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枪

我 与 枪     刘振墉 

 

我当兵四年半，用过两种枪，一支步枪和一把手枪，总共打过六发子弹。

 

参军之初，在南京汤山炮校集训了三个月，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队列训练，二是政治教育与审查，军训则是次要又次要。每人发一支美制三零步枪，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武器。我拿着这步枪站过营房大门口的门岗，也值过夜哨。军训的唯一内容是步枪的卧式有依托射击，属于最低层次的军事技能。打靶时我三枪21环，勉强及格。

 

五二年起在机关当文化兵，于五三年初夏随部队入朝时，领到一把国产仿苏式手枪和一盒（50发）子弹。已经忘记当年是怎么样训练手枪使用的，只记得打靶时我只打中了一发，其它两发子弹“脱靶”，不知飞到哪儿去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练习射击。但在此后的两年里，到是枪不离身，直到回国后将枪和子弹如数上交。

 

朝鲜在停战后环境依然很复杂。记得停战那天的晚上，天空中冒出好多照明弹，以后在山里也不时地有照明弹出现，这些都表明了敌特的猖獗，更常有敌情通报，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手里有一支枪，胆量要壮得多。

 

一天下午我受命去三兵团取文件，坐的是三轮摩托。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途中却不断地停车检修，从三兵团返程时已是傍晚。车子才开出去两三公里，干脆熄火抛锚了。驾驶员只好将车子扔在路边，步行回三兵团求助。这时天已经黑下来，还下着毛毛雨，我隐蔽在路外的灌木丛里，手枪顶上火，眼睛注视着公路上的动静。直到一个小时后，有卡车从三兵团方向驶来，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将摩托装上卡车，我还是坐在车斗里回到驻地。

 

有几次，夜里要将文件送给另一部门，虽然距离只有两公里多，但因为不在同一条山沟，要爬上爬下，左转右弯。万籁俱寂，树影幢幢，山径依稀，我虽然持有上膛的手枪，但精神却高度紧张。

 

五五年春天部队回国，我随先遣人员到南京领取文件，然后等大部队的列车经过时归队。在浦口旅馆等待的两天里，别人都在街上闲逛，我却呆在房间里，唯恐文件有失。晚上睡觉时，将文件放在被窝里，手枪登膛放在腰旁，心想即使有敌特来袭压住我的身体，我还能隔着棉被从里面开枪。

 

这些防卫的想法和措施，只是我出于职责而采用，至今都不知道是否正确有效？军队发给枪械，的确给我壮了胆，遇事时精神上多了一份依靠。但未能给予必要的军事技能训练，因而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点上，佩枪的作用微不足道。根据现在公开的资料，在朝鲜战争期间及停战后的几年里，联合国军方面派遣到北方的特工人员有一万多人次；由华侨组成的情报组，冒充志愿军进行活动，其中有百十人因此而丢掉性命。这些人都训练有素，强悍机警，我如果遇到他们，不肯束手就擒，就只好以死相搏了。

 

我实在是个不合格的兵，惭愧！

 

一九五六年秋，我收到原部队一封信，说是授与我预备役炮兵少尉军衔，我于是到上海市兵役局办手续，那是在外滩的一座大楼里，领了一本小小的预备役军官证，至今仍保存着。这么多年来，我很少与人提起这件事，实在不好意思，我的军事素养，根本配不上军官这一称号。