字，后来才改回我的真名。
刘向南：在里面这么多天，有人问过案子的事情吗？
王静梅：没人跟我说，一审、二审都没人告诉我。
刘向南：他们给你吃药吗？
王静梅：给我送过两片药，说是用来睡觉的，我说我睡觉挺好，为什么要吃药呢呢，我没有病，就没有吃。
刘向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杨佳杀人的？
王静梅：2008年10月31号给我送二审判决书去了，我才知道的。上海高级法院的两个法官到医院里给我送二审判决书，上面写着我儿子故意杀人了，判死刑了，我才知道的。3页纸，我都不敢看，说杨佳7月1日闯到了哪里，买了很多东西，拿着汽油瓶子，拿着刀到里面杀人，说几秒钟杀了几个人，这些话太刺激我了，我都不敢相信。
“我真的对不起他”
刘向南：你去上海见过一次杨佳，是在什么时候？
王静梅：2008年11月23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在洗头呢，他们告诉我医院里领导找我，我就急急忙忙洗完头过去了，一个处长问我想不想见我儿子，我当然想，他指着边上一堆衣裳，说，想见你儿子，赶紧穿完，3点钟的飞机。我说不可能，怎么把我关了这么多天，突然让我去看儿子呢，我被关得这么憔悴，不能让他看到我的这种精神面貌，让他焦急。我说一定要回家。他说不行，说要是不看，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我当时就感觉到，如果不去看，也许永远都出不去了。这样我就赶紧去见我儿子去了。当天晚上住在上海一个别墅旅馆里，24号早晨起来，去提篮桥监狱见到他。
刘向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王静梅：我这么给你说吧，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心痛啊，我不知道是最后一面，而且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觉得我出来了，有办法救我儿子了，可以为我儿子说话了，我完全是这个心理。我不知道两天后就执行了。见面时间很短，不到20分钟，我就一个心思，赶紧出去给儿子说话，就问了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还给他留了1000块钱。
刘向南：你是什么时候回家的？
王静梅：从上海回来当天，就让我回家了。那天见完杨佳，我还马上见了上海高级法院的主审徐法官，我问他，为什么一审二审都没有告诉我呢，我还没有说话呢，还有重要的证据没交呢，他说你失踪了，找不到你啊，他还说你可以申诉，可以写材料。所以我就抱着非常大的希望回来了。24号当天就回到家了，屋里一团糟，翻得乱七八糟的，我就归置这些东西，把坏掉的东西处理了。这个时候我还觉得有很大希望，可以为儿子说话了。25号晚上7点半多了，上海两个法官来告诉我，21号就已经核准了，第二天，就被执行了。
杨佳在里面的时候，还寄了一封信给家里头，寄的是一封委托书，让我给他请辩护律师。是在2008年9月14号那天寄到我这的，我回来后发现有个包裹条，才知道有这么个事，但是当时我在安康医院，他寄到没人住的家里，我不会收到，他找不到他母亲。
刘向南：这一年来，你都在做些什么？
王静梅：都在想佳佳。昨天我又做梦了，在梦里，我拉到他的手了。上次见杨佳，隔着玻璃呢，我都没有拉到他的手，我说我们握握手，就隔着玻璃碰了碰手。我每天都会想到这些事情。我在想，见他那天，幸亏还隔着玻璃跟他握了握手。当时我不知道是最后一面，我说佳佳，咱们握握手吧，我把手搁在玻璃上，他就把手凑过来了，我看他带着手铐呢，走的时候，我说佳佳，我们再握握手，他就过来跟我握手。
我见他的时候，他非常平静，但我有一种感觉，他有点不理解我。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理解我，会问，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母亲怎么一句话都没说啊，我判了死刑了，妈妈才出现了。我从他对我的态度上能感觉得出来。他的话非常少，不怎么爱说话，对我不理解，有点怪我怎么刚出现。在这一点上，我真的对不起他，我每天都在想，这太残酷了，真的。
杨佳与母亲王静梅的家就在距离亚运村不远处的一个住宅小区里，是一栋6层楼，他们住在第5层。我没能进到他们家中，因为王静梅拒绝了这一要求，她说她们母子二人过了这么多年，杨佳一直有一个习惯，“不喜欢让外人进家里头，”“所以我还是保持原来的那种感觉。”
王静梅向我描述说，他们的房子很小，40多平米，王静梅与杨佳一人一屋，杨佳的小房间里书较多，“基本上保持着他的原样，”引人注目的物件应该是一辆自行车，那是杨佳再一次去上海的时候，没有租车，而是买了一辆，后来，这辆自行车作为遗物，跟杨佳的骨灰一起，被送了回来。
（未刊稿，采访时间：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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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正值国庆长假，因上海盗车事件频发，警方在好多路口设置了关卡。
10月5日，杨佳去上海旅游，骑着租的自行车，晚上八点半，路过上海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突然被执法民警拦下。
民警问杨佳：“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自行车来源证明！”
杨佳一听愤怒地问道：“那么多人不拦，凭什么只拦我！”
因为杨佳的拒不配合。双方在路口僵持了半个多小时，引来众多的群众围观，民警见交通受阻，便把他带到派出所继续盘查。
经过一番询问，执法人员确定杨佳骑的自行车是租来的，于是在凌晨2:30放行。
而在查问期间，杨佳因不配合，并辱骂执法人员。和七个民警发生冲突，持续2分钟。
后来，杨佳回到了北京，但咽不下这口气，就在网上对与他发生冲突的民警进行投诉。
10月16日中旬，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派专人，赶到北京和杨佳进行沟通协调，杨佳和母亲向来访者。
当即提出赔偿精神损失费和开除当事人的要求，但遭到了拒绝。
此后，杨佳多次向督察办投诉。
2008年3月，上海闸北公安分局第二次派工作人员赴京，再次对杨佳进行沟通、劝解和法制宣传。
确定执法人员无过错，最后为了平息此事，答应赔偿他1500元。
可杨佳觉得赔偿太少，被七个民警拳打脚踢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因此，怒火中烧的他，拒不接受处理结果。
此后，他经常去上海闸北分局闹，态度十分强硬。分局的人对他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开始不理不睬。
分局领导也不耐烦了，说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赔偿都没有！
于是，双方矛盾更加尖锐，杨佳发现投诉无果，便产生了报复心理。
于是，通过精心策划后，杨佳在2008年7月1日上午9:40分，带上事先准备好的剔骨刀、汽油瓶、榔头、喷雾、面具等来到了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
之后，他先是在门口的花坛里，扔进了汽油瓶，并且点燃了它，从而引发了火灾。
就在众人救火之时，杨佳趁其不备闯进办公大楼，手持剔骨刀疯狂地向民警捅去，见人就捅，导致六名警员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四位民警受伤后，在21楼被擒获。
最终，杨佳因故意杀人罪，于2008年9月1日被判处死刑。
2008年9月12日，杨佳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9月13日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现场参加旁听的有130余人。在场的有国内30家媒体和三家境外媒体的记者。
当时法庭现场控辩相当激烈，双方辩护都竭力向法庭陈述自己的观点：一方控告执法方有过殴打被告人，而另一方拒不承认有过此行为。
据杨母王静梅说，当时是几个人把他抬到小黑屋里群殴的。且时间持续了2分钟，造成身上多处淤青。
而且该执法机构也认可了此事，并提出赔偿1500元，但杨佳不答应。
事隔半年多，因庭审时被殴打证据不足，2008年10月20日，杨佳袭警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处死刑。
2008年11月25日晚，杨佳的母亲王静梅，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核准杨母王静梅前往上海与杨佳见最后一面 。
在执行死刑之前，母子二人相见。
此时的杨佳万分后悔，他跪在母亲面前，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妈！我对不起你！如有来生我一定做个安分守己的人，好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杨母亲听到这句话后，瞬间泣不成声。
2008年11月26日上午，杨佳以注射的方式执行了死刑。
杨佳走了，他采用最极端的方式了却了心中的仇恨，同时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但他留给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痛，是永远挥之不去的。
回顾整个事件，如果强势的一方能够做到理性一点，文明一点，不去触及他人的底线，那么杨佳袭警事件尚可避免。
如果事后，杨母能够及时开导儿子，让他配合执法，使其熄灭心中的怒火。也不至于今天与儿子阴阳两隔。
人在世间走，不顺心的事会常有。我们如果能用阳光和善的心去接纳人和事，很多不义之举就会自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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